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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东亚民族呀，来吧，站在太阳旗底下吧！”
“大东亚民族呀，快来，朝觐大日本的天皇吧！”
“靖国的神呀！”
“护国的英灵啊！”
尽管充斥着类似狂热妄诞的语言，但桑原的意思还是很清楚的，他拼命鼓吹作为“皇道”的“神道”教，就是要使神道教成为“大东亚各民族”的宗教。他指出日本作为一个皇道国家，日本人作为一个“天孙民族”，其神圣使命就是通过此次大东亚战争，使整个大东亚“皇道化”即“皇化”。“所以，大东亚的皇化运动，就是由日本这一天孙民族来实施的大东亚圈内各民族的指导运动。”他甚至提出要在大东亚建立一种“政教合一”的体制，说什么按照日本古典《古事记》中的记载和教诲，日本是“皇国”，天皇是神的子孙，全体日本人是“天孙民族”，天皇是全体日本人最高至尊的信仰，必须拥有神的权威，因此，在日本，“信仰上的教权和政治上的政权都必须据此而实行一元化，成为政教一体，即严格意义上的祭政一致”。
桑原还提出了“大日本的天皇就是世界的天皇”的论断。在他看来——
皇化运动的第一步，就是首先要从精神生活的皇化开始，就是让大东亚圈的各民族了解皇道的本意。必须使他们懂得皇道是大日本天皇的御道，同时也是治下万民之道。精神生活中的信仰问题，就首先要求精神上的皇化。
必须使他们进入真正的信仰的轨道。必须使他们放弃邪教。允许他们信仰邪教不过是一时治安上的权宜之计，最终是要指导他们信仰神道。对他们的信仰加以指导为什么重要我已说过，要让他们从内心里认识到天皇的神之道的可贵与伟大。（《大东亚皇化的理念》第104页）
关于“皇化运动”的“指导精神”问题，桑原玉市说：皇化运动必须有指导精神，这种指导精神当然不能是“西洋精神”，也不能是“支那精神”，而只能是日本的“皇道精神”。他的理由是：“满洲帝国”的建立就没有依靠“支那精神”的指导，而是靠了日本的“天孙民族的理念”来指导，才使得满洲“五族”得以解放；“同样地，为了大东亚各民族的解放运动，就是要把他们从支那精神或欧美精神的支配下、禁锢下解放出来，而以吾等天孙民族的理念乃至精神加以指导。舍此别无其他”。要使大东亚各民族清醒地意识到“支那精神的谬误”，同时也看清“西洋精神的谬误”，并“清算这些谬误”；“大东亚圈诸民族在天孙民族的指导下实现皇化的时候，才能获得生而为人的幸福和光荣。这就是大东亚皇道乐园的出现。而只有这个大东亚皇道乐园的出现，才是民族皇化运动的最终目标，才是民族解放运动的应有的收获，因而也是大东亚战争的目的”。
第二部分：“东洋史”、“支那史”研究中的侵华图谋日本之“道”就是中国之“道”（3）
他还说，日本军队是“宣扬神道的勇者，这是一场向世界人类传承皇族天神的御教的战争，这是向现人神天皇表忠诚之道”，提出日军在中国等地的“宣抚工作队”，其“第一要务就是要对在精神上正处在动摇状态的民族，给予信仰上的革新，进行信仰上的心灵的建设”。他反问道：“以有限的物质来满足他们贪婪的欲望是聪明的做法吗？还是给他们指出无限幸福的心灵之路并拯救他们更聪明些呢？”
同时，大谈“皇道”、“心灵信仰”的桑原，并不是一个迂腐的“精神至上”的信奉者，他大肆鼓吹对中国动武的必要性：
皇军的天沼矛（日本古代神用的武器——引者注）是磨炼而成的宝剑，它就必须不断磨炼。妥协和怀柔绝对不可。支那人也深知这一点。妥协和怀柔是弱者的勾当。在支那四千年的历史上，对于北狄等，汉民族也绞尽脑汁怀柔了吧？但那常常是汉族孱弱的时候。强大时期的汉民族一定讨伐北狄。这就是他们的民族性。对于这样一个阴险的民族，我们不能把他们与南洋民族相提并论。（第128页）
不仅如此，对于支持抗日的华侨也要动武惩罚。桑原认为东南亚华侨对中国内地的抗日战争给予了大量的资金上的支持，日军对华侨应采取严厉措施，决不可对华侨“妥协和怀柔”，“必要的时候决不要客气”，“所谓八紘一宇也决不意味着对对手讲客气”。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40年代初期，还有“大东亚共荣圈”论者，从法西斯德国引进了一门名为“地政学”的学问，企图建立“东亚地政学”，即从“地理政治学”的角度对“大东亚共荣圈”进行论证。如小牧实繁在为米仓二郎在《东亚地政学》（东京生活社1941）所写的序言中，认为《东亚地政学》是“为东亚新秩序建设而写的地政学书”，川西正鉴在《东亚地政学的构想》（实业之日本社1942）一书的序言中也说：“大东亚共荣圈的建设，不能没有伦理学的和科学的根据。我认为完成这一任务的学问，就是地政学。”这本书分章从地理的角度、历史文化的角度、政治生活形态的角度、经济生活形态的角度、国防体系的角度、交通体系的角度，来论证“大东亚共荣圈”的“伦理性和科学性”和“必然性”。他在全书的“结论”中，提出在“东亚共荣圈建设”中应分为“主体（指导国家）”和“客体（被指导国家）”两个部分，认为“主体”即指导国家就是日本，而“客体”即“被指导国家”就是中国等大东亚的其他国家。日本有什么资格成为“主体（指导）”国家呢？川西正鉴认为，日本有着“八紘一宇”的精神，是共荣圈建设的“指导原理”；日本虽在地理上位置稍偏东，但已拥有“准日本地域”即满洲、支那沿海和海南岛；从“人种”上看，日本是东亚仅有的一个不受欧美殖民势力支配的国家；从“经济能力”上看，“日本是东洋腾飞发达的高度的工业国家，其重工业化、工业及轻工业，可以充分地吸收消化大东亚的资源”，从技术水平上看，“只有日本具备了独自开发东亚各领域的资源的能力”；从国防上看，“日本的海军已不单单是日本的海军，它能够独自防卫东亚，与英美海军对抗，所以已成为东亚的海军……至于陆军，则足以确保大东亚全体，空军亦然”。“最后，从日本的光荣历史来看，日本是东亚惟一的一个未受外来势力侵略的独立的东亚民族，而且是对外来势力加以反击、并使之屈服的惟一国家。”在川西正鉴看来，综合这些因素，“日本是东亚共荣圈建设的主体、是共荣圈的指导民族。只有日本能够是，而且必须是”。
可见，所谓“东亚地政学”，不过是一种披着“学问”外衣的侵华理论及天皇制法西斯主义理论中的变种罢了。
第二部分：“东洋史”、“支那史”研究中的侵华图谋中国“领土过大”论和“国防不必要”论（1）
甲午中日战争以后，随着日本侵华国策的逐步实施，对中国历史的研究日益成为一门显学。其中也有一些不受时局左右的纯学术研究，但更有不少学者自觉自愿地服务于侵华。他们极力在历史研究中寻找侵略的理论根据，将日本对华侵略合法化，并且为侵华献计献策，此类所谓的“东洋史”、“支那史”研究事实上构成了日本对华文化侵略的一个重要方式和途径，有的学者甚至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充当了日本军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前锋。这一切，都在日本“支那史”、“东洋史”的主要代表人物，如内藤湖南、白鸟库吉、桑原骘藏、服部宇之吉、矢野仁一、有高岩、秋泽修二等人身上，不同程度地体现出来。
19世纪后期以来，在日本的史学研究中，所谓“东洋史”、“支那史”的研究相当活跃。由于江户时期延续下来的汉学教育传统仍在发挥作用，明治时期出现了不少通晓中国语言文化的专家，为“支那史”、“东洋史”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在这些学者当中，内藤湖南作为日本“支那史”研究的奠基者，名声最响，影响最大，也最有代表性，我们对日本“支那史”研究的剖析，不妨从他开始。
图16内藤湖南像
日本对中国的文化侵略内藤湖南（1866～1934），本名虎次郎，字炳卿，号湖南，日本的中国历史及中国问题研究家，前期从事新闻工作，担任编辑和记者，并多次来中国收集有关中国历史和现状的资料，陆续发表有关中国问题的文章，逐渐成为知名的“支那通”。1907年后，担任京都帝国大学讲师、教授，讲授中国历史课程。其间又多次来华，并陆续出版了若干有关中国研究的专门著作。他的著作在日本学术文化界影响很大，被称为“内藤史学”。他的全部著作后来被编入《内藤湖南全集》14卷，由岩波书店1969～1976年出版。
内藤湖南对中国历史与中国问题的研究，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自觉地为日本侵略中国的“国策”服务的性质。在此，我们主要以他的《支那论》和《新支那论》（《支那论》1938年由大阪创元社出版，该版本另收《新支那论》和《近代支那的文化生活》）两本书为中心，对他的“支那历史”研究加以分析。
《支那论》发表于1914年，全书分为绪论和“君主制乎共和制乎”、“领土问题”、“内治问题之一”、“内治问题之二”、“内治问题之三”等五章。这是一部以中国历史为依托、纵论中国现实问题的时论性质的书。
其中，最值得我们注意的首先是第二章“领土问题”。他认为，现在的中国“事实上渐渐地丧失了对境内五大民族的统辖力”，“对支那的国力而言，支那的领土从来都是过于庞大了”。他分析了中国历史上各个朝代的民族关系，认为在以汉族为中心的国家政权中，即使五大民族都被统辖起来了，那么汉族能否真正与他们平等相处，其他民族是否真正服从汉族，也还是个疑问——
其结果，其他各民族自然就对他们（汉族——引者注）起了反抗之心，各自打起了独立的主意，这也是迫不得已的事情。如满洲，既然大多数都是支那内地人拥进来的，满洲人自己原来的根据地，反被支那的移民夺去了。这样的民族迫不得已就同化于支那人，为的是图自己的生存。但是，要说蒙古、西藏，还有土耳其种族，他们本来是在清朝的时候服从支那的，随着自己的势力增强，而生起独立之心，是理所当然的事。不管是蒙古人还是西藏人，他们服从支那，本来服从的是满洲的天子，只有满洲的天子统一了他们，他们才服从之，所以压根儿就没有服从汉人所建立的国家的意思。在满洲朝廷倒台的同时，所拥有的各异种族的领土随之解体，是当然之事。蒙古人要闹独立，西藏人要依附英国，这都是可能的。或者像内蒙古那样的靠近支那本国的部族，或者一直在北京等地生活的人，从感情上说他们一下子难以分离，但随着支那政府日益具有民主的倾向，也就越来越失去对异种族的统辖力。今日所谓五族共和，事实上已经没有什么意义。袁世凯等出于一时的策略，而讨好蒙古王和西藏的喇嘛，也许能扯上个人的关系，但解体乃是大势所趋。……
以上是从异民族之间的感情问题着眼得出的看法。另一方面，以支那为中心建立的国家，从政治实力上，即兵力和财力上看问题的话，可以明白对支那而言，现在要实行异种族的统辖，是不可能的。（《支那论·附新支那论》创元社1938年版，第74～78页）
第二部分：“东洋史”、“支那史”研究中的侵华图谋中国“领土过大”论和“国防不必要”论（2）
接下去，内藤湖南分析了从汉唐，到元明清各朝代的情况，他认为，支那历代拥有那么大的版图，在经济上是不划算的。由于领土版图过于庞大，周边民族叛乱的不断发生，而在国防上花钱太多，导致国家财政困难，国力疲弊，反过来却削弱了对异民族的统辖力，最终造成异民族闹着要独立。
内藤湖南之所以做这些分析和论证，其现实着眼点显然是在满洲。他强调说，从财政上看，满洲的财政收入并不是当地创造的，而是靠从内地拨付来维持的。日俄、日清战争后，日本和俄罗斯的资本融入满洲，由于修了铁路，当地的土特产可以向海外输出，满洲的财力有所增加，但如果将日俄的资本撤回，则满洲仍然是一片贫穷的土地。他由此得出结论：
所以即单从财政上看，把满洲分离出去，是有益的。因为（支那）现在的财政没有继续占有满洲的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