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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即单从财政上看，把满洲分离出去，是有益的。因为（支那）现在的财政没有继续占有满洲的实力。……
现在将国力，即兵力和财力所不能维持的土地分离出去，单就将来的经济发展上看，都是非常适当的。
从这一观察点来看支那的领土问题，从政治上的实力来考虑，现在应该予以缩小，不再为五族共和这样的空想的议论所支配，而是考虑实际的实力，毋宁一时失掉一些领土，而致力于内部的统一。（《支那论·附支那新论》第93～95页）
内藤湖南极力说明“支那”的“领土过大”，还是让出一些为好，讲到这里他仍感到不够，又通过对中国历代内政问题的分析研究，提出了“国防不必要论”——
清朝这样一个朝廷，过去为勉强维持一个强大国家的体面，而不得不保有不必要的领土。但像李鸿章那样的知道国家实力的政治家，主张即使做出缩小领土的牺牲，也要和外国保持和平。而对其中深意，连张之洞、曾纪泽那样的年轻人都不理解，何况袁世凯那样的猿猴智慧、不通大局、不知大计的机会主义政治家更不足为之道。他们也许没有觉悟到，如今清朝的灭亡，其一大原因就在利权回收论。
然而今日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应该首先明白，未来二十年，支那绝对没有国防的必要。现在虽然俄罗斯和英国等侵略了蒙古和西藏，但可以说（支那）决没有与之对抗的兵力。即便支那完全放弃国防，被人侵略的土地还是有限的，决不至于完全危及国家的独立，这是由列强的均势所决定的。即使拥有四十或五十个师团的兵力，其素质也可想而知，假如日本或俄罗斯等，有断然使之灭亡的决心，则无论如何也抵御不得。……倘若支那以内治为本位，在各省的两三处要害地区各部署一个联队的兵力，加以充分训练，若有大宗匪贼之患……也绝无危险。（《支那论·附支那新论》第161～162页）
这就是内藤湖南对中国历史的“科学的学术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内藤把中国历史上所发生的政治、经济上的困难、问题和危机，都归结为“领土过大”。即使是对中国历史没有研究的人，都会看出这种结论是荒唐可笑的。然而内藤这一结论的荒唐可笑，并不全是由他的不学所造成的。相反，他知道自己研究的根本宗旨是什么，因而在这幼稚可笑的荒唐结论中，却透着他的“学术智慧”，即通过对“支那”历史的研究，为日本对华侵略寻找理论根据。他极力要说明的是：中国领土过大，累赘就大，那就割让出去更好；外国来瓜分中国，对中国而言不是坏事，反是好事，因为这可以为中国减轻负担。外国要来取中国的土地，以中国的实力无法抵抗，抵抗也无用，那就别抵抗；既然不抵抗，那国防就没有必要——这就是内藤湖南在《支那论》中的全部理论！但谁都知道，一个独立国家的主权的根本标志，就是拥有自己的国防；没有国防，国何以为国？要中国放弃国防，就是要将中国的国家主权拱手相让于外国列强。显而易见，内藤湖南的“领土过大论”和“国防不必要论”是赤裸裸的瓜分中国的“理论”，是为日本侵占满洲乃至整个中国制造根据的“理论”。《支那论》写作时，日本政府正勾结俄国等其他列强、策划“满蒙独立运动”，扩大在中国的势力范围。《支那论》的出笼，显然是自觉地服务于日本的国策时局。该书出版一年后的1915年，日本悍然向袁世凯提出了侵略中国的“二十一条要求”，日本政府的这些侵华步骤与《支那论》的深层联系，是耐人寻味的。
第二部分：“东洋史”、“支那史”研究中的侵华图谋中国“只是一条蚯蚓”（1）
在《支那论》出版十年后，即1924年，内藤湖南又出版了《新支那论》一书。当时由于日本进一步加强了在中国东北地区的侵略和扩张活动，引起了中国人的抗日浪潮。对此，内藤在《新支那论》的一开头就写道：“去年支那的排日问题颇为激烈，一时使我国国民感到忧虑。其中事情的变化不知何时是终了。无疑，排日问题并非出自中国的爱国心，也不是起于公愤，和袁世凯的排日问题一样，完全是煽动的结果。”图17《支那论·附新支那论》书影
自《支那论》出版到《新支那论》问世，内藤曾多次往返中国考察，对于中国人民为什么“排日”，却得出了“完全是煽动的结果”这样一个本末倒置的结论，足可见他的侵略主义立场对他的中国观察和中国研究带来了多大的偏见。在《新支那论》中，内藤通过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和中国现实的分析，进一步论证了日本侵略中国的可能性。在第二章《支那的政治及社会组织》中，他写道：
如果日本和支那冲突，不幸而兵戎相见，为此使支那陷于土崩瓦解、不可收拾的境地，日本不是要负全部责任吗？……日本每每会有这样的杞忧。然而这种忧虑实在是因为对支那国家的成立、支那的社会组织的全然无知所造成的。打个极简单的比方：支那人有句俗话，叫“常山之蛇，打头而尾来扫，打尾而头来咬”，日本国民就是这样具有非常敏锐的感觉。例如小笠原岛假若被外国占领了，日本国民肯定全体激愤。然而支那的情况却与日本不同，支那恰似蚯蚓这种低级动物，把一段身子给切断了，其他部分能没有感觉，仍然能够继续活着。例如去年在排日骚动的时候，汉口是排日的中心地，假定日本派兵把汉口给压下去，那么为此绝不必担心会造成整个湖北的骚乱。（《支那论·附支那新论》第245～246页）
……在支那，政治这种东西和社会组织，两者互无关系，这种情况由来已久。所以，如果今天支那人真的兴起了民众运动，那也不可能是由国民的公愤引起来的。如果看上去具有国民公愤的形式，就完全可以判断，那是由于虚假的煽动所致。（《支那论·附支那新论》第255页）
这就是作为“支那通”的内藤湖南对中国国民的总体判断，断言中国人缺乏国家意识，整个国家“只是一条蚯蚓”，首尾不能相顾。内藤做出这样的结论，其用心十分地露骨：既然“支那”人是这样一条蚯蚓，那么由日本人来斩几段，又有何妨？一则不会遭到“支那”全体人民的抵抗，一则也不会担待使“支那”“土崩瓦解、不可收拾”的责任。
不仅如此，内藤接下来还努力说明，“支那”要“革新”，必须有日本的介入才行。为此，他在《新支那论》中专列《支那的革新与日本》一章，进一步阐发了他在其他著述中早已提出的所谓“文明中心移动”论，来证明“东洋文明的中心”是怎样一步步地移向日本的，而由于日本已经成为“东洋文化的中心”，日本又怎样有资格“领导支那”。为了说明这一点，内藤首先就要说明“东洋文化”的统一性，这种统一性是超越民族界限的。他论述说，“东洋文化”发展中的一大特点就是东洋各民族之间没有“无视国民的差别”，而支那历史上本来就没有一个独立的民族，至少由两三个民族构成——
从文化发展看，他们泯灭了民族的差别，朝着东洋文化的路径不断发展。其文化的发展和移动，在支那上古时代就发生了，从开辟到战国时代就开始了这样的历史进程。秦汉以后支那统一，此后文化中心渐次移动，原有的文化中心渐渐衰微，文化的未开地渐次开发，有的地方成为文化的中心。汉代之前黄河流域是文化的中心，三国后渐渐向南方移动，由于地理上的关系，由于人工对于地理的改造，例如大运河那样的工程，对文化中心的移动产生了影响，不断地向东移动，又向南方靠近，南宋以后文化逐渐向东南倾斜，大体上沿着大运河形成中心。然后，随着这些地方的文化达到烂熟的程度，以前从未开发的地方被开发，文化也波及云南和贵州之类的地区。文化中心地带，唐代为止是河南陕西地区，宋元间是移向直隶和河南东部，此后到了明代，江苏浙江地区进入全盛，最近随着与外国的交通频繁，文化中心又移向广东。……（《支那论·附支那新论》第265页）
第二部分：“东洋史”、“支那史”研究中的侵华图谋中国“只是一条蚯蚓”（2）
内藤湖南之所以不厌其烦地描述中国历史上“文化中心移动”的现象，为的是要得出这样的结论：
……就接受支那文化而言决不比广东迟缓的日本，今日要成为东洋文化的中心，对支那文化来说成为一种势力，这绝不是什么不可思议的事。现在的日本已经成为超越支那的先进国家，尽管对于日本的隆盛，支那人投以猜忌的眼光，但倘若通过某种机缘，使日本与支那形成一个政治上统一的国家的话，文化中心移入日本，那时即使日本人在支那的政治上社会上很活跃，支那人也不会把这视为特别不可思议的现象。这可以从过去汉代的广东人及安南人对当时的支那人的感情态度中推测出来。（《支那论·附支那新论》第265～266页）
接下来的问题是，既然内藤认定日本已经成为“东洋文化的中心”，那么这种“中心”应该如何向支那本土“移动”呢？在中国人“排日”、不接受日本的情况下，日本的“中心”作用如何发挥呢？为了解答这个问题，内藤又一次发挥了一个“支那史学家”的特长，首先从中国历史中寻找答案。内藤认为，在历史上，支那文化之所以能够延续下来，就在于周围的夷狄向支那的“混入”，例如汉代的匈奴，五胡十六国、辽、金、元时代的北方种族，他们的“混入”给衰老的支那民族注入了新的活力，云云。在这里，内藤湖南对周边少数民族侵入内地所带来的作用的分析和见解，显然是十分片面的和错误的。事实上，恰恰是外族的入侵和周边的叛乱，几次毁灭了强大的中华帝国王朝，对政治经济等都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在中外历史上，外族入侵对入侵者是享受掠夺的盛宴，对被入侵者从来都是灾难。如果外来入侵对文化发展是好事，那么为什么不少日本史学家们对日本国从来都没有遭受外来侵略而津津乐道？为什么日本人要对元代蒙古人征伐日本未成功而弹冠相庆了几百年？既然外族侵略有这么大的好处，为什么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提出“攘夷”的口号？内藤湖南有意歪曲历史，把日本“己所不欲”的“外族侵略”施加于中国，鼓吹外族入侵对中国文化发展的“好处”，显然是有着鲜明的现实目的，那就是为了证明日本入侵中国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他写道：
支那的有的论者特别是近来的论者，认为外族的入侵无论如何都是支那的不幸，但实际上，支那之所以能够长期维持民族生活，全都是因为外族屡屡进行的入侵。……应该说对于支那民族的焕发青春，是一种非常的幸福。……
从这种使命来说，日本对于支那的侵略主义、军国主义之类的议论，全都是无意义的。尤其是单以侵略主义、军国主义之类的说法来看待日本与支那的关系，是极不恰当的。（《支那论·附支那新论》第273～274页）
在内藤看来，日本作为“东洋文化的中心”，担负着一种“大使命”，就是将日本的先进文化“移动”到中国，促进已经处在衰老垂死状态的、产生自身“中毒”征兆的“支那”实行“革新”。如果是为了达到这样的神圣的目的，而采用“军事”的、“武力”的手段，那也是无可厚非的。为此，内藤打了一个比方：“为了开垦一大片土地，就要挖掘灌溉用的沟渠，在沟渠中间有大岩石突起，对此可以用斧凿，也可以用炸药爆破。然而能够忘记其目的是在田地中开渠，而断定其目的是在土地上实施爆炸破坏，行吗？今日的日本的国是论者，忘掉了本国的历史和将来的发展道路，而只把作为一时应急手段的武力说成是侵略主义啦军国主义啦，这完全是自我贬损。”
在这种逻辑下，内藤湖南更进一步赤裸裸地鼓吹对中国的军事入侵。他指出：“日本的力量介入支那促使其革新，还算是支那自发的革新，而最快的捷径是从军事上加以统一。”也就是由日本来实行军事上的统一。在他看来，“支那在政治军事上，完全没有自发革新的素质”，没有日本的介入是不行的。
总之，内藤湖南作为一个颇有影响的“支那史”研究者，在某些著作中对中国历史文化做出了自己的分析，也提出了一些见解。但是，作为一个终生在野的知识分子，他的“支那研究”却是自觉地为日本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