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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南：怎么形成这种“超稳定”的？
尹明善：我想这里有他们的舞台，有很高的待遇，我经常讲“8分人才，9分使用，10分待遇”。当你把他看准了，决定让这个人作为你的栋梁、你的骨干的时候，就要给他很大的舞台、更高的待遇，把他留下来。他们可能会有一些诚惶诚恐，因为他们自己都没想到会有那么高的待遇！所以一般来说，他们可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相对稳定下来。我相信，事业心和法制条款还是能把我们的高层人员基本上稳定下来的。
我们经常说，我们高举的是民族工业的大旗，我想所有的中国人都应该有一点民族的气节，都希望中华民族能够扬眉吐气。很多媒体采访我说，你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我说不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工人的工资现在每人只是100美金，所以我们的产品才有竞争力，而发达国家工人的工资可以是1000美金。如果哪一天我们中国人、力帆的工人每个月能够拿到两三千美金，而我的产品仍然有竞争力，那时候说我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我才可以接受。看来这个道路很遥远，可能一生都很难实现这个目标，但是我们一定要向这个目标前进。中国人没有理由一个月就只拿一二百美金，我们同样都是地球上的公民，这就需要众多的民族工业家、众多愿意为民族企业效劳的经理人员和工人。我们就用这种精神鼓励他们，我想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李南：您是民营企业家里面第一个进入政府高官系列的，您说您有２／３的时间从政。
尹明善：首先这是客观事实，又有官方的头衔，又是一个大商人，但是我不喜欢，这个称呼不是一个好的称呼，这个称呼就意味着以权谋私。在探索当中，我身在其中，一定要小心，我们可以努力干，努力经商，努力参政，但是绝对不能把两者混合起来。如果哪一天出了问题，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悲剧，这需要探索，也需要发挥群众的智慧。
李南：参政之后您感觉目前对自己的生意有没有影响？在精力方面和其他方面呢？
尹明善：天下的事情都有正反两个方面：时间上来说影响比较大，花很多时间参政议政，要苦得多；但从某种程度上讲，也锻炼了自己的能力，不得不承认，我们的政府机关有一整套好的管理办法，很多东西是我以前接触不到的。因为政府的这种程序管理、上下级的严格划分，在某种程度上是正确的。特别是对大企业，如果很混乱就要出问题，所以从参政议政的角度来看，我学到了很多东西。从我个人来讲更是好事情，人生需要挑战，需要丰富自己的经历，能够从一个文化人变成一个大商人，变成一个国家干部，这几个角色的变换使我的经历更为丰富，让我一生当中有更多的光彩，应该说是一件好事情。
目前的尹明善不再仅仅是一个商人，而且还是中国首批进入省级官员序列的民营企业家，这本身就具有某种标志性的意义。商界与政界的交融、企业家与官员的双重身份丰富了尹明善的人生，使这个年逾六旬的老人看起来更加睿智而且深沉。在他的办公室中我们看到一个摆设，原以为上面的“淡薄名利，宁静致远”是他的座右铭，而尹明善却告诉我们，他的人生目标是“生命不息，奋斗不止”。
我觉得我本质上是一个文化人，比较酷爱文化，把商业也当成一种文化在研究。李南：在目前这个阶段，您怎么给自己定位？
尹明善：从本质上讲，我认为我还是一个文化人，因为我酷爱读书，喜欢研究文化，崇尚的也是文化。但是时代的需要，当个大商人也需要从政、议政，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拥护时代之潮流，顺乎人群之需要，不能逆潮流而动。
李南：这是不是也可以诠释您当时所说的“一个商人的成熟关键在于政治素质的成熟”？
尹明善：对。至少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家，要想将政治和经济截然划开很难，我们政府把经济建设作为中心，是贫穷落后国家的需要。在这个时候，如果仅仅从商人的角度来谈商业，可能肤浅了一点儿，站的角度太低了一些，所以我们不妨从文化的角度、政治的角度、经济的角度来研究经济，可能会更丰富一些。
李南：我这里有媒体对您的几句评价，读起来很有意思：“评评老尹，54岁创业，身无‘棒棒军’之力；读书不少，言未立兼有迂腐；临事而俱，胆小如鼠，‘秀才造反，三年不成’；追求崇高，难饮箪食瓢饮之苦；经营小有方，所得却超过应得之百倍、千倍。万千荣耀集一身，喜煞！惊煞！愧煞！”语言很是生动形象，您认为这种评价是否到位，如果让您自己来评价自己，您会怎么说？
尹明善：我觉得很到位，因为每一个人都是矛盾体，如果你愿意向朋友、向观众袒露你的心机的话，你一定是有这一面，还有另外一面，每一个人都这样，我也一样。一方面，确实临势而据，遇见事情害怕，如果害怕就失去了机会，所以在害怕的时候，也要抓住机会，豁出去了！人是一种矛盾体，在矛盾体当中怎么把握自己？我想，相当多的人不太思考这种思想上的问题、哲学上的问题，方法上的问题，每天就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吃饭穿衣，上班睡觉。他们不太探讨这方面的事情，所以他们就很难取得大的成功。人要成功，在方法上一定要有研究。我觉得我本质上是一个文化人，比较酷爱文化，把商业也当成一种文化在研究。人生短暂，在一生当中，几次起起伏伏，也是非常正常的。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从学者到成功的商人，从最初的小作坊老板到现在享誉全国的摩托巨子，尹明善走出了自己与众不同的人生之路。作为一个一直在商品经济大潮中历练的民营企业家，尹明善强烈的忧患意识和不断创新的勇气使他一直屹立于时代的潮头，这也许正应了他那句话：“大浪淘沙，是沙自流，是金自存”。
编导：杜玉倩
刚一见到尹明善，觉得他和我们心目中的红顶商人形象相去甚远，既没有叱咤风云、挥斥方遒的气魄，也没有口若悬河、精明强干的姿态，相反倒有几分文弱之气，或许这正是尹明善自认的文人之气。当说到自己小时生活艰难，为养家糊口而不得不12岁就做小生意时，尹明善用浓重的四川口音喊起了“卖洋钢针、发卡”，吆喝声格外响亮，周围几个年轻同事笑了起来，我却笑不出来，若没有昔时年少的磨难，也不会有今日民营经济的擎大旗者。苦难，是人生最好的老师。
第三部分第32节 拓荒者 王维嘉专访（1）
无线互联世界的拓荒者 美国通用无线通讯有限公司总裁王维嘉专访
时下，海归回国创业是一个热门话题。而说起这些海归，我们可以数出像UT斯达康的吴鹰、搜狐的张朝阳、网通的田溯宁等等。但是，在这些海归当中有一个人也同样地值得我们去关注，他在全球第一个提出了“无线互联”的概念，在中国第一个发出了拇指经济将呈爆炸式增长的预言。他就是美国斯坦福大学博士、美国通用无线通讯有限公司总裁王维嘉先生。王维嘉，美国通用无线通讯有限公司总裁。1977年考入中国科技大学无线电系，1984年获硕士学位，1985年赴美，在斯坦福大学电气工程系攻读博士。1987年获博士学位后，先后就职于美国太平洋贝尔公司、蜂窝数据公司、英特威尔公司。1994年在硅谷创建美国通用无线通讯有限公司，并任总裁至今。
我觉得自己运气很好，因为很多人在大学学的东西不一定是你今天做的东西，而我喜欢的东西、学习的东西与今天做的东西都是一样的。李南：您小时候很喜欢无线电，自己还装过发射机之类的，那后来您从事这样一个职业，和小时候的那种喜好有没有关系？
王维嘉：我觉得有。男孩子一般喜欢两样东西：一个是无线电，一个是开车。为什么呢？因为所有的雄性都希望走得最远，听得最远。那么无线电就是让你和地球的另外一端通讯，所以无线电爱好者大部分都是男孩。我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开始装矿石收音机，后来上五年级时装过一个发射机。
李南：过去一般的收音机就只能收，是吗？
王维嘉：对。假如说我现在说话对方可以听得到，就需要一个发射机。其实现在每一部手机都是一个发射机，但是在过去，一部发射机就是一个所谓的电台，电台是永远和敌人联系在一起的，只有敌人才有电台。所以当时我找了很多人问这个发射机怎么装，他们都不敢告诉我，我也不懂为什么。后来我知道，文化大革命当中，你要是装一个能发射电波的电台的话，万一被查出来就有可能会变成反革命。那时我是小孩，没什么事，但背后教我怎么设计的大人，就有可能被抓进监狱去。我当时不知道，后来才知道有这么严重。我从小就非常喜欢装收音机这些东西，上大学学的是无线电，然后去美国读书也是读通讯专业，等于说我的爱好从小学三年级到现在都没有变。
李南：对自己的爱好始终不渝。
王维嘉：是的。对于这种超距离的通讯、沟通、交流，我从内心有一种兴奋。所以我觉得自己运气很好，因为很多人在大学学的东西不一定是你今天做的东西，而我喜欢的东西、学习的东西与今天做的东西都是一样的。
李南：是很难得。您想一想，如果您当时没有到斯坦福去读博士，而是在国内选择了一所也是很棒的大学，会不会选择今天这样的道路呢？您是不是一个天性中就萌生着创业冲动的人呢？
王维嘉：我的创业冲动是在去斯坦福之前。那是1984年，当时的《人民日报》登了一个连载叫“硅谷热”，是一个斯坦福的教授讲硅谷，从惠普公司的创业历史一直讲到苹果，我看完之后就激动得夜不能寐，想像着自己也要做这样的事情。那时候我还不知道我能去斯坦福，后来正好去了斯坦福。如果我没有去斯坦福的话，到了美国的其他一所学校或者在国内一个学校读书，我觉得很有可能我还是会创业。
童年的爱好和一次次幸运的巧合，使王维嘉离创业的梦想越来越近。从1977年恢复高考，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中国科技大学无线电系开始，到1987年获斯坦福博士学位的10年间，王维嘉都在为实现自己的创业梦想努力着。同大多数斯坦福的毕业生一样，他也到美国许多著名的大企业工作过，同时也在寻找创业目标，为创办后来的美通公司积聚力量和经验。1994年王维嘉融资成功，创办了美国通用无线通信有限公司，致力于发展当时并不为大多数人所知的无线互联产业。
我当时有一个很强烈的感觉：中国一定会变成世界第一大无线通讯市场。当一个公司一年做到100亿美金的时候，对一个一年100万美金的市场是绝对没兴趣的，而这就是小公司的机会。这就是为什么往往新的市场都是由小公司启动的。
投资和炒股票一样，你越好的时候别人越愿意投。
李南：1994年成立美通，1995年就把公司的业务陆陆续续往中国搬了，当时您这么看好国内的市场？
王维嘉：1995年过来时肯定是看好国内的市场。我觉得国内市场和创业一样，你认定这个东西，并不一定要有非常清晰的计算理念或者是评估，有时候就是感觉。我为什么会看好中国？因为我1992年回国的时候，看到当时很多人都带一个很大的摩托罗拉寻呼机，这种寻呼机当时卖到三四千块钱，而当时人们的月工资才500块。我说如果是这样的话，未来手机的发展就更不得了了。所以我当时有一个很强烈的感觉：就是中国一定会变成世界第一大无线通讯市场。
李南：您的判断两年前就实现了。当时您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市场，觉得不能坐着等市场？
王维嘉：微软为什么能够在PC上成功？其实当时比尔•；盖茨害怕得每天睡不着觉，因为一旦IBM认识到PC的未来潜力，他哥俩就一点戏都没有了。IBM随便弄出几个工程师来，技术都比他俩高很多。但是大公司往往没有时间、精力去注重小的市场，当一个公司一年做到100亿美金的时候，对一个一年100万美金的市场是绝对没兴趣的，而这就是小公司的机会。这就是为什么往往新的市场都是由小公司启动的，从网景、YAHOO（雅虎）到CISCO（思科）都是这样的。对于我们来说，只有起步早才能做得好，但是往往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就是起步太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