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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朱德看到这些东西时，周告诉他：“敌人是我们最好的运输队。我们需要什么，他们送什么，还不要报酬……我们正为没有云南地图发愁，敌人就给我们送来了这些地图。我们的伤员需要药，而现在想要的药品都有了。”
大家都高兴地笑了。
在四川，周心情沉重地庆祝“五一”节。因为离开江西的共产党战士们已有一半的人在长征的头６个月里英勇献身了。此刻，当他们向北行进，穿过藏族人居住的四川内地时，每个人都经历了艰难险阻。这里的地形也变得稀奇古怪起来。有天晚上，周只好靠着一棵树睡了一觉，只是因为地面太湿，别无选择。为了保护双脚，他已养成习惯，在脚边塞满旧报纸。
下一个要逾越的障碍是大渡河。它沿着冰雪覆盖的青海高原顺流而下，流经四川，成为长江的主要支流之一。水势凶猛，沿途有几座桥。最初，红军想在安顺场渡河，结果因为船只不足，部队遭到了国民党的攻击。经过焦急地讨论，周和其他人决定在上游再最后试一次，穿过具有历史意义的泸定铁索桥。周冒着倾盆大雨，沿大渡河急速前进。可是，到了那儿一看，敌人已经毁掉了桥上的木板，战士们正在步履艰难地过桥。
“过桥时”，周劝自己的警卫员，“你一定要多加小心，看着对岸，别往下面看”。
他们把木板重修了一下，接着，一边在桥上艰难地射击，一边把木板重新铺上。一步一步地，有时真让人提心吊胆。周和部队准备过河了。可是，一开始过河，周就意识到了自己的身体也糟蹋得不成样子了。疼痛突然向他袭来，后来被诊断为肝脓肿。他全身肿胀，但无药可医。过去，离开汕头后他得过疟疾。后来，到了大城市，就医条件好了，他的身体仍一直欠佳。此刻，在穿越大半个中国的长征路上，他和同志们又经历了全新的、几乎无助的奇迹般的战斗历程。难怪这些幸存者们在经历了共同的磨难后，感到彼此间形成了一种牢不可破的关系。
下一步，他们必须翻越终年积雪的夹金山。许多红军战士因不适应这里的严寒气候，倒在路上，壮烈牺牲。其中有一位是周的警卫员朋友。周和魏在冰山上挖了一条缝，把这位战士安放在里面，脸上盖着他本人的衣服，用雪掩埋了。在这里，他们还遇到了一场冰雹，“像胡桃那么大”。条件急剧恶化。周总算幸存下来。
在川西北这些荒无人烟的高原地区，粮食极为短缺，有位绝望的战士因吃草中了毒。周看到他躺在地上，便给了他一碗面粉。这是他从自己的口粮里节省下来的惟一一点粮食。６月中旬，长征战士与张国焘率领的一支红军部队重新会合。那时，他们一定为处境稍好的新同志们给予的帮助而欣喜万分。张曾经是毛在党内的上级，他对毛的提升流露了不满。他也有野心，而且在他自己的小范围内和部队里，他已习惯于当头号人物。其他领导人，尤其是周，最初还在毛和张之间调停，想让他俩在以后的长征路上齐心合作。最后，张被任命代替周担任新组建的红军的总政委。但是，毛自己仍占居着重要的军事职位。如果当时，周不是大半时间躺在床上的话，他对这件事的影响肯定会更大。他曾想作一次讲话，号召大家团结一致，抵抗日本侵略者。然而，当几天后重新开始长征时，他又不得不被人用担架担着走了几周。
张国焘的到来是对遵义会议和解的严重考验。在连续召开的会议上，大家提出了许多建议。会上，领导们仍继续在长征期间制止张国焘——最初他可能受到“布尔什维克”们的支持，也许周也默认了——对遵义会议提出的质疑，因为与整个党休戚相关的决定毕竟是由一群人作出的。
毛的部队衣衫褴褛，疲惫不堪。目睹这种惨状，张国焘决定自称领袖。他的一名部下竟然建议他为党的总书记，这一举动是非常无礼的，而且由于张过于鲁莽地公开了自己的宣言，周和“布尔什维克”们便疏远了他。于是，张便失去了机会。
张在会师后最初几周里的所做所为，使周认定毛最有组织能力，依靠他的领导，党的处境一定会有改善。
在一次会议上，毛张之间展开了针锋相斗。政治局在毛儿盖召开那一决定性会议时，周正发高烧３９５℃，未能出席。第二天，他声音微弱，神志不清。医生让他身边的人从山上弄来冰块，把浸过雪的毛巾放到他的额上，降低他的体温。第三天，他的体温开始下降。第四天便恢复了正常。
事隔不久，周的警卫员魏国禄又因疟疾，一只脚受伤和一只眼感染而躺下，一度成了瞎子。
周镇静地对他说：“别担心。想法找点猪肝来，做时别放盐，就着汤一起吃下去。你还可以在热水里放点盐，用干净药棉做成敷布，睡前敷在眼睛上。”这些办法都试过了。行军时，周还把这位年轻人放到自己的马上。
最可怕的事情还在最后，即穿越四川北端的荒草地。周后来回忆说：“对我们来说，历史上最黑暗的时候是长征时期……特别是在穿过邻近西藏的大草原时。我们的情况令人绝望，没吃的，也没喝的。我们总算幸存下来了。”
那时，周的身体正处于最坏状态。当那位指挥先头部队的军官前来接受任务时，他才知道，医生已下令周谢绝会客。邓颖超坦率地说，她“为周副主席的身体深感不安，因为没有合适的药物”。（整个长征中，红军官兵一直使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这一称呼。）周只好放弃夜晚开会的习惯。他又高兴地琢磨起代用营养品来。有一次，战士们摘下皮带，用水煮软，再放进野草，艰苦跋涉一天后，就吃这种东西。周后来在看卓别林的《淘金记》时，肯定是大有同感的，因为他热情称它是“三鲜汤”。
草地上时常遇到河流。有一次，周和邓不得不冒着大雨，趟过一条齐胸深的河。由于水流湍急，脚下的淤泥松动，周让同志们解下腿上的绑带，做成一根绳子，三人一组地牵着过河。可是，绳子后来断了。他们便做了一根更粗的绳子，分成更小的小组过河。轮到周时，部下们说他太虚弱了，趟水过河会受寒，旧病又会复发。最后，周只好同意了他们的要求，被人抬过了河。不久，他们就和陕西省的战友会师，开进了红军在几年前开辟的又一块根据地。
尽管周身患肝病，夫人也得了肺病，但他俩总算从江西至陕西的这一年传奇经历中死里逃生。邓后来在谈到她的肺病时说：“说来也真奇怪，经过一年漫长的行军，我的病却不治而愈了。”
这时，窑洞成了他们最好的住所。在此后的几年里，周还成了一位穴居者，先是在保安，后来又迁至延安。在延安，他才把穿了１２年之久的长皮外套丢下。但是，他仍把它挂在那里的旧房子里，由当地的一位共产党员保管。对于自己用惯了的东西，尽管破旧，他怎么也舍不得扔。１９３５年底，每位红军战士都发了一件新上衣。可是，周怎么也不肯要自己的那件。警卫员说，现在是在根据地，已经取得了胜利，每个人都理应得到一件新上衣。再说，他的那件旧上衣也太破旧、太脏了。周好像第一次看见自己的旧上衣，仔细打量了半天，最后，只好收下那件新衣服。当警卫员让他穿上新衣服时，他还拒绝说：“把这件旧衣服洗一洗，补一下，还可以穿。”
邓表现得像个完美的妻子。她自己凿了一孔窑，把它布置得像个家。邓在窑洞的花格窗上贴上当地产的糊纸，她还解答其他妇女的家庭问题、孩子的现代式照管、结核病、裹脚及当时诸如此类的问题。周这时还留胡子。他们过着这时能够享受得起的较安定的生活。
有一次，周回到家，夫人用一杯咖啡款待他。咖啡筒上写着Ｓ＆Ｗ的商标。“这是最后的一点了”，夫人解释道，“是老毛送来的。他说，这是一位西方来宾送给朱德的，已经传了很多人的手了，在传到我们这儿之前，大家都喝过几勺。”
后来，周收养了一个女儿，名字叫孙维世。她是许多烈士遗孤中的一个，他们的父母都被军阀或国民党杀害了。她的到来弥补了他们较稳定的生活的不足，也解除了他们对没有孩子的忧虑。邓因过去流产已失去了生育能力。
按正常情况，共产党以为蒋介石会发动又一次“围剿”，把他们消灭在中国另一个地方的根据地里。但是，这时却出现了一个新情况，帮了红军的大忙。正值中国的蒋介石军队与共产主义者相互残杀之际，日本军队侵占了满洲。这时，日本将军们企图挑动一场对蒋介石的中华民国的战争，其目的在于奴役中国。周早已意识到日本引诱国民党政府的用意。还是在长征途中，他就多次考虑过这个问题。这一新情况表明，在全国联合抗日的旗帜下，中国共产党现在是可以同国民党合作的。而且，在此名义下，共产党还可以进一步求助于中国大众及基础组织，使国民党更难以击败他们。
从共产党这一方来说，周承担了主要的重任——创建中国抗日统一战线。陕西附近有两支国民党部队是由中国军阀之一——优秀的张学良统帅的。他继承父亲老帅的事业，被人称为少帅，广为人知。早年，少帅吸过鸦片，是一位花花公子。如今，他已长大成人，精神饱满，热忱爱国。他和自己的将领们已经正式效忠蒋介石，把蒋视为中国最得力的领袖。不过，他们的内心十分矛盾，对蒋奈何不得。由于日本人步步进逼，少帅认为，大敌当前，理应抗日优先。
１９３６年１月，周向东北军发了一封由毛、周等署名的《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这些将士效忠少帅，而不是蒋介石，他们也是统一战线的可能支持者。４月，周和少帅在延安一座天主教堂里举行会谈。双方一致认为，蒋介石势力强大，因此他是中国抗日惟一可能的领袖。共产党部队将同中华全国武装力量竭诚合作，共产党将停止政治宣传，但保留自己的政治独立权，而国民党应释放在押的共产党员。这件事不禁使人联想起２０年代中期发生的事。当时，国共两大敌对党派在北伐中也曾合作过。当他俩达成一致意见时，周站起来同少帅握手。
“事情就这么定了，我随时听候你的吩咐。”少帅迟疑地说。他还想等待蒋介石的决定。
“我很高兴留在这里……同你在一起，作人质”，周坚持说。“没有必要”，少帅说。此时，少帅和红军达成了他们的地方停战协议，后来蒋介石响应了这一停战协议。（周先到上海，后又到南京，直接同国民党代表协商。）在有关统一战线的大部分问题上，双方取得了一致看法。
但是，蒋介石本人并不相信同共产党停战的必要性，他也没这么做。他相信，在日本人的威胁恶化之前，消灭共产党是不成问题的。于是，他命令少帅向红军进攻。共产党击退了这一进攻，周还派人向少帅送了一封密信，信上说，“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谁杀害自己的兄弟喂养恶狼，谁就是野蛮人”。
在此期间，周有过一次偶遇。这次邂逅相遇后来证明是很有意义的。那是６月的一天，周路过延安北部的一个小镇，看到了一位西方人。这在当时的陕北是少有的事。
“你好”，周用英语问。“你找谁呀？”
此人便是埃德加·斯诺，美国《星期六晚邮报》和《生活》杂志的记者，一位热情奔放的年轻人。斯诺把这位问候人描绘为“一个身材修长的年轻军官……蓄着中国人少有的浓密胡子”。
斯诺被这位干练的人物深深迷住了。他详细地描写到：周“身材修长，中等个儿，消瘦但结实。虽说胡子又黑又长，但外表还是有点孩子气。大大的眼睛，热情、深邃。他身上有一种磁力，这种吸引力似乎来自于他的羞怯、个人魅力及对指挥工作的胸有成竹的个人品质的综合。他的英语虽讲得结结巴巴，但绝对正确。当他告诉我他已５年没说过英语时，我感到非常惊愕”。斯诺后来回忆说：“周很英俊，体形像个女孩子，非常苗条。”当周跟这个美国人谈到统一战线问题时，斯诺直率地问：“你们是否打算放弃革命？”
“不，”周答道。“我们是在推动革命向前发展，而不是放弃它。革命可能以抗日战争的方式而开始”。
周给斯诺一匹马，带他一块儿到保安见毛。这位美国人获得了一次难得的机会。根据这次会面，他对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