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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后来常常想，她对表妹说：“找医生来，”很可能不是“找医生”，是“找
李先生”（她平日这样称呼我）。为什么那天上午偏偏我不在病房呢？家里
人都不在她身边，她死得这样凄凉！
我女婿马上打电话给我们仅有的几个亲戚。她的弟媳赶到医院，马上晕
了过去。三天以后在龙华火葬场举行告别仪式。她的朋友一个也没有来，因
为一则我们没有通知，二则我是一个审查了将近七年的对象。没有悼词，没
有吊客，只有一片伤心的哭声。我衷心感谢前来参加仪式的少数亲友和特地
来帮忙的我女儿的两三个同学，最后，我跟她的遗体告别，女儿望着遗容哀
哭，儿子在隔离病房还不知道把他当作命根子的妈妈已经死亡。值得提说的
是她当作自己儿子照顾了好些年的一位亡友的男孩从北京赶来，只为了看见
她的最后一面。这个整天同钢铁打交道的技术员，他的心倒不像钢铁那样。
他得到电报以后，他爱人对他说：“你去吧，你不去一趟，你的心永远安定
不了。”我在变了形的她的遗体旁边站了一会。别人给我和她照了像。我痛
苦地想：这是最后一次了，即使给我们留下来很难看的形象，我也要珍视这
个镜头。
一切都结束了。过了几天我和女儿、女婿到火葬场，领到了她的骨灰盒。
在存放室寄存了三年之后，我按期把骨灰盒接回家里。有人劝我把她的骨灰
安葬，我宁愿让骨灰盒放在我的寝室里，我感到她仍然和我在一起。
四
梦魇一般的日子终于过去了。六年仿佛一瞬间似的远远地落在后面了。
其实哪里是一瞬间！这段时间里有多少流着血和泪的日子啊。不仅是六年，
从我开始写这篇短文到现在又过去了半年，半年中我经常在火葬场的大厅里
默哀，行礼，为了纪念给“四人帮”迫害致死的朋友。想到他们不能把个人
的智慧和才华献给社会主义祖国，我万分惋惜。每次戴上黑纱、插上纸花的
同时，我也想起我自己最亲爱的朋友，一个普通的文艺爱好者，一个成绩不
大的翻译工作者，一个心地善良的人。她是我的生命的一部分，她的骨灰里
有我的泪和血。
她是我的一个读者。一九三六年我在上海第一次同她见面。一九三八年
和一九四一年我们两次在桂林像朋友似地住在一起。一九四四年我们在贵阳
结婚。我认识她的时候，她还不到二十，对她的成长我应当负很大的责任。
她读了我的小说，给我写信，后来见到了我，对我发生了感情。她在中学念
书，看见我以前，因为参加学生运动被学校开除，回到家乡住了一个短时期，
又出来进另一所学校。倘使不是为了我，她三七、三八年一定去了延安。她
同我谈了八年的恋爱，后来到贵阳旅行结婚，只印发了一个通知，没有摆过
一桌酒席。从贵阳我和她先后到了重庆，住在民国路文化生活出版社门市部
楼梯下七、八个平方米的小屋里。她托人买了四只玻璃杯开始组织我们的小
家庭。她陪着我经历了各种艰苦生活。在抗日战争紧张的时期，我们一起在
日军进城以前十多个小时逃离广州，我们从广东到广西，从昆明到桂林，从
金华到温州，我们分散了，又重见，相见后又别离。在我那两册《旅途通讯》
中就有一部分这种生活的记录。四十年前有一位朋友批评我：“这算什么文
章！”我的《文集》出版后，另一位朋友认为我不应当把它们也收进去。他
们都有道理，两年来我对朋友、对读者讲过不止一次，我决定不让《文集》
重版。但是为我自己，我要经常翻看那两小册《通讯》。在那些年代，每当
我落在困苦的境地里、朋友们各奔前程的时候，她总是亲切地在我的耳边说：
“不要难过，我不会离开你，我在你的身边。”的确，只有在她最后一次进
手术室之前她才说过这样一句：“我们要分别了。”
我同她一起生活了三十多年。但是我并没有好好地帮助过她。她比我有
才华，却缺乏刻苦钻研的精神。我很喜欢她翻译的普希金和屠格涅夫的小说。
虽然译文并不恰当，也不是普希金和屠格涅夫的风格，它们却是有创造性的
文学作品，阅读它们对我是一种享受。她想改变自己的生活，不愿作家庭妇
女，却又缺少吃苦耐劳的勇气。她听一个朋友的劝告，得到后来也是给“四
人帮”迫害致死的叶以群同志的同意，到《上海文学》“义务劳动”，也做
了一点点工作，然而在运动中却受到批判，说她专门向老作家组稿，又说她
是我派去的“坐探”。她为了改造思想，想走捷径，要求参加“四清”运动，
找人推荐到某铜厂的工作组工作，工作相当忙碌、紧张，她却精神愉快。但
是到我快要靠边的时候，她也被叫回“作协分会”参加运动。她第一次参加
这种急风暴雨般的斗争，而且是以反动权威家属的身份参加，她不知道该怎
么办才好。她张惶失措，坐立不安，替我担心，又为儿女的前途忧虑。她盼
望什么人向她伸出援助的手，可是朋友们离开了她，“同事们”拿她当作箭
靶，还有人想通过整她来整我。她不是“作协分会”或者刊物的正式工作人
员，可是仍然被“勒令”靠边劳动、站队挂牌，放回家以后，又给揪到机关。
过一个时期，她写了认罪的检查、第二次给放回家的时候，我们机关的造反
派头头却通知里弄委员会罚她扫街。她怕人看见，每天大清早起来，拿着扫
帚出门，扫得精疲力尽，才回到家里，关上大门，吐了一口气。但有时她还
碰到上学去的小孩，对她叫骂“巴金的臭婆娘”。我偶尔看见她拿着扫帚回
来，不敢正眼看她，我感到负罪的心情，这是对她的一个致命的打击。不到
两个月，她病倒了，以后就没有再出去扫街（我妹妹继续扫了一个时期），
但是也没有完全恢复健康。尽管她还继续拖了四年，但一直到死她并不曾看
到我恢复自由。这就是她的最后，然而绝不是她的结局。她的结局将和我的
结局连在一起。
我绝不悲观。我要争取多活。我要为我们社会主义祖国工作到生命的最
后一息。在我丧失工作能力的时候，我希望病榻上有萧珊翻译的那几本小说。
等到我永远闭上眼睛，就让我的骨灰同她的搀和在一起。
1979 年1 月16 日写完
①作者原注。王若望同志在1957 年被错划为右派（1962 年摘帽），最
近已经改正，恢复名誉。
《怀念萧珊》导读
十年动乱后，巴金拿起了被剥夺十年之久的笔勤奋创作。从1978 年底起
陆续在香港《大公报》和《文汇报》上发表作品，到1986 年9 月终于完成了
共150 篇、42 万字的五集（《随想录》、《探索集》、《真话集》、《病中
集》、《无题集》）《随想录》的创作。本篇即收于此。
《怀念萧珊》写于1978 年8 月至1979 年1 月，是巴金为纪念他的爱人
萧珊逝世六周年而作。作为新时期散文创作中优秀的悼亡之作，它不同于一
般的悼亡文字：极尽陈述故人生前的美德善行，丰功伟绩，以及死后亲人们
的不尽思念，而是着力描绘萧珊在生命力程的最后几年里对抗黑暗的坚强性
格，以及对生活的坚韧信念，鞭挞控诉了那个黑暗的时代，以及它的反人性
和荒诞与丑恶。
首先，作者带着时代的情绪反思昨日的灾难，将个人的遭遇与整个国家、
民族的劫难过程联系在一起，揭露并谴责了“文革”。作者在哀悼亡妻的同
时，也倾述了对自己的伤悼，伤悼自己在这场灾难中所失去了的一切。它从
一个侧面再现了“文革”这场民族灾难的实际情况，真实地记录了中国一代
知识分子在浩劫中的心灵轨迹。作者不只是在追悼亡妻，而是用血和泪的文
字，深刻而真实地反映出中国知识分子在这场历史悲剧中的惨痛遭遇。
其次，在回忆抒情中刻画了亡妻萧珊动人的形象。作者没有平铺他们30
年的生活，而只选取了三个生活片断——“为我受难”“弥留之际”“我的
第一个读者”来突现萧珊善良、美丽、文雅的性格。具体行文上，先写非常
时期，再写最悲痛的时刻，最后倒叙历史，更突出了怀念之情。
第三，纯出于感情的自然流露，以文字的本色反映生活的本色，追求“无
技巧”的最高艺术境界。作品以感情线索穿连全篇，从艺术构思到遣词造句，
全凭作者感情的自然流泄无拘无束，娓娓道来，没有清规戒律，直抒胸臆，
喜怒哀乐之情随事抒写，自然倾泻，毫无顾忌。这种似乎不讲构思、结构、
抒情手法、语言无任何藻饰的所谓“无技巧”正是技巧高度圆熟、练达的表
现。这种艺术的最大自由，达到了返璞归真、圣巧近拙、炉火纯青的境界。
这在巴金中年以后的创作中才逐渐成为自觉的追求。
（郑永）
包身工
夏衍
已经是旧历四月中旬了，上午四点一刻，晓星才从慢慢地推移着的淡云
里消去，蜂房般的格子铺里的人们已经在蠕动了。
“拆铺啦！起来。”
穿着一身和时节不相称的拷皮衫裤①的男子，像生气似地叫喊。
“芦柴棒！去烧火，妈的，还躺着，猪猡！”
七尺阔，十二尺深的工房楼下，横七竖八地躺满了十六七个“猪猡”。
跟着这种有威势的喊声，在充满了汗臭、粪臭、和湿气的空气里，她们很快
地就像被搅动了的蜂窝一般地骚动起来。打伸欠，叹气，叫喊，找衣服，穿
错了别人的鞋子，胡乱地踏在别人身上，在离开别人头部不到一尺的马桶上
很响地小便。成人期女孩所共有的害羞的感觉，在这些被叫做“猪猡”的人
们中间似乎已经很钝感了。半裸体的起来开门，拎着裤子争夺马桶，将身体
稍稍背转一下就会公然地在男人面前换衣服。
那男人虎虎地向起身得慢一点的女人们身上踢了几脚，回转身来站在不
满二尺阔的楼梯上，向楼上的另一群人呼喊。
“揍你的！再不起来？懒虫！等太阳上山吗？”
蓬头，赤脚，一边扣着钮扣，几个睡眼惺松的“懒虫”从楼上冲下来了，
自来水龙头边挤满了人，用手捧些水来浇在脸上；“芦柴棒”着急地要将大
锅子里的稀饭烧滚，但是倒冒出来的青烟引起了她一阵猛烈的咳嗽。十五六
岁，除出老板之外大概很少有人知道她的姓名，手脚瘦得像芦棒梗一样，于
是大家就拿芦柴棒当作了她的名字。
这是杨树浦福临路东洋纱厂的工房。长方形的，用红砖墙严密地封锁着
的工房区域，被一条水门汀的弄堂马路划成狭长的两块。像鸽子笼一般的分
割得很均匀。每边八排，每排五户，一共是八十户一楼一底的房屋。每间工
房的楼上楼下，平均住宿着三十三个被老板们所指骂的“懒虫”和“猪猡”，
所以，除出“带工”老板②、老板娘、他们的家族亲戚，和那穿拷皮衣服的
同一职务的打杂、请愿警③，。。之外，这工房区域的墙圈里还住着二千个
左右穿着破烂衣服而专替别人制造衣料的“猪猡”。
但是，她们正式的名称却是“包身工”。她们的身体，已经以一种奇妙
的方式，包给了叫做“带工”的老板。每年——特别是水灾旱灾的时候，这
些在东洋厂里有“脚路”④的带工，就亲身或者派人到他们家乡或者灾荒区
域，用他们多年熟练了的、可以将一根稻草讲成金条的嘴巴，去游说那些无
力“饲养”可又不忍让他们儿女饿死的同乡。
“还用说，住的是洋式的公司房子，吃的是鱼肉荤腥，一个月休息两天，
咱们带着到马路上去玩玩，嘿，几十层楼的高房子，两层楼的汽车，各种各
样，好看好玩的外国东西，老乡！人生一世，你也得去见识一下啊！
“做满三年，以后赚的钱就归你啦，块把钱一天的工钱，嘿，别人跟我
叩了头也不替她写进去！咱们是同乡，有交情。
“交给我带去，有什么三差二错，我还能回家乡吗？”
这样说着，咬着草根树皮的女孩子可不必说，就是她们的父母也会怨悔
自己没有跟去享福的福分了。于是，在预备好了的“包身契”上画上一个十
字，包身费一般是大洋二十元，期限三年，三年之内，由带工的供给住食，
介绍工作，赚钱归带工者收用，生死疾病，一听天命，先付包洋十元，人银
两讫，“恐后无凭，立此包身契据是实”！
福临路工房的二千左右的包身工，隶属在五十个以上的带工头手下，她
们是顺从地替“带工”赚钱的“机器”，所以每个“带工”所带包工的人数，
也就表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