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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晚上，世界卫生组织的网站公布了SARS病源已获正式确认的消息。这种被命名为SARS病毒的病源，正是国外专家普遍怀疑的一种新型冠状病毒。
人类征服SARS之途透出曙光。
4月20日：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会
4月20日下午，参加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会的中外记者发现，原来预料出席这次新闻发布会的卫生部部长张文康没有露面。卫生部常务副部长高强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北京共确诊SARS病例339例，有疑似病例402人——而仅仅在5天前，官方披露的北京SARS确诊病例只有37例。
高强还承认，“由于有关部门信息统计、监测报告、追踪调查等方面的工作机制不健全，疫情统计存在较大疏漏，没有做到准确地上报疫情数字。”
同日，新华社发布消息称，中共中央决定：免去张文康职务；免去孟学农的职务。
4月21日，中国卫生部决定，每日公布各省市SARS疫情，包括确诊病例、疑似病例。
4月27日，北京市代市长王岐山更表示，将公布隔离区域和观察人数。中国政府围绕SARS问题的信息披露日益透明。
在此后的半个月内，北京每日新增病例居高不下。从4月21日到5月8日，每天的新增确诊病例几乎都在100例左右徘徊，甚至曾高达152例。但政府的措施取得了成效，至5月9日之后每日新发病例逐渐下滑。5月29日，北京报告的非典型肺炎病例总数首次降至个位，仅为9人，比前一日减少9人。当日，北京还首次实现了没有一例新收治非典确诊病例，迎来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零”的记录。除5月30日出现一位新收治的非典确诊病例，这个记录一直维持到6月5日记者截稿时。
第一部分 SARS疫区调查（上）山西：飞来横祸（一）
太原市退休女工谢某刚从北京奔丧归来，就觉得身体不适，胸闷发烧。她立即前往太原的山西省人民医院就诊。
谢某的哥哥刚刚在北京过世。他去求治结肠癌，结果死在佑安医院，死亡证明上说：“发热，原因不明。”此刻，谢某也是“发热，原因不明”。
这是2003年3月23日。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在8天前将中国广东、香港和亚洲一些国家发现的传染性“非典型肺炎”定名为SARS，确定其为对全球所有国家具有重大威胁的疾病。香港已经处于SARS大爆发的前夜，病毒从医院扩散至社区，媒体关注铺天盖地。在北京，许多人听到一种传言，说非典型肺炎已经悄然进入北京，佑安医院就是医治点之一。
如果谢某是个消息灵通的人，她至少会把哥哥的可疑病情告诉省人民医院的医生；如果她有足够的知识，她完全可能意识到自己的危急状况；如果……
可惜她在山西，在太原。她不懂英文，不上网，甚至没有机会听说“传言”。所以，没有“如果”。她以为自己是普通的感冒发烧，也没有介绍哥哥的不明死因。她被安排在省人民医院急诊室观察暂住，三天后死亡，死前才被确诊所患为非典型肺炎。
在医疗水平相对落后的山西，省人民医院是最好的医院之一，但也是个没有专门传染科、以往也并不接收传染病患者的综合性医院。
一切都是猝不及防！谢某被怀疑染有“非典”后，医院曾为她留住急诊室的观察区打了隔断。但就连为临时隔离区接通电路的电工，后来也染上了“非典”。
这一轮，仅省人民医院就有十多名员工感染SARS，最后一个倒下的是急诊室副主任梁世奎。4月24日晨8时，57岁的梁世奎不治身亡。
4月25日，在山西省人民医院的院长办公室里，书记和院长向《财经》记者回忆起这一切，伤心地流了泪：“当时我们怎么会想到，北京也是疫区呀！”
二
3月27日，在世界卫生组织（WHO）终于把全球的SARS案例中国项从零调为“中国广东972例”之后，又宣布：越南河内、新加坡、加拿大多伦多，还有中国的广东、北京、山西、香港、台湾为“疫区”（affected area）。
将山西定为疫区绝不为过。4月2日，山西报告的确诊SARS病例为4例；6日，升为24例；14日卫生部调整诊断标准后，山西在一天内增加了50例，总数字调至82例；到18日，山西的确诊病例增至95例——不仅如此，山西还是当时全国惟一报告疑似和观察病例的省份，称总住院人数为140例。
4月20日，随着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和北京市市长孟学农的去职，北京的“非典”病患总数升至300例以上，并连日大幅上升。然而直至现在，山西仍是全国仅次于广东和北京的SARS重灾区。
截止到4月30日10时，山西报告确诊病例299例，疑似病例130例，死亡9人，出院22人。这个内陆省份有一个地区和10个地级市，现在除晋城一地尚未发现SARS外，其余地市均已发现确诊或疑似病例，形势极为严峻！
“我们遇到了突如其来的灾难，事先没有准备。”“这场疾病现在还没有得到有效控制。”4月26日，在山西SARS防治指挥中心的“新闻通气会”上，卫生厅厅长李俊峰的语气相当沉重。
作为中部经济落后省份之一，山西陷入SARS之灾备显残酷。人们在想，为什么山西会成为SARS在中国的重灾区呢？偶然之中，必然何在？曾有人简单推测，恐与广东疫发之初多有人前往山西贩醋有关。经《财经》调查，事实并非如此。
三
山西官方在报告本地病例时，常用两个词：“输入型”与“继发型”。所谓输入，是指从外地传入；所谓继发，是指在本地又传染给他人。需要分析的是从哪里输入，又如何继发。
上述谢某，并不是山西最早发现的“非典”病人。在她之前，该地还有两个首发病例，每一例身后又有一串。连同谢某，山西当地称为三条链。
第一链的源头于某，是常年在太原一家商场包租柜台做珠宝买卖的女商人。2月下旬，她在广东进货时染疾，发烧胸闷。当时，广东媒体对于“非典”的报道已经趋于寂然。身为山西来客的于某无从知晓，2月初一度在当地引起恐慌的“非典”还在继续扩散，自己也有可能被传染；更无从知晓一旦患上这种传染病，应在当地迅速求医，隔离治疗。
回到山西，她的病情愈发严重，却一直与家人生活在一起，父母亲朋往来密切。
在太原求治若干家医院未果之后，于某家人不再相信当地医院。按当地富裕人的习惯，于某3月1日租车到北京看病。7日，在解放军301医院被确诊为“非典”，转入302医院。这时，父母、丈夫等一家相关者8人都出现类似症状，有重有轻。全家相继抵京就诊。
从目前《财经》所掌握的情况看，于某正是北京的首发病例，曾导致301医院一批医护人员染病。其父母很快病死在北京。其本人和其他家人后来被要求接回山西继续治疗。
那是山西医疗界首次亲睹SARS的强大传染力。在于某最后求诊的山西省人民医院，3月8日以后有5名医护人员相继病倒，都是“非典”。
对于山西和太原的防疫人员来说，“亡羊补牢”式的努力从一开始就在进行。3月9日，太原疾控中心主任赵宝新便亲率员工赶赴北京，在病房找于某了解发病过程和她曾经接触了哪些人。经过这种被专业称为“流行病学调查”的步骤，赵宝新在山西确定了30个患者的密切接触者，按上面要求“内紧外松”地“布控”进行医学观察，而且后来发现其中果然有4人发病，即送到医院救治。
于某这一链，在山西一共串起近20人。
然而，山西的灾难还远远不止于此。
第一部分 SARS疫区调查（上）山西：飞来横祸（二）
四
3月20日，又是在山西省人民医院，一位从北京301医院诊治过口腔溃疡归来的患者入住，还是治口腔溃疡，不过有些发烧。
患者岳某，太原市郊清徐县的一个乡党委书记。书记病了，消息传出，许多同事赶往太原探望。
3月23日，岳某被怀疑患有“非典”。更为不幸的是，前往探望过他的清徐县政协主席4月5日终因重症“非典”死亡。四天之后，送岳氏去北京的县交通局司机，一名32岁的年轻人和他的妻子双双染病，相继死去。
清徐是山西陈醋的产地，也是山西比较著名的富裕县。2月初广东闹“非典”的时候，据传醋能“治非”，一瓶卖到数十元，于是也有一些广东商贩到清徐进货。
“从那时就听说有这种‘非典型肺炎’了。不过，一直觉得对我们是非常遥远的事情，而且听说广东已经控制住了。”在清徐县防疫站弥漫着消毒水气味的办公楼里，身着防疫制服的站长啜瑞义告诉《财经》记者。
他还肯定地说，虽然当时来过不少广东人，但清徐并未发现由此染病的。“首发病例，就是岳某。”当然，无论啜瑞义还是岳某本人，都没有想到这种可怕的传染病不仅没有在广东消失，竟又转道北京，潜入清徐。
清徐县一夜间成了疫区。从3月下旬开始，啜瑞义和他手下的40多名防疫人员就在夜以继日地工作，动员“疑似者”住院，记录观察密切接触者的症状，从中再发现新的“疑似者”。
“当时不敢叫‘非典’，这是保密的。所以我们对外说‘春季呼吸道传染病’。好多人想不通呀，这么个病干吗要住院呢？我们挨了多少骂呀。”防疫站的财政科长马秀珍回忆道。
按啜瑞义的记录，在岳某一链，密切接触者有7人，医学观察对象有128人，最后住院者有24人，死亡2人。绝大多数接触者和观察者都是县城人。
一串又粗又长的链条，加上3名死者，清徐成山西省SARS灾区的重中之重。街道冷落、学校停课自不待言，清徐人上太原，到饭店下榻也多遇冷脸。
五
直到4月中旬，在太原SARS预防控制一线，勤勉的专业人员还在按照首发链条追踪病人。除了上述三链，还有一根无头的链条，又可以串出20余人。
SARS是一种传染力非常强的疾病，远远超过以前人们所知的呼吸道传染病。3月初以来数例重症病人相继在太原出现，事前没有征兆也难有准备。事发之后，当地对SARS的预防救治一直被要求以“绝密”的方式进行，防疫人员无法广而告之，取得公众的广泛配合。
很难想象，在如此形势下，山西脆弱的医疗防疫系统能够挡得住病毒的进一步蔓延。很难想象，在数例而扩至上百例病人出现、大批医护人员受感染后，没有更多的潜在带菌者存在。更何况，SARS病毒此时已在北京也在全国扩散，外部环境同样堪忧。
果然，及至4月，尽管一线倾其全力，人们很快发现山西新增病例此伏彼起，再也无法用有形的链条串连。前方防守亦愈加吃紧。
4月26日，卫生厅长李俊峰说：“到目前我们掌握的疫情仍然是输入型继发感染；同时也有散发病人出现。有一部分病人（病源）不明确，所以为控制疫情增加了难度。”
在清徐县，整日疲于奔命的啜瑞义也已经无法理清本地的链条。他说，清徐现在需要进行医学观察的“流调（即流行病学调查）”对象则有1300多人。每天县乡两级防疫队伍跟踪调查，天天要忙到凌晨两点。
清徐有了可疑的SARS病人，总是送到40里开外的太原市去住院。4月21日，清徐县西关村有一名农民疑似患者在太原被隔离以后，竟然私自逃离回家。啜瑞义得知，立即带领几名防疫员赶到那位农民家，做了两个多小时工作，把病人劝回医院。还好，没有动用公安。
农民患者回去了，他的家眷都是留在家里的隔离观察对象。啜瑞义说，他实在无从知晓，那位农民是如何染病的。
在太原，此类无头可寻的新病例已经不胜枚举，有民工，也有干部和市民。4月23日，市区一个桥洞下还发现了一具尸体，经过鉴别，确定为外来民工，且为SARS疑患。一线防疫人员奔走四方，疲劳至极。
在临汾，4月13日首次上报一例病人，据称是在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