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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在国会讨论制定宪法的时候，陈焕章和梁启超、夏曾佑、王式通领衔上书国会，提出把儒教定为国教。陈焕章解释说，“孔教存则国存，孔教昌则国昌……故定孔教为国教，非欲以拒外教，特欲以昌孔教，非必欲昌孔教，实欲以存国脉耳。”上书的最终目的是“定孔教于国教，立于宪法”。有趣的是，最早在中国传播西方经济学思想的严复也是孔教会坚定的支持者。
当时反对孔教为国教最激烈的则是章太炎。章太炎与康有为本来就有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的分歧。关于孔教问题，章太炎撰写了《驳建立孔教论》，称“今人狠见耶苏、路德之法，渐入域中，乃欲建树孔教，以相抗衡，是犹素无创痰，无故以成瘫，乃徒师其鄙劣，而未以相君也”。章太炎还在他的国学讲座中声明，本会“与宗教绝对不能相混”，“凡入孔教者不准入会”。
1913年的《天坛宪草》最终协调折中了双方的意见，在第19条中写道：“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但没有通过定孔教为国教。这也是袁世凯的意思。1916年，袁世凯倒台，黎元洪主政，国会复会，可以继续推进宪法制定工作。黎元洪本人非常支持孔教，于是陈焕章与康有为旧事重提，重新上书定孔教为国教。而张勋也借助康有为拟定了“定孔教为国教”电文，向国会施压。据说当时宪法会议收到的有关定孔教为国教的电文“不下一万三千件”。
在第二轮反对定孔教为国教的潮流中，陈独秀和李大钊等人也加入了进来。陈独秀发表《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等多篇措辞激烈的文章，称“孔教与帝制，有不可离散之因缘”。最终宪法会议多次投票，仍无法通过这个提案。后来又由于对德参战以及张勋复辟等问题，这个提案不了了之。
同样是坚持孔教，应该说陈焕章和康有为的理念并不完全相同。陈焕章更坚持孔教在日常生活中的教化作用，他坚持说，孔教可以用于指导现代生活，而且孔教本身不是一成不变的，可在不同时代下不断改良。“若墨守孔子一时有为而发之言，而不变通尽利，是非孔子之意也。”我们从《孔门理财学》中可以看出，陈焕章在提到儒学时，常常不用“宗教”而用“伦理学”。陈焕章本人也在二十年代以后逐渐退出政治，转入文化层面继续宣扬儒教。
按照《公羊》的看法，孔子之教类似于进化之教。由“据乱世”而至“升平世”，进而至于“太平世”。但陈焕章说：“然此尚不过普通进化论。若欲求特别之理财进化论，则宜求诸井田之制矣。”所以康有为重《公羊》，而陈焕章则更重《大学》。陈焕章回忆说，《大学》里有一句“生财有大道”，让他豁然明白了中西学术贯通之道。
陈焕章的这本奇书是多种因缘巧合的产物，与十九世纪一些学者东书西译的努力也分不开。汉译四书五经的工作可以追溯到很早的传教士，但只有到了理雅各（1815～1897）时代才成了规模。理雅各原是英国伦敦会的传教士，从十八世纪中叶开始在香港系统地翻译四书五经。他的主要合作者是王韬。两人经过多年努力，在1879年到1891年期间，陆续出齐《中国经典》（The Sacred Books of China）共六卷，囊括主要的儒家经典。
从《孔门理财学》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陈焕章对理雅各版本的倚重。陈焕章没有太多精力审定译文，基本都直接采用理雅各译本。原书有一些翻译疏漏，或者是与今文经学不能直接相扣的部分，陈焕章也没有具体讨论。如果严格地把此书翻译成中文，国内学者就不难看出很多与我们国学知识的相悖之处。但陈焕章采用的是变通的办法。他的写作跨度极大，必然要涉及许多极富有争议的话题，而那些争议的背景都很难在较短篇幅内用英文说清楚。陈焕章选择了简单地用今文经学的观点结束这些话题。
这种不甚准确的儒学却得到很多传教士和外国学者的支持。在陈焕章组织孔教会以及上书建议定孔教为国教的过程中，许多外籍人士出了大力，如袁世凯的政治顾问有贺长雄（日），溥仪的英文教师庄士敦（英），老资格传教士李佳白（美）等等。
1912年陈焕章《孔教论》出版，前有五篇序言。除了宿儒沈曾植以外，其他几篇的作者分别是李佳白（美）、梅殿华（英）、李提摩太（英）、费希礼（德）这几位外国传教士。其中固然有陈焕章挟洋自重之意，但也可见在华的外国人士对孔教的认同。
追溯得再远一点，陈焕章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老师中，也有两位值得一提，他们帮助促成了陈焕章的世俗儒学思想。一位是经济思想史家塞利格曼（Selig－man），他终身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一手教出了陈焕章、马寅初、赵乃抟等几代中国经济学人。他素来讲求详实的史料考证和思想源流的分析，对各种思想流派极少偏见。他曾大力向美国的经济学同行介绍社会主义思想，《孔门理财学》的顺利通过也和他力求多元、广采博收的学术倾向分不开。另一位是德裔汉学家夏德（F。Hiah），他曾在中国考察多年，1902年被聘为哥伦比亚大学第一位“丁龙讲座教授”（Dean Lung Professor），这是北美大陆第一个以特别基金设立的汉学讲座。夏德曾翻译过宋代赵汝适的《诸蕃志》，书中扎实的注解轰动一时，成为美国汉学的发轫之作。他的代表作有《中国上古史》和《中国与东罗马交通史》等等。据后来同为夏德弟子的胡适说，夏德在哥伦比亚大学非常寂寞，合适的学生都找不到，故而晚年还是回到了德国。在这种环境下，不难想象他结识深谙中国传统文化的陈焕章时的欣喜。正是他教会了陈焕章如何撰写英文学术论文，把后者领进了西方主流学术界的大门。夏德为陈焕章的《孔门理财学》作了序，其中言道：“彼既为孔教中人，又得西方科学之法以精研之，西方之读者，于其书也，其将由纯粹之孔教家，而见孔教之代表也乎。”
可惜的是，这样一部具有开山意义的特殊作品，直到问世九十多年以后的2005年，始由岳麓书社首次在国内影印出版，而它的中文译本的推出至今依然遥遥无期。
（《孔门理财学》，陈焕章著，岳麓书社2005年5月版，50。00元）
勒庞的粉饰与公民社会的防火墙
吴蕙仪
2002年的法国总统大选，极右翼的国民阵线候选人勒庞出人意料地淘汰社会党候选人若斯潘闯入第二轮，曾经激起世界舆论一片哗然。虽然在其后的第二轮中，法国的左翼和传统右翼选民同仇敌忾，让希拉克以82％的创纪录高票轻松获胜，为主流政治力量守住了阵地，但这场“政治事故”在一向以民主传统为骄傲的法国人心中，留下的远不止是一场虚惊。从此，勒庞闯入总统大选第二轮的“四·二一”，与两年后法国公投否决欧洲宪法的“五·二九”等日期一起，都上升为约定俗成的专有名词，指涉法国乃至欧洲政坛主流失势，极端声音甚嚣尘上的现象。
今年又值法国大选，78岁的老勒庞再次宣布参选，并放话要重新上演五年前爆冷的好戏。不过，有了五年前的“一堑”，法国从选民到媒体都长了一智，选战伊始，就紧盯着勒庞的一言一行。本来所谓黑马，就是在不被看好的情况下出人不备脱颖而出。如今在众人瞩目之下，虽然不能指望再度爆冷，但毫无疑问的是，勒庞和他麾下的国民阵线从2002年起就在法国政坛登堂入室。
撷取勒庞其人生平的一些片断，可能对理解他的政治主张有所助益。
让－玛丽·勒庞1929年出生于法国布列塔尼地区的莫尔比昂省（Morbihan），父亲是小农场主，兼事渔业。“勒庞”这个姓氏在布列塔尼语里是“脑壳”的意思。布列塔尼是法国农业重镇，也是天主教传统最根深蒂固的地区之一，道德观念相对保守，保王党、拿破仑分子在这里至今都能找到忠实拥趸。勒庞的政治取向也很见“地方特色”：如要求自由渔猎，反对堕胎（他曾说法国堕胎合法化使“历史倒退了一千年”），将同性恋认作是反人性之举。他名字中的“玛丽”是从政后加上的，增加天主教色彩。可资说明的是，法国人在出生登记时的名字通常有四个，日常交流中一般只用第一个或前两个。除了第一个名字必然男女有别，之后的名字表示一种追慕、景仰、怀念（如家族长辈），与性别无关。如法共女候选人、总书记玛丽一乔治·布费（Marie－Geroges Buffet）就是一例。也因为如此，政治人物对名字的主动选择也就有了意识形态意味，勒庞为强调天主教渊源而在名字中加入“玛丽”便是一例。今年社会党的女候选人罗亚尔则正好相反，她原名玛丽一赛格林娜（Marie－S6goléne），基于法国左派的反教会传统，她在从政后去掉了名字中的“玛丽”二字。
二战期间，勒庞的父亲捕鱼时触水雷遇难，勒庞成为国家抚养的战争孤儿。日后从政，他常常试图以自己的“爱国情操”取信于人，这种少年经历也成了资本：“我是法国双重的儿子”，他强调。
勒庞很有舌辩的天分，巴黎大学法学院毕业、法国法学学生工会主席，这些都是旁证。印度支那战争期间，勒庞参加过伞兵空降越南；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勒庞参加了一个小图书商人普加德（Poujade）组织的极右党派法兰西兄弟联盟（UFF）。法兰西第四共和国在内忧外患下风雨飘摇，UFF趁势在1956年立法选举中一举夺得五十多个席位，27岁的勒庞赫然在列。今天的勒庞是第五共和国年龄最大的总统候选人，但其每每提起自己曾是第四共和国最年轻的议员，得意之情都溢于言表。
和一切极端势力一样，UFF只是在非常时期昙花一现，戴高乐控制法国政局后，它很快分崩离析。勒庞1959年退出国会，成为“保卫法属阿尔及利亚”的志愿兵。1962年，他改行发行唱片，录制从蒲鲁东、列宁到希特勒和法国著名纳粹分子埃利奥（Herriot）的各色“革命”领袖讲话。不过UFF奉行的政治路数没有随着“党”这个载体的消失而消亡，这本来也是一切民粹主义政党（无论左右）的共性：煽动缺乏保障、心怀怨气的底层草民，对上把矛头对准强势的“肉食者”精英阶层，对下将更弱势者（如移民）作为替罪羊，自己左右开弓，无罪一身轻。七十年代，勒庞重出江湖，自立山头新组建了国民阵线，三十年来国民阵线的种种表现，让论者时时恍然想起：勒庞是与普加德分子一脉相承的。
国民阵线曾是一个以“惊世骇俗”为业的丑闻制造厂，早在六十年代，勒庞就冒天下之大不韪，公开宣称自己在阿尔及利亚“曾经对人施用酷刑，因为必须如此。”更著名的例子是1982年勒庞在RTL电视台访谈节目中称“毒气室是二次大战的细节”。法国法律禁止否认犹太人遭到大屠杀的历史，于是勒庞被象征性地罚款一法郎。钱少得可笑，不过终究标明了一条不许越过的红线。但此后十数年，勒庞依然故我，频放厥词，一时有“勒庞一开口，法院就罚款”之说，传为笑谈。这样的政客可能终其一生都只能扮演跳梁小丑的角色，但欧洲如今经济持续低迷，失业率居高不下，加之开放程度提高带来的移民潮，促使数量不少的选票加速流向左右两个极端。极右翼“把法国还给法国人”、“阻止法国伊斯兰化”、“取消欧元，还我法郎”一类口号尤其大有市场。未必有多少人相信一朝“驱逐鞑虏”就能天下太平，这更多是出于对主流政界的失望和否定，是一种“抗议性选票”，更多不是为勒庞叫好，而是在对精英政治说不。抗议性选票聚沙成塔，于是有了“四·二一”的政治地震。
五年过去，勒庞今又卷土重来，今年的种种民意调查均显示，15％上下的选民“有意”投票支持勒庞。反观2002年大选前的民调结果，勒庞只有6％的预计支持率。我们是否因此有必要担心法国的进一步右转
应该说，民调中勒庞预计支持率的大幅度上升，更多说明的是五年以来，国民阵线正在逐渐被整合收编，纳入法国的政治光谱。支持一个被目之为纳粹余孽的党派，这在很多人眼中曾经是羞于启齿的事情。涉及极端党派时，公开的民调和匿名的投票之间，常有巨大的落差。（所以，民意调查机构公布对投票意愿的统计结果时，都要为国民阵线额外加上大约2％。）今年民调显示的15％，相当接近2002年勒庞实际获得的选票：第一轮16％，第二轮17％，这也大致是勒庞选票的上限。国民阵线的支持者不再在黑暗中静静摩拳擦掌，而开始走到阳光下公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