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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那的近亲，作为邻国关系最深，理应分得最多的一份。也就是说，在北方，为了保护朝鲜和辽东这些我国领土，就必须遵循风传的所谓日俄密约规定的条款，必须将南满洲及内蒙古一带和直隶的一部分归我国所有。内蒙古多沙漠，土地并不丰饶，归我治理或许会蒙受几年的财政上的大损失，但作为战略上的重要地带，若为他国所取，辽东及朝鲜必将受到非常的压迫。假如归我所有，则不仅可以将敌人拒之我领土之外，还可以压迫敌国，对敌国构成攻击之态势。在南方，为了保护我领土台湾，确保祖国与台湾的联系，那就必须获得福建、浙江两省，特别是浙江的舟山群岛作为大型舰队的根据地，得以扼制作为支那腹地大动脉的长江口。从这一点上看，又从它位居日本本土与台湾、朝鲜两殖民地之中间地带这一点上看，都是一个重要的战略地带。据称美国以一亿元贷款给国民政府，取得舟山群岛的租借权，那美国就可能以此为据点，阻断日本领土，而且将它作为深入支那腹地的根据地。若如此，能把舟山群岛让与他人吗？〔若让与他人〕我国为此所受的苦痛绝非庸人所能想象。是故，无论付出多大的牺牲，都不能将浙江、福建两省让与他人之手。福建土地欠肥沃，财政上自立能力缺乏，然以浙江的富庶可弥补福建的不足，可保证收支的平衡，但毕竟还不能保证经济上的效益。所以，还必须再添上江西的一部分。江西之地，赣水流贯中央，其领域沃野千里，正所谓天府之地，若与英法两国达成妥协，分出一部分归我所有，其好处则不可限量。如此，在我近亲死亡之际，我国必须堂堂正正继承、分得其遗产。（《支那分割论》第532页）
原来，酒卷贞一郎用了那么多篇幅，从各方面反复论证“支那必亡论”、“支那分割论”，并非哀中国之将死，悲中国之被分割，而是幸灾乐祸，动趁火打劫之念，极力论证日本最有资格来瓜分死亡了的中国所留下的遗产，而且要挑最好、最有战略意义的地方。
但酒卷知道，日本如此垂涎中国的“遗产”并欲独吞之，而俄英美法德等列强绝不会坐视。对此，酒卷又进一步做出了自己的分析。他说：“列强以鸷鸟之欲，磨豺狼之牙，争相撕咬支那的尸体的时候，我国拥有强兵，沉默注视，不怒自威，则列强必畏惧我国，收敛欲望，合上牙齿，专心迎合我意，此理明确之极。”换言之，日本还必须以强大武力，使列强不敢贸然来参与分割支那。那么，日本究竟有没有这种使西方列强“畏惧”的能力呢？接着，酒卷贞一郎分专节，以“支那分割与德国的兵力”、“支那分割与法国”、“支那分割与美国”、“支那分割与英国”、“支那分割与俄国”为题，对这些国家各个方面的兵力进行了详尽的陈述分析，其中包括陆军中的步兵、骑兵、炮兵、工兵、通信兵的数量，海军舰队的数量及编制部署等，都做了表格，列出了具体数字，如果这些数字是可靠的，足见当时日本对外国军事情报收集的全面，也足见酒卷贞一郎在这些材料的收集和利用方面所下的功夫之深。根据这些分析，酒卷认为，对日本来说，最好是“保全支那”（意即由日本独占中国），而一旦列强要来“支那分割”，日本就应该“断然奋起，保我利权，而介入我近亲遗产的分配”。他认为，为分割中国而有可能与日本发生冲突的，不是英国，不是法国，也不是德国，而是北方的俄国和南方的美国。而对日本来说，最大的强敌是俄国。但他接着列出了日本的兵力情况表，还有在台湾、朝鲜和满洲的部署情况表，结论是：“现在以我海军军力，丝毫没有畏惧俄国的理由，也没有畏惧美国的理由。”因此，日本有能力防止列强分割中国，而“防止支那的分割，维护东洋的永久和平，是我国的天职”。
明治末年和大正初年，上述中岛端和酒卷贞一郎为代表的一些日本文化人，面对中国历史和社会在辛亥革命前后的历史转折时期不可避免的巨大动荡和混乱，幸灾乐祸，蠢蠢欲动，怀着吞并中国的狼子野心，通过学术著作的方式，大肆宣扬“支那必死论”，由此“支那分割论”甚嚣尘上。虽然他们对中国历史与现状所做的研究分析，特别是对中国的诸种乱象与社会积弊的指陈，一定程度地反映了当时的真实情况；对中国人如何缺乏国家观念的分析，也不是完全没有根据。但是，由于他们的出发点是图谋夺取中国，他们的立足点是狂妄自大的日本民族优越感，怀着对中国及中国人民的藐视与蔑视，他们不可能对中国的历史现状做出科学的研究，得出正确的结论。历史早已经无情地嘲笑了中岛、酒卷的荒唐结论，中国人的民族精神没有沦落，中国更没有灭亡。
第二部分：“东洋史”、“支那史”研究中的侵华图谋“大东合邦”中国则成为日本的卫星国（1）
除了赤裸裸的侵华主张之外，日本还有一种具有“怀柔形态”、也更虚伪的侵华理论。它与上述的武力犯华论相反相成，形成了日本侵略中国的软硬两种理论形态。他们打着“兴亚”、“振亚”或者“亚细亚”等旗号，提出了“大东合邦”、“亚细亚是一体”乃至“大亚细亚主义”之类的口号和主张。其中，樽井藤吉的“大东合邦论”主张以日本为盟主在东亚建立“大东国”，其用心就是要中国成为日本的附属国。而小寺谦吉的长达一千二百多页的《大亚细亚主义论》则集大亚细亚理论之大成，其核心是要中国放弃主权，任由日本来“改造”中国，最终是日本独霸中国和亚洲，可见，所谓“大亚细亚主义”实际上等于“大日本主义”。
与福泽谕吉的“脱亚论”相对应，在明治初年，还有学者文人从另外的角度提出了“亚细亚主义”的理论，他们不是主张“脱亚”，而是提出“兴亚”或“振亚”；前者主张“出”，后者主张“入”，表面看去很不相同，但这只是途径的不同，目的却是一致的，那就是日本取代中国成为亚洲的中心，并最终使中国成为日本的属国。
第四章从“合邦”、“一体”到“大亚细亚主义”图12《大东合邦论》初版本、再版本书影
“大亚细亚主义”理论的渊源，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90年代樽井藤吉的《大东合邦论》。樽井藤吉（1850～1922），号丹芳，出生于奈良县的一个木材商家庭，但年轻时即因参与政治活动不得志，转而专心琢磨日本如何对外开拓，曾多次欲乘一小船登上朝鲜半岛未遂，后又参与组织“东洋社会党”，因违反政府集会条例被监禁一年，出狱后积极参与“玄洋社”等右翼团体的政治活动。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后来华，在上海、福州一代活动，为了培养在中国活动的人才，樽井和平冈浩太郎、中江笃介等人策划在上海成立“东亚学馆”，回国后继续从事政治活动。樽井早在组织“东洋社会党”时，就有了“大东合邦”的思想，据樽井在《大东合邦论》的“凡例”中称，他在入狱前的明治十八年就写好了《大东合邦论》的草稿，入狱时丢失。又经过十多年的思考，到1890年再起草，1893年以《大东合邦论》为题出版，初版本署名“森本藤吉”，是当时他为参加众议院选举而临时改的姓名。该书全部以日本式的、不无生硬的汉语文言写成，樽井自称这是为了使“朝鲜人、支那人皆读之”，声称即使“大东合邦不成，亦必有裨补学理者矣”。1910年该书再版，再版本于初版本稍有添削，但内容基本相同。
《大东合邦论》十六章，包括《序言》《国号释义》《人世大势》（上、下）、《世态变迁》（上、下）、《万国情况》《俄国情况》《汉土情况》《朝鲜情况》《日本情况》《日韩古今之交涉》《国政本源》《合邦利害》《联合方法》《论清国宜与东国合纵》等。《大东合邦论》的基本主张是，面对欧洲列强对亚洲的渗透和侵略，日本应当与支那（中国）“合纵”，应当与朝鲜“合邦”，统一建成一个新的国家，名为“大东”，以实现以日本为盟主的三国一体化。樽井认为，当今国际关系中存在着“竞争”和“亲和”两种不同的形态。在欧洲那样的“异种族混合”的社会中，优胜劣汰的竞争是自然的，“竞争”也带来了西洋文明的发达。但是，在东洋这样的统一的“单一种族繁殖”的“黄人”社会中，“竞争”是有害无益的，而应该奉行与“竞争”相对立的“亲和”原则。樽井把中国、日本、朝鲜等东亚民族都看成是“单一种族”。当然他所谓的“单一种族”，绝不是科学的民族学的概念，而只是一个国际政治的概念。众所周知，单一民族的标志不仅仅是肤色，还有语言、历史文化、宗教信仰、地理区域等多种复杂因素。樽井把欧洲说成是“异族混合的社会”时，没有考虑欧洲是“白人”的社会，而在把东亚说成是“单一种族”的时候，却仅仅以“黄人”的肤色为根据。他坚持这一双重标准，目的显然就是要说明东亚是“一种族”的，因而有着“亲和”的基础。他在《世态变迁》（上）中写道：
凡社会由一种族成者，亲爱之情为厚；亲爱之情厚，则伦理自存。伦理存，则和顺之习成性，和顺成性，则尊父老；尊父老则裁制者起；裁制者起，则协力分劳；协力分劳社会因以创焉。故社会以一种族成者，其秩序自成族制；族制既定，则人民自治。而自治所重在教化，不在法律也。故汉土上古，以无为治天下。
第二部分：“东洋史”、“支那史”研究中的侵华图谋“大东合邦”中国则成为日本的卫星国（2）
既然是“单一种族”，就需要“亲和”，而“亲和”的结果，就是要“大东合邦”。就是在这样的理论基础上，樽井藤吉提出了“大东合邦”的构想。他提出了“大东合邦”的两个步骤。第一就是与朝鲜“合邦”，第二是与中国“合纵”。
关于与朝鲜“合邦”，樽井藤吉认为，为了使朝鲜免遭西方列强的侵略和中国的控制，必须把朝鲜置于日本的保护之下，使其与日本合成一个统一的国家。他在序言中指出：“日韩合并之事，假令不成于当日，而他日岂无合同之机哉！就宇内大势而察之，二国各自独立者，非千岁之长计也。”关于与中国（樽井有时称“清国”，有时称“支那”）的“合纵”，樽井在《论清国宜与东国合纵》一章中说：其实大东合邦，应该包含清国，但清国太大，并非仅仅依靠协议就可以合邦，何况境内之鞑靼、蒙古、西藏等，恐不服从。所以现在只能指望与清国“合纵”。即使日本与清国难以“合邦”，也可以先实现“合纵”。这种“合纵”是“大东合邦”的基础，而“合纵”则对清国极有必要，他认为“清国今日之忧，实在西南及北方，倘失策于东方，则四面皆敌也”，清国面临被西洋列强分割的危险，而清国只有与日本联合起来，才有能力抵抗西方的侵略。而且“今清国与我东方合纵，而根本巩固，则〔汉人〕虽有叛心不能起，是不劳兵，而制汉族之心也”。樽井认为，“合纵”应该以日本为主导，因为日本已经“文明开化”，成了先进国家。而清国则不然，樽井在《汉土情况》一章中，列举了“支那”的九条坏处，其中包括：支那人首先与西方人签订不平等条约，甘受西方白人的侮辱，开了一个“恶例”；而“我国欲除此恶例，使我同种人一新面目者有年矣，顾清廷漠然不介意”；清廷割让香港，使英国人有了进一步侵略东方的根据地，必殃及东方各国；清廷屈服俄国压力，使俄国势力侵入黑龙江以南，使日本和朝鲜增添了北方的忧患；清廷将藩属国越南拱手让给法国，使法国人得以利用越南与东方同种各国为敌；清廷没有对缅甸采取应有的怀柔措施，致使缅甸为英国人所据；清国盗贼横行，人民萎靡，男人喜食鸦片，女人愿裹小脚，思想拘束，学问不长进……如此等等。总之，他认为清国惰弱顽钝已成积习，一旦为白人所据，而又奈之若何。所以“清国长计，在使其不足恃者为足恃……大东合邦，清国有益无害……日韩致盛大，则是为清国之强援也”。在他看来，通过同一种族“亲和”的方式，以日本为盟主，建立“大东国”，对清国和朝鲜都有好处。樽井强调“大东合邦”的目的是为了应对西方的入侵，在《世态变迁》（上）中，他说：“今日百人所以呈毒爪锐牙者，欲为宇内之赢秦也，我黄人甘为六国乎？余复何言哉！不甘为六国乎？征秦之策不可不讲也。”他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