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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她心动。在我伸手摸她的眉毛时，她醒过来。
沙莎睁开眼睛就说：“肚子饿了，我想吃热干面。”她特别提到解放公园路口，紧挨着市文联办公楼的那一家。
从前的书籍上总有病号饭一说。我穿好衣服，出门去给沙莎买病号热干面。下楼梯时，迎面碰上汪总领着一个美丽的女孩往上走。我同汪总寒暄时，那个女孩冲着我妩媚一笑。我突然认出她就是前些时躺在韩丁床上不肯走的那一位。汪总大方地向我介绍说，女孩是他们酒店公关部的副经理，叫小黄。走到街上，我才知道这时已是上午九点光景了。
找到沙莎所说的地方，正好走了一站路。我在人最多的那一家摊点上买好两碗热干面，自己吃一碗，剩下的装进饭盒带回家。上楼梯时，正好碰上汪总同小黄往下走。汪总见我的样子就说我快成为一个地道的武汉男人了。我让过他们时，发现小黄的口红颜色同先前不大一样。
我掏出崭新的钥匙打开门，本以为沙莎还在睡觉，进屋后却听见她正用电话在同谁说话。听了几句，像是有谁要来。沙莎的声音有点怪，冷冷的像是在办公室里接待前来求职的大中专应届毕业生。她端上热干面，只吃了一口眉头就皱起来。好不容易将第二口咽下去，她就忍不住数落开来，说我一定是偷懒，就在门外随便买了一碗拿回来哄她。我说了她推崇的那家摊点的模样，还掏出返回时乘524专线车买的车票作证。沙莎不但不信我的解释，还一并责怪我连一站路也不愿走，完全不像是从乡下来的人。我没说什么，将她手上的饭盒拿过来，一口气吃光了里面的热干面，然后又端着它出了门。这一次我叫了一辆“麻木”，转眼就到了解放公园路路口。我在三个同样卖热干面的摊点上各买了一份，拿回家摆在餐桌上，让沙莎自己挑选。沙莎只用鼻子一闻，就选出了她所要的。她还指着另一碗说，这是我刚买过的。我不能不佩服沙莎对热干面的敏感。尽管我刚发现她家就是卖热干面的，我还是认定这是她超过师思的地方。
这个故事半个小时后，就在武汉流传开了。沙莎的几个中学同学上门来贺喜，沙莎不无得意地将我买热干面的经过说给她们听。一个女同学说，找个从乡下来的男人做丈夫，最大的好处是说话算话，令行禁止。她说自己的姐夫就是从乡下来的，虽然读了研究生，三年前没条件用洗衣机时，做姐夫的还得用手给她搓洗内裤。我说这应该是姐夫对小姨子的骚扰。她们大笑起来，异口同声地说我到底是从乡下来的，真的以为是沾了小便宜。
这样的气氛让我觉得无聊。我躲进房里，给韩丁发了个寻呼，想问他过得怎么样。在等电话响的时候，我找出没有用完的名片，在上面添上这屋的电话号码，并在号码后面写上（h）。我将名片都写完了，韩丁才将电话打过来。他过得很好，又有了新的女朋友，只是股票老也涨不到他心中的那个期望值。我劝他像换女朋友一样，赶紧将手中的股票脱手，免得出现意外被套牢了。韩丁不同意，他说玩女人是玩感情，玩股票则是玩理智。韩丁说他有希望在春节前弄一串新房子的钥匙玩。接下来我又给师思打电话，从接电话的女孩口气中我听出师思在办公室，但她不愿接我的电话。女孩同我打趣，要我别吃着碗里的肉又瞅着锅里的鱼。我否认这一点，反说自己有种被她们开除的感觉。女孩对我叹气，满腹牢骚地说杂志社的情况越来越让人心寒，主编宣布了新的改革方案，将全社人员的工资同杂志的发行量捆在一起浮动。我一听，心里也不舒服，杂志发行的数量逐月下降，我们的工资也变得没有出头之日。
在我纳闷时，客人们全走了。沙莎走进房中，根本不在乎我的情绪，武断地吩咐，十一点时有个姓王的经理要来，届时她躲在房里不出面。而我则要说她有急事出去了。待王经理坐下，她会打我的呼机。我趁机到房里回电话，并要故意将声音提高，让王经理能听见我也有急事必须马上出门。
一会儿，一个胖乎乎的男人果然敲门进来。我不知底细，只好照沙莎说的去做。我拿着响个不停的呼机进到房里，沙莎将一张写着她教过的话的纸放在电话机旁。我大声瞎说一通。待我回到客厅，王经理马上起身告辞。我将王经理送到门外，刚转身关上门，沙莎就迫不及待地冲进客厅，在王经理坐过的地方找寻起来。转眼间，她就从茶几上的一本书里找到一只饱满的大信封。两个手指一抠，一大叠百元人民币立即露出那熟悉而可爱的面容。
07
由于沙莎不肯对我说王经理的来历。我不肯接受沙莎关于家里的电话由她来接的规定。沙莎的理由很充足：这部电话是从牛会计那里接转过来的，它可能牵涉到一些不同的秘密，她比我更了解局里的情况，由她先行甄别是必要的。沙莎有她的办法，当天下午她出门打针，回来时给我买了一双花花公子皮鞋。一开始，我还以为是在哪个路边店里买的水货，打开纸盒，上面有张专卖店的发票。我逛过那专卖店，像这样的鞋最低也要六百几十元钱。虽然我心情好了些，但是心里更怀疑那只装钱的信封的来历。
天黑时，老赵给我捎来一大堆信。让我吃惊的是，“猫头鹰”的头头给我寄来一封信，祝贺我的新婚。信中说，哪天只要我肯去他们杂志社走走，他们会送给我一百美元作贺礼。沙莎立即劝我趁着婚假未满，到武昌找“猫头鹰”将那张绿钞票取回来，让她见识一下。我同老赵说了一会儿话，钱主任便拿了一碗汤过来，让老赵趁热喝下去。老赵机械地将头埋进碗里。钱主任抽空给我们讲了她的婚姻介绍所里发生的一宗趣事：一对离婚五年的夫妻，用假名联系上后，相互写了五十多封情书，彼此爱得死去活来，到见面时，才知道对方是当年闹离婚打得头破血流的冤家。她还没将结局说完整，隔壁王婶突然呐喊起来。
最先作出反应的是钱主任，她第一个跑到门口。我们赶到时，王婶屋里传出尖利的玻璃粉碎声。王婶的声音被门缝切割得又尖又细：“你这人面兽心的流氓，老娘今天非同你离婚不可！”这种尖细的声音特别能刺激别人的心灵。我们按照法律约定的配对关系，相互看了一眼。王婶又叫：“老娘辛辛苦苦弄了一套房子成个家，你竟敢将小婊子往我床上领。觉得酒店的床不过瘾，想同人家做夫妻是不是？”汪总终于吼了一句：“你不要像个泼妇，好好的讲道理不行吗？”王婶声音更大：“我就是泼妇，永远也不会像小婊子那样发嗲！”屋里什么重物被推倒了。这时楼上楼下的人都钻出来，站在楼梯上听动静。
钱主任说：“这样要出事的。”她拉上沙莎去敲王婶的门，老赵趁人不注意，将剩下的半碗汤倒进卫生间的便坑里。老赵朝我哭的样子，很像小孩偷偷干了坏事被人发现，不但没有胆怯，反而有些快活。
钱主任将王婶的门敲了足足二十分钟，其间一点停歇也没有，直到王婶终于将门打开。我们进去时，发现地上全是咖啡壶的碎片，茶几四脚朝天地躺在地上。没容我们开口，王婶便气呼呼地告诉我们，汪总今天将什么女人领进家里了，不仅用了她的床她的枕头，还用了她的唇膏她的化妆品。她说以前就觉得家里的唇膏被人用过，所以就特别留心，每次用过后，自己在唇膏上用头发勒一道小细纹。她将唇膏给我们看，指出本来细纹应在什么地方，现在只剩下底部上的一点痕迹了。
汪总在旁边说：“你今天爬起来就慌忙赶去上班，说是有要紧的会议。那样子，哪有心思去设陷阱！”王婶说：“告诉你，我宁可自己不抹口红，也不会忘记往唇膏上做记号！”钱主任示意我和老赵将汪总领到我家去避一避。汪总进了我家门后，一屁股坐下来，随手拿起我家的烟，朝我们各扔一支。我和老赵在家从不吸烟，这时情不自禁地同他对了火。
吸了几口烟后，汪总说：“小蓝，我带小黄来和去你都看见了，这么短时间能做什么？”我想了想说：“真想做，时间还是够的。”汪总笑了一下说：“够是够，但那是同鸡的玩法，玩情人这样可不行。”老赵说：“我相信你，至少今天什么事也没有。”汪总高兴地说：“到底只有男人才能相互理解。”此后我们不再提起这个话题，聊了一阵酒店的事后，汪总忽然告诉我，“猫头鹰”的头头今天中午在他们那儿包了五桌酒席，标准都是八千元，可出席的宾客都是副不三不四的模样。我告诉他，这些人可能都是二渠道的书商，也就是报上经常批判的非法出版商。汪总马上改口说自己小瞧了他们，这些人现在是枭雄，将来是英雄。他劝我趁早结交一些所谓黑道上的人，因为迟早有这些人的用武之地。我们谈得热火朝天，要不是老赵说句话，似乎不存在刚才汪总和王婶吵架的事。
老赵说：“她要同你离婚，你就答应下来。”汪总说：“我们的老板是日本人，他不喜欢手下人闹离婚。”老赵说：“别犹豫，不然就够你受的。”总的说来，三个男人的谈话气氛是轻松随意的。不比隔壁，王婶的哭泣不时可闻。
因为这件事，三家六口人都上老赵家去吃晚饭。老赵的女儿到深圳工作去了。老赵的屋里却还像年轻人喜好的那样，鲜花、干花和假花混杂着摆了许多。钱主任特地让我和汪总参观了她和老赵的卧室，重点是床头柜上的那支红玫瑰。她要我们向老赵学习，经常向妻子表示一下爱心。
夜里，我同沙莎睡在一起时，沙莎说她相信汪总有对王婶的不忠行为。我不能告诉她我看见汪总领着小黄进屋，这是天下男人的秉性，外面的事尽量不同妻子说。女人天性好怀疑，不定就会由他人联想到自己头上来。我只能对沙莎说，我相信是王婶多疑了。
沙莎说：“你们男人总是偏袒男人。”我说：“女人还不是这样。”沙莎又说：“你们一定觉得王婶这样做太过分了。有句话我要先告诉你，你若是像汪总这样对待我，我就杀了你！”她说话语气很平静。我摸了摸她的脉搏，速律很均匀。
半夜里，沙莎将我弄醒。我知道她要干什么，就提醒她别忘了医嘱。沙莎要我进去后别动。她心里慌，想这样。我本想就这样依她。但后来我们还是完成了整个程序。沙莎说了句很有意味的话：谁叫我们正年轻哩！事实上，沙莎的蜜月病并没有恶化。包括大夫的吩咐，世上很多前人的经验之谈，其实是危言耸听。
第二天早上，我们听见王婶说了句类似的话：“趁我们还年轻，赶紧从头再来！”王婶将门摔得山响，整栋楼都颤抖起来，她下楼的脚步声像有一次送煤气的工人，不小心将煤气罐掉在楼梯上，轰隆隆地滚落的动静。
连续吵了几天几夜后，王婶和汪总终于协议离婚了。他们办完离婚手续，我们的蜜月也度完了。
上班的第一天，师思就同我吵了一架。本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校样上我将一处“唯一”圈出来，改成“惟一”。师思将它复原后，我又改过来了。旁边的女孩帮忙查字典，证明是我对。师思硬说这是约定俗成。后来我想惟一这词在特定心情下是很敏感。我并没有多说什么，师思就同我红了脸，还将几本杂志朝我摔过来。好在这时我已意味到这中间还有别的因素，我弯腰拾起掉在地上的东西时，自语了一句：谁叫我是男人哩。
我们刚吵完，沙莎突然出现在门口。她是来专门告诉我，王婶和汪总离婚了。
沙莎的神情中有一股莫名其妙的烦愁。问起来，她又没有东西可说。
杂志社的男女都说我变憔悴了。他们隐去另外一句话：我纵欲过度了。对于我的记忆，新婚这一段，除了纵欲实在没有别的可说。
我抽空往“猫头鹰”那边打了个电话，感谢他们对我的祝福。然后约了去拿美元的时间。这天中午，主编在圣诞酒店宴请从北京开完文代会的几个人。主编被酒灌得红光满面后，整个下午都在师思对面架着二郎腿，吹嘘刚刚听来的北京方面的故事。他说朱基副总理在人民大会堂给文艺界的人作了个形势报告，要大家将手头的钱管紧点，包括银行在内，许多人其实是在挥霍老百姓的存款。我忍不住插嘴说，他今天中午请客也是在挥霍全杂志社人的存款。
师思出其不意地说：“不同他们联络感情，谁给我们写文章！”她的神色很冷峻。
我被师思的态度震住了。主编得以继续侃下去。我看得出师思是在装模作样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