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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的文章《彻底揭露巴金的反革命真面目》。真是当头一棒！我看了两三行，
连忙把报纸藏起来，我害怕让她看见。她端着烧好的菜出来，脸上还带笑容，
吃饭时她有说有笑。饭后她要看报，我企图把她的注意力引到别处。但是没
有用，她找到了报纸。她的笑容一下子完全消失。这一夜她再没有讲话，早
早地进了房间。我后来发现她躺在床上小声哭着。一个安静的夜晚给破坏
了”。今天回想当时的情景，她那张满是泪痕的脸还在我的眼前。我多么愿
意让她的泪痕消失，笑容在她那憔悴的脸上重现，即使减少我几年的生命来
换取我们家庭生活中一个宁静的夜晚，我也心甘情愿！
二
我听周信芳同志的媳妇说，周的夫人在逝世前经常被打手们拉出去当作
皮球推来推去，打得遍体鳞伤。有人劝她躲开，她说：“我躲开，他们就要
这样对付周先生了。”萧珊并未受到这种新式体罚。可是她在精神上给别人
当皮球打来打去。她也有这样的想法：她多受一点精神折磨，可以减轻对我
的压力。其实这是她一片痴心，结果只苦了她自己。我看见她一天天地憔悴
下去，我看见她的生命之火逐渐熄灭，我多么痛心。我劝她，安慰她，我想
拉住她，一点也没有用。
她常常问我：“你的问题什么时候才解决呢？”我苦笑地说：“总有一
天会解决的。”她叹口气说：“我恐怕等不到那个时候了。”后来她病倒了，
有人劝她打电话找我回家，她不知从哪里得来的消息，她说：“他在写检查，
不要打岔他。他的问题大概可以解决了。”等到我从五·七干校回家休假，
她已经不能起床。她还问我检查写得怎样，问题是否可以解决。我当时的确
在写检查，而且已经写了好几次了。他们要我写，只是为了消耗我的生命。
但她怎么能理解呢？
这时离她逝世不过两个多月，癌细胞已经扩散，可是我们不知道，想找
医生给她认真检查一次，也毫无办法。平日去医院挂号看门诊，等了许久才
见到医生或者实习医生，随便给开个药方就算解决问题。只有在发烧到摄氏
三十九度才有资格挂急诊号，或者还可以在病人拥挤的观察室里待上一天半
天。当时去医院看病找交通工具也很困难，常常是我女婿借了自行车来，让
她坐在车上，他慢慢地推着走。有一次她雇到小三轮卡去看病，看好门诊回
家雇不到车了，只好同陪她看病的朋友一起慢慢地走回来，走走停停，走到
街口，她快要倒下了，只得请求行人到我们家通知。她一个表侄正好来探病，
就由他去把她背了回家。她希望拍一张X 光片子查一查肠子有什么病，但是
办不到。后来靠了她一位亲戚帮忙开后门两次拍片，才查出她患肠癌。以后
又靠朋友设法开后门住进了医院。她自己还很高兴，以为得救了。只有她一
个人不知真实的病情，她在医院里只活了三个星期。
我休假回家假期满了，我又请过两次假，留在家里照料病人。最多也不
到一个月。我看见她病情日趋严重，实在不愿意把她丢开不管，我要求延长
假期的时候，我们那个单位的一个“工宣队”头头逼着我第二天就回干校去。
我回到家里，她问起来，我无法隐瞒。她叹了一口气，说：“你放心去吧。”
她把脸掉过去，不让我看她。我女儿、女婿看到这种情景，自告奋勇跑到巨
鹿路向那位“工宣队”头头解释，希望同意我在市区多留些日子照料病人。
可是那个头头“执法如山”，还说：他不是医生，留在家里，有什么用！“留
在家里对他改造不利！”他们气愤地回到家中，只说机关不同意，后来才对
我传达了这句“名言”。我还能讲什么呢？明天回干校去！
整个晚上她睡不好，我更睡不好。出乎意外，第二天一早我那个插队落
户的儿子在我们房间里出现了，他是昨天半夜里到的。他得到了家信，请假
回家看母亲，却没有想到母亲病成这样。我见了他一面，把他母亲交给他，
就回干校去了。
在车上我的情绪很不好。我实在想不通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我在干
校待了五天，无法同家里通消息。我已经猜到她的病不轻了。可是人们不让
我过问她的事情。这五天是多么难熬的日子！到第五天晚上在干校的造反派
头头通知我们全体第二天一早回市区开会。这样我才又回到了家，见到我的
爱人。靠了朋友帮忙，她可以住进中山医院肝癌病房，一切都准备好，她第
二天就要住院了。她多么希望住院前见我一面，我终于回来了。连我也没有
想到她的病情发展得这么快。我们见了面，我一句话也讲不出来。她说了一
句：“我到底住院了。”我答说：“你安心治疗吧。”她父亲也来看她，老
人家双目失明，去医院探病有困难，可能是来同他的女儿告别了。
我吃过中饭，就去参加给别人戴上反革命帽子的大会，受批判、戴帽子
的人不止一个，其中有一个我的熟人王若望同志①，他过去也是作家，不过
比我年轻。我们一起在“牛棚”里关过一个时期，他的罪名是“摘帽右派”。
他不服，不听话，他贴出大字报，声明“自己解放自己”，因此罪名越搞越
大，给捉去关了一个时期不算，还戴上了反革命的帽子监督劳动。在会场里
我一直像在做怪梦。开完会回家，见到萧珊我感到格外亲切，仿佛重回人间。
可是她不舒服，不想讲话，偶尔讲一句半句。我还记得她讲了两次：“我看
不到了。”我连声问她看不到什么？她后来才说：“看不到你解放了。”我
还能再讲什么呢？
我儿子在旁边，垂头丧气，精神不好，晚饭只吃了半碗，像是患感冒。
她忽然指着他小声说：“他怎么办呢？”他当时在安徽山区农村已经待了三
年半，政治上没有人管，生活上不能养活自己，而且因为是我的儿子，给剥
夺了好些公民权利。他先学会沉默，后来又学会抽烟。我怀着内疚的心情看
看他。我后悔当初不该写小说，更不该生儿育女。我还记得前两年在痛苦难
熬的时候她对我说：“孩子们说爸爸做了坏事，害了我们大家。”这好像用
刀子在割我身上的肉。我没有出声，我把泪水全吞在肚里。她睡了一觉醒过
来忽然问我：“你明天不去了？”我说“不去了。”就是那个“工宣队”头
头今天通知我不用再去干校就留在市区。他还问我：“你知道萧珊是什么
病？”我答说：“知道。”其实家里瞒住我，不给我知道真相，我还是从他
这句问话里猜到的。
三
第二天早晨她动身去医院，一个朋友和我女儿、女婿陪她去。她穿好衣
服等候车来。她显得急躁，又有些留恋，东张张西望望，她也许在想是不是
能再看到这里的一切。我送走她，心上反而加了一块大石头。
将近二十天里，我每天去医院陪伴她大半天。我照料她，我坐在病床前
守着她，同她短短地谈几句话。她的病情恶化，一天天衰弱下去，肚子却一
天天大起来，行动越来越不方便。当时病房里没有人照料，生活方面除饮食
外一切都必须自理。后来听同病房的人称赞她“坚强”，说她每天早晚都默
默地挣扎着下了床，走到厕所。医生对我们谈起，病人的身体经不住手术，
最怕的是她的肠子堵塞，要是不堵塞，还可以拖延一个时期。她住院后的半
个月是一九六六年八月以来我既感痛苦又感到幸福的一段时间，是我和她在
一起度过的最后的平静的时刻，我今天还不能将它忘记。但是半个月以后，
她的病情又有了发展，一天吃中饭的时候，医生通知我儿子找我去谈话。他
告诉我：病人的肠子给堵住了，必须开刀。开刀不一定有把握，也许中途出
毛病。但是不开刀，后果更不堪设想。他要我决定，并且要我劝她同意。我
做了决定，就去病房对她解释。我讲完话，她只说了一句：“看来，我们要
分别了。”她望着我，眼睛里全是泪水。我说：“不会的。。”我的声音哑
了。接着护士长来安慰她，对她说：“我陪你，不要紧的。”她回答：“你
陪我就好。”时间很紧迫，医生、护士们很快作好了准备，她给送进手术室
去了，是她的表侄把她推到手术室门口的。我们就在外面廊上等了好几个小
时，等到她平安地给送出来，由儿子把她推回到病房去。儿子还在她的身边
守过一个夜晚。过两天他也病倒了，查出来他患肝炎，是从安徽农村带回来
的。本来我们想瞒住他的母亲，可是无意间让他母亲知道了。她不断地问：
“儿子怎么样？”我自己也不知道儿子怎么样，我怎么能使她放心呢？晚上
回到家，走进空空的、静静的房间，我几乎要叫出声来：“一切都朝我的头
打下来吧，让所有的灾祸都来吧。我受得住！”
我应当感谢那位热心而又善良的护士长，她同情我的处境，要我把儿子
的事情完全交给她办。她作好安排，陪他看病、检查，让他很快住进别处的
隔离病房，得到及时的治疗和护理。他在隔离病房里苦苦地等候母亲病情的
好转。母亲躺在病床上，只能有气无力地说几句短短的话，她经常问：“棠
棠怎么样？”从她那双含泪的眼睛里我明白她多么想看见她最爱的儿子。但
是她已经没有精力多想了。
她每天给输血，打盐水针。她看见我去就断断续续地问我：“输多少西
西的血？该怎么办？”我安慰她：“你只管放心。没有问题，治病要紧。”
她不止一次地说：“你辛苦了。”我有什么苦呢？我能够为我最亲爱的人做
事情，哪怕做一件小事，我也高兴！后来她的身体更不行了。医生给她输氧
气，鼻子里整天插着管子。她几次要求拿开，这说明她感到难受，但是听了
我们的劝告，她终于忍受下去了。开刀以后她只活了五天。谁也想不到她会
去得这么快！五天中间我整天守在病床前，默默地望着她在受苦（我是设身
处地感觉到这样的），可是她除了两、三次要求搬开床前巨大的氧气筒，三、
四次表示担心输血较多付不出医药费之外，并没有抱怨过什么。见到熟人她
常有这样一种表情：请原谅我麻烦了你们。她非常安静，但并未昏睡，始终
睁大两只眼睛。眼睛很大，很美，很亮。我望着，望着，好像在望快要燃尽
的烛火。我多么想让这对眼睛永远亮下去！我多么害怕她离开我！我甚至愿
意为我那十四卷“邪书”受到千刀万剐，只求她能安静地活下去。
不久前我重读梅林写的《马克思传》，书中引用了马克思给女儿的信里
的一段话，讲到马克思夫人的死。信上说：“她很快就咽了气。。。这个病
具有一种逐渐虚脱的性质，就像由于衰老所致一样。甚至在最后几小时也没
有临终的挣扎，而是慢慢地沉入睡乡。她的眼睛比任何时候都更大、更美、
更亮！”这段话我记得很清楚。马克思夫人也死于癌症。我默默地望着萧珊
那对很大、很美、很亮的眼睛，我想起这段话，稍微得到一点安慰。听说她
的确也“没有临终的挣扎”，也是“慢慢地沉入睡乡”。我这样说，因为她
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不在她的身边。那天是星期天，卫生防疫站因为我
们家发现了肝炎病人，派人上午来做消毒工作。她的表妹有空愿意到医院去
照料她，讲好我们吃过中饭就去接替。没有想到我们刚刚端起饭碗，就得到
传呼电话，通知我女儿去医院，说是她妈妈“不行”了。真是晴天霹雳！我
和我女儿、女婿赶到医院。她那张病床上连床垫也给拿走了。别人告诉我她
在太平间。我们又下了楼赶到那里，在门口遇见表妹。还是她找人帮忙把“咽
了气”的病人抬进来的。死者还不曾给放进铁匣子里送进冷库，她躺在担架
上，但已经给白布床单包得紧紧的，看不到面容了。我只看到她的名字。我
弯下身子，把地上那个还有点人形的白布包拍了好几下，一面哭着唤她的名
字。不过几分钟的时间。这算是什么告别呢？
据表妹说，她逝世的时刻，表妹也不知道。她曾经对表妹说：“找医生
来。”医生来过，并没有什么。后来她就渐渐地“沉入睡乡”。表妹还以为
她在睡眠。一个护士来打针，才发觉她的心脏已经停止跳动了。我没有能同
她诀别，我有许多话没有能向她倾吐，她不能没有留下一句遗言就离开我！
我后来常常想，她对表妹说：“找医生来，”很可能不是“找医生”，是“找
李先生”（她平日这样称呼我）。为什么那天上午偏偏我不在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