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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末期的政治家接受了欧罗巴列强的贿赂，把自国的领土和权益出卖给他们，致使他们的势力扩大到东亚的天地，这是一种百口莫辩的政治的罪恶。（《大东亚秩序建设》第23～24页）
大川周明的这些言论完全是强词夺理的强盗逻辑。日本自丰臣秀吉时代就有占领朝鲜和中国的野心，曾出兵侵略朝鲜八年，那时“欧罗巴”当然并没有“侵略亚细亚”，难道日本的“征韩”也是为了“反击欧罗巴的侵略”吗？几百年之后，日本自身也已“脱亚入欧”，跻身于侵略亚洲的“列强”行列，它与欧洲列强的矛盾，实际上不过是一个“列强”与另一个“列强”之间的虎豹之争罢了。所谓“反击欧罗巴的侵略”，只不过以日本自己对中国的侵略来取代欧洲列强对中国的侵略而已。
接下去，大川周明把日本与俄国为争夺中国东北而展开的日俄战争看作是“日本对欧罗巴侵略亚洲的第二次反击”。他写道：
日俄战争，是日本对欧罗巴侵略东亚所做的第二次反击，同时，直接和俄罗斯交战并打败它，这成了促使亚细亚诸国觉醒的警钟。……由于日本在日俄战争中的胜利，世界历史开始揭开了新的一页。日本对俄罗斯的胜利，使欧罗巴在四百年来不断的侵略中招致前所未有的失败的耻辱，遭到了来自异人种的最初的也是最严厉的打击。他们长时期胜利的步伐，在此时却第一次栽了跟头。此事给白人压迫下的诸国带来了勇气和希望，为在列强残暴的统治下挣扎的诸民族注入了理想和活力。（《大东亚秩序建设》第26页）
大川周明站在法西斯主义、种族主义的立场上，无耻地把一场在中国领土展开的争夺中国领土的肮脏战争说成是反击白人侵略的战争，把日本的胜利说成是亚洲民族对白人种族的胜利。众所周知，日本在日俄战争中的胜利，使它取代俄国获得了辽东半岛和整个“南满洲”地区的“权益”，但日本仍不满足，它还要进一步占领整个满洲。于是，处心积虑地发动了所谓“满洲事变”（即“九·一八”事变），并扶植傀儡政权，炮制伪满洲国。大川周明在书中继续将日本在满洲的这些侵略行径加以合理化和合法化。他说：“日本在满洲的地位，是作为世界维新之序幕的日俄战争胜利的结果。由于日本在满洲占有特殊地位，就负有维持包括满洲、朝鲜、支那在内的东亚全体秩序的重大任务，并出色地完成了这一任务。”他只字不提日本在满洲对中国人民的压迫、对中国资源的掠夺，却夸耀日本统治下满洲所取得的建设成就是“世界无比的发展记录”，“可以夸耀于世界的伟大事业”，赞扬日本国民通过“满洲事变”焕发了“爱国心”，“使风靡一时的民主主义和飞扬跋扈的共产主义渐渐在国民当中收敛起来，代之而起的国家主义倾向在国民中空前高涨”；说什么“以满洲建国为契机，日本完全抛开了与压迫亚细亚的元凶英美的协调，而迈向兴亚的大业。这完全是维新精神的复归”。
对于日本在占领满洲后继续南下，发动全面的侵华战争的原因，大川周明继续以同样的逻辑思路加以美化和辩护。在他看来，“支那事变”（即七七事变）的发生，是“支那人”的抗日引起的。而“支那人”为什么要抗日呢？是因为“支那人不理解日本的真意和亚细亚的运命，把满洲建国视为日本帝国主义野心的实现”；又因为受到了英美的挑拨和支持，所以“支那人”便“抗日侮日”，所以“支那”成了“暴支”，而“膺惩暴支”在日本就是理所当然的正义行为了。但是，大川周明显然意识到，仅仅说“膺惩”，日本发动这场侵略战争的合法性还不够，因而他进一步把全面侵华战争与“东亚新秩序建设”联系起来：“大东亚战争当前的目的，是把英美等敌对势力从大东亚地区扫荡出去。接下来的就是大东亚秩序的建设，为此必须具备一个绝对的条件，就是支那事变的处理，亦即与支那的和衷协力。”而日本对中国的这场战争，在他看来其目的也是为了“支那的革新”和“亚细亚的复兴”，声称“日本的国家统一和支那的革新，由两者的紧密结合而实现的亚细亚复兴，是两国共同的宿命的课题”。
显而易见，大川周明在《大东亚秩序建设》中要建立的“亚细亚秩序”，就是由日本建立的“亚细亚秩序”，就是通过侵略战争与英美列强争夺亚洲，使日本独霸亚洲特别是中国，并建立日本统治之下的“亚细亚新秩序”或“亚细亚共荣圈”，如此而已。
第二部分：“东洋史”、“支那史”研究中的侵华图谋日本之“道”就是中国之“道”（1）
“大日本的天皇就是世界的天皇”如果说北一辉、大川周明主要是从法西斯主义的“国家社会主义”、种族主义的立场来论证日本侵略亚洲与中国的合理性，那么，桑原玉市和井上哲次郎则站在日本天皇制法西斯主义的立场，论证如何在日本推行日本之“道”，如何把中国纳入日本的“皇道”。
文学博士井上哲次郎在《东洋文化与支那的将来》（1939年2月东京理想社出版）一书中，较早明确提出并系统论述了要用日本的“道”，来取代在当时中国占指导地位的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即用日本的“皇道”作为中国的指导思想。
井上认为，这次“支那事变”（即七七事变），日本战胜中国并将继续统治中国，是十分自然的和必要的。因为“日本文化比支那文化高得多。低级文化国家要打败高级文化国家，在今天是不可能的”。他驳斥了胡适关于中国文化高于日本文化、日本现在仍是专制政体的国家、中国现在是共和政体的国家的观点，放言“日本的使命”就是将日本的高级文化推向全中国，乃至推向亚洲、推向世界。他认为，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铲除中国现在占统治地位的“三民主义”的指导思想，而以日本的思想取而代之。由此出发，他对孙中山及其“三民主义”大肆攻击，说三民主义作为中华民国的指导思想是极其有害的，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是“排日思想的源泉”，“民生主义”实际就是“支那流的共产主义”；说孙中山只重“三民”，而忽视了“民德”和“民智”，还说孙中山在《三民主义》中对日本的国体是“专制主义”的批评，是对日本国体的不理解，“是完全荒谬的见解”。众所周知，为了排斥国民政府的三民主义，七七事变后日本在华北的傀儡政权提出了所谓“新民主义”，并极力以此取代“三民主义”。井上哲次郎在书中也列出专门的一章鼓吹“新民主义”，说什么“北京临时政府以‘新民主义’为口号并推行之，与国民党大异其色，我国也深感共鸣”，并处心积虑地从中国古代经典《大学》中找出“新民”一词的“出典”，试图使其“名正言顺”。但是，在井上看来，“新民主义”虽然不错，但毕竟还不是日本指导支那的“根本原理”，而且鉴于今天的支那依附于英美，“支那现在已经失去了自主独立的基础”，国民的道德精神也堕落至极，在这种情况下，支那自身不可能提出指导原理，“真正能够担当起指导支那之使命的，只有日本”。对此，井上写道：
支那事变的结果，使得日本民族旺盛活动的范围进一步扩大了。继满洲国这一活动范围后，蒙古国不必说，在支那的范围也更扩大了，今后恐怕要将支那的全部包括进来。将来的活动范围还不止这些国家。无论如何必须明确指导东亚各国的指导原理，因为今后我们日本要指导亚细亚大陆广泛的领域。然而，神道啦、日本精神啦，对于大陆上的各民族而言是什么，它们能够成为指导原理吗？这还是一个很大的疑问。此外，儒教、佛教等在支那等国无疑会有不少共鸣者，但对日本国民而言，以儒教或佛教作为指导原理能行吗？这也是一个疑问。除此以外还有没有适当的指导原理？关于这一点我想谈谈自己的看法。（《东洋文化与支那的将来》第153～154页）
井上哲次郎提出的“指导原理”就是所谓“道”，并提出“道是惟一的指导原理”的论断。他所谓的“道”是什么呢？他认为“道”就是日本之道，日本是“道”之国。中国从前或许有“道”，但如今没有了。“日本之道继承了支那文化，而以日本精神加以磨炼而成，因此，日本的道高于支那”；日本的“道”是“肇国”以来就已形成，并一直遵从之，成为国家的基础，其主要表现是“君臣大义永远存续”，即吉田松阴所说的“君臣一致，忠孝一体，惟吾国然”。换言之，就是“忠君爱国”，而且“忠君”与“爱国”永远也不矛盾，“忠君”即“爱国”，“爱国”即“忠君”。井上还认为日本的武士道就是日本之“道”的根本体现。由此可见，井上说了半天的“道”，其实就是以天皇制国体为核心的“日本精神”；把这种“道”作为指导中国乃至指导亚洲的“原理”，就是在中国和亚洲确立日本精神的指导性地位，实行了这种“道”，也就意味着日本不仅在军事上占领、而且在精神上统治了中国及亚洲。
井上哲次郎所谓的“日本之道”，实际上就是日本的“皇道”，只不过当时的井上哲次郎似乎为了顾及措辞技巧，而没有赤裸裸地直接使用“皇道”这个词罢了。到了40年代初，随着日本侵华步骤的不断推进，随着侵华战争进一步扩大为太平洋战争，日本的御用学者和文人们的头脑也更加昏热，他们在“新秩序”、“共荣圈”的基础上，提出了所谓“皇化”的一系列主张，叫嚷要在中国及整个“大东亚”建立所谓“皇化圈”，声称“日本的天皇就是全世界的天皇”！
第二部分：“东洋史”、“支那史”研究中的侵华图谋日本之“道”就是中国之“道”（2）
这种理论主张集中体现在桑原玉市的《大东亚皇化的理念》一书中。1942年，该书作为“国防科学研究丛书”第一辑由富士书店出版时，陆军中将关原六题词“皇风洽东亚”。作者桑原玉市是当时的日本大学教授，大阪专门学院教授、学监，并兼任所谓“皇道学院”教授。可知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皇化理论”的御用学者。此书写作时适逢新加坡被日军攻陷，日本全国正为之欣喜若狂，桑原也在这本书中表现出了极度的狂热。在序言中他写道：“大东亚战争由于忠烈的皇军的英勇奋战而取得了赫赫的大胜利的战果，庄严的一亿进军正在进行中，悠久三千年的光辉传统至此始大放光芒。这真正体现了天皇陛下的大御灵威”云云，说日本的胜利“不仅是大东亚各民族的幸福，而且是世界人类万有的幸福”。在40年代众多的宣扬“皇道”、“皇化”的书中，《大东亚皇化的理念》无疑是神道教性质最浓烈、因而也是最狂热的一种。全书的中心“理念”就是极力说明“大东亚战争就是大东亚的皇化运动”，“因而也是大东亚民族的解放救济运动”，“其惟一的本意就在于皇道”。说什么“大东亚战争就是大东亚皇化的运动，是解放救济大东亚各民族、并给他们带来幸福、安泰和繁荣的运动，这既是宗教运动，又是文化运动，还是政治运动、经济运动”。实际上，就是对东条英机所反复强调的“大东亚共荣圈的根本方针，就是渊源于我国肇国的大精神……以〔日本〕帝国为核心确立共存共荣秩序”这句话的进一步发挥。但桑原的这种发挥更为非逻辑、非理性，而不过是神道教式的战争狂热的宣泄。整部书近二百页中没有说理、没有分析，只有呼神唤鬼的胡言乱语，充满了怪诞的、非理性的神道词汇，今天看起来颇似呓语，如“皇道就是神之道，天皇作为现人神端坐于大神宫中，是神道的大祭主”；“惟有皇道才是应该在全世界宣布之道”；“惟神之道是通向人类幸福的大道”；“护皇基化万邦是天孙民族的使命”；“大日本皇道放之古今四海而皆准，是宇宙的大原理，是人类生成弥荣的哲学。只有我们〔日本人〕才是天孙民族是大东亚的领导者”……如此之类。书中到处充斥着狂热的言辞，并不时用黑体字排出这样的口号：
“大东亚民族呀，来吧，站在太阳旗底下吧！”
“大东亚民族呀，快来，朝觐大日本的天皇吧！”
“靖国的神呀！”
“护国的英灵啊！”
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