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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所谓“支那特有的停滞性”的理论，完全是为日本侵略中国服务的强盗理论。
第三，“大东亚史”极力渲染“英美侵略论”和日本对英美殖民地的“解放论”。
在形形色色的《大东亚史》、《支那史》之类的书籍中，几乎都有“英美侵略”的专章专节，而且都以相当的篇幅大讲特讲英美、西洋各国如何侵略亚洲国家。此外，专门讲述英美侵略中国及亚洲之历史的书也接二连三地出版。如大川周明的《美英东亚侵略史》、高桥勇的《亚细亚侵略史》等。兹以《亚细亚侵略史》（东京：霞关书房1941年版）为例。这本书在扉页上写着“谨以本书献给亚细亚十一亿同胞”，大有为“亚细亚十一亿同胞”打抱不平、伸冤报仇的气势。在序章《日本人为何而战》中，高桥勇写道：
大日本是神国。亚细亚之夜，给神国日本以长久的和平的甜睡。当日本醒来的时候，眼前乌烟瘴气，四周横卧着被包围的呻吟的亚细亚。四周汹涌而来的波浪，说不定会淹没刚刚醒来的日本的脚。日本愕然中睁大了神国特有的双眼，达观世界。不久确定了自己相应的姿势，一步一步地迈出了有力的、然而又是深谋远虑的步伐。神武天皇肇国的精神，在日本内心开始更生。看穿了笼罩在亚细亚之上的妖雾，在敏锐和冷静地观察中，神国首先焕发了内在的力量。
第二部分：“东洋史”、“支那史”研究中的侵华图谋“支那史学”“东洋史学”成为侵华史学（3）
这种力量和判断，已经以日清战争、日俄战争的形式呈现出来。由此，朝鲜、满洲、支那都得以生活在亚细亚的和平中。然而，支那人当中有令人吃惊的近视眼，他们对神国日本的精神一无所知，他们在欧美各国的隐藏了私欲的甜美的诱惑下，误把日本视为豺狼一样的侵略者，高唱反日、抗日。……蒋中正中了（欧美的）毒气，反抗神国日本。……
立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的上海某公园，到底是谁的国土？支那动不动就增加英美资本家的利益，而将本国经济导向毁灭，究竟是何人的阴谋？
欧美人的神，把我亚细亚投入了奴隶的深渊，而日本的神，却是以世界各国各得其所、各民族安身立命不侵略也不被侵略、实现万国亲和与和平之神。支那事变，不是支那的领土被侵略，也不是支那被屈服，而是以神国的灵光，惩戒犯了错误的支那人，唤醒了支那人生命深处的沉睡的心，和神国之心共同跳动。由此将支那从可怕的殖民地的阴霾中拯救出来，和日本一起把亚细亚从退缩的保守中拯救出来，使睡梦中的亚细亚觉醒过来，使其成为在现实中跃动的亚细亚，将被（欧美）统治下的亚细亚、变成统治者的亚细亚，并为此而战。如果这不叫圣战，什么叫圣战呢？（《亚细亚侵略史》第18～19页）
这一段话充满“神国日本”特有的狂诞。但他的意思还是相当清楚。众所周知，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等亚洲各国，是历史事实，这种事实也构成了中国近现代史的重要内容。在撰写中国历史乃至亚洲历史时，必须充分面对并呈现这一事实。但是，日本的“支那史”及“东洋史”研究对“英美侵略”的强调，却是别有用心。那就是借着强调“欧美侵略”，而将日本对亚洲各国的侵略合法化、合理化。在当年的日本的“支那史”及“亚细亚史”学者看来，欧美对亚洲的侵略是“侵略”，而日本对亚洲的侵略是为了赶走欧美侵略者，“拯救”亚洲，“惩戒”中了欧美“毒气”的支那人，因而就不是“侵略”，而是“圣战”。这些日本史学学者之所以热衷于撰写“欧美侵略史”，用意就在于此。其实质就是以日本的侵略排斥欧美的侵略，由欧美列强对亚洲的瓜分，变成日本的独占。《亚细亚侵略史》的作者坚信日本有这个能力，并情不自禁地炫耀日本的威力。他在《日本民族的本领》一节中有这样一段话：
曾在浦贺湾使〔美国的〕四艘黑船心惊胆战的日本，四十年后又拥有了能在黄海击破支那舰队的海军，五十年后成长为能在日本击破大舰队的无敌海军之国。陆军的精锐，阻止了自诩世界最强的俄国陆军对满洲的入侵，使他们遭到了有来无回的惨败。
正哉日本！
伟哉日本！
这喊叫将当年许多日本人“天下无敌”的狂妄心态暴露了出来。
第四，“大东亚史”极力为“满洲独立”和日本占领满洲寻找历史依据。
中国东北地区（旧时称满洲，日本当时又称“满蒙”）一直使日本帝国主义垂涎欲滴，将满洲据为己有，多年来令许多日本人朝思暮想。日本的历史学家、“大东亚史”专家们更不例外。例如，“支那史”研究的著名人物白鸟库吉就十分热衷于满洲的研究，早在日俄战争刚刚结束的时候，他就向当时日本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总裁后藤新平提出建议，希望有组织地对满洲的历史地理等各方面进行调查研究，他本人也直接参与其中。他在1912年发表的《满洲问题和支那的将来》（载岩波书店《白鸟库吉全集》第10卷）一文中说：“满洲这块地方与日本的命运交关，其重要性绝不亚于朝鲜。我国在朝鲜的势力能不能保持，取决于我国在满洲的策划是否得当。说得远一点，东洋的和平能否维持，是由满洲问题来决定的。对于这样有着重大干系的满洲，我国人民知之甚少，这是很令人忧虑的。”因此他认为：“研究满洲的过去和现在，而后才能定夺〔日本的〕百年大计。”他指出，“现在的满洲是处于一种奇妙状态的地域，其主权当然在支那，然而支那并没有在那里充分地行使权力。北边有俄罗斯在建铁路，南边有日本在建铁路，假如日俄不拥有这些特别的利权的话，那么这个地域就会沦为马贼的巢窟。而支那、日本和俄国之间，在满洲有一种奇妙的关系，即三国在该地域的势力成为冲突点，这是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白鸟在这里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他研究满洲问题，就是为日本在满洲的扩张服务的。他接着从秦汉时代说起，一直说到清代，意思是中国从来都没有真正控制过满洲，满洲是一块“间空地”，日本应该积极介入。出于对满洲的觊觎之心，在白鸟库吉这样的著名学者的提倡和带动下，关于“满洲”——或称“满蒙”的研究——在20世纪20至40年代成为日本史学界及汉学界的一个研究热点。这方面的书籍文章大量涌现，以至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而又颇成规模的所谓“满洲学”。
第二部分：“东洋史”、“支那史”研究中的侵华图谋“支那史学”“东洋史学”成为侵华史学（4）
为了给日本侵占满洲制造理论根据，史学家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证明满洲原本就不属于中国，例如，早在明治维新之前，佐藤信渊、吉田松阴等人就把“满洲”与“支那”并提，提出了日本要“拉满洲、压支那”的国策。明治维新后，日本政府公然提出把朝鲜、满洲及台湾作为日本的“生命线”。特别是日俄战争后，随着日本在满洲“权益”的展开，关于满洲的研究也迅速展开。许多研究者纷纷到满洲考察、调查和研究，在日本史学领域中逐渐形成了“满洲学”这样一个相对独立的学科，并且在日本政府侵华的国策激励下很快成为一个热门的学科。现在看来，那些研究中也有一些是学术性质较浓的，但更多的是为日本长期占领满洲服务的。为此，他们在研究中预先设定了一些基本观念，首先是把“满洲”与“支那”分割开来，把它们说成是两个民族国家，如内藤湖南在他的《清朝衰亡论》（1911）、《清朝史通论》（1915）等一系列著作和文章中，认为满洲对“支那”而言是外国，“满人”对“支那人”而言是外国人，在内藤史学中，所谓“支那”只是汉民族的“支那”，支那不是一个多民族的统一的国家，满洲及蒙古、西藏一样是独立的民族国家。后来的日本史学家，大都承袭了内藤湖南的这一看法，并试图在历史研究中做进一步的论证。在这样的“研究”中，“满洲学”俨然与“支那学”并列起来，“满洲史”就成为“大东亚史”的一个独立的组成部分，并最终汇到了日本史学家们构造的所谓“大东亚史学”的框架之中。在30至40年代的宣扬“东亚协同体”、“大东亚共荣圈”之类的“东亚史”书籍中，普遍将“日、满、华”这所谓的“三国”并提，作为“共荣圈”的三个基本成员。
“大东亚史”研究者要做的另一件事情，就是为日本侵略和侵占满洲辩解。例如，“九·一八”事变不久，川武治在一本题为《满洲事变的世界史意义》（东京：自立社1936年）的书中，就试图从“世界史”的角度，阐述“满洲事变”的所谓“世界史意义”。他认为日清战争（甲午战争）是日本对欧美的第一次反击，日俄战争是日本对欧美的第二次反击，日德战争和日本对华二十一条要求，是日本对欧美的第三次反击，而“满洲事变”——即日本占领满洲的“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对欧美的第四次反击。似这样把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说成是对欧美的“反击”，把日本对中国领土的占领和蹂躏说成是帮助中国驱除欧美的入侵，正是日本“大东亚史”论者和所有侵华论客惯用的伎俩。川武治声称，“‘满洲事变’是将欧美侵略主义诱引到东亚的支那政治家的愚昧引发的”，他写道：
愚昧而不觉醒的支那政治家为了私欲，在日俄战争后，仍然把白人的侵略诱引过来，而不是从他们的威胁中摆脱出来。……我日本，继承了在日俄战争中明治大帝的果敢断行的金刚之信，决意采取所谓焦土外交，以世界为敌也在所不辞之大觉悟，以经济封锁与武力制裁也敢于面对的威武不屈的气魄，退出国际联盟，顽强死守圣地满洲。
满洲事变的世界史的意义，就在于此。而就满洲事变应该考察的大事实，就是日本的武力断行、日本的退出国际联盟，和满洲建国这三条。这三条事实，分别而又相互关联地显现了满洲事变的世界史的意义。……
而这一切，总的来看，都意味着白人在世界上的支配权的衰落，意味着有色人种的勃兴和上进，意味着白人文明权威的失坠，意味着真正的人类主义文明的强化。因而，它也使得日俄战争的世界史的意义越来越得以彻底的实现。（《满洲事变的世界史意义》第135～136页）
在川武治的笔下，俄国人在满洲的存在，属于“白人的侵略”，“国际联盟”阻止日本的入侵，也是“白人侵略”；“支那政治家”不能把白人赶走，就是“诱引侵略”，而日本冒天下之大不韪悍然发动“满洲事变”，“武力断行”占领满洲，却不是侵略，而是“有色人种的勃兴和上进”，是“人类主义文明的强化”！以这样的强盗逻辑来书写历史和解释历史，川武治之流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
除上述的“大东亚史”、“支那史”的研究外，还有一些专门史的研究也表现出了为侵略服务的性质。如，对日本殖民思想史的研究，现实意图就十分的明显。黑田谦一的《日本殖民思想史》（东京，弘文堂书房1937年），从德川时代的“殖民思想”写到明治时代的殖民思想，系统地评述了三百多年间日本历史上许多代表人物的殖民思想。作者把德川时代的殖民思想分为“经济的开业论”、“国防的开业论”、“经济的·国防的开业论”几种类型；把明治时期的殖民思想分为“自由主义的殖民思想”、“保护主义·国民主义的殖民思想”等。作者对日本历史上的主张对外扩张和殖民的人士，给予高度评价，甚至视历史上的骚扰中国的“倭寇”为“我们民族向海外进出的先驱”，对他们的“雄飞”，中国等亚洲各国沿海表示赞赏。作者显然试图通过对历史上殖民思想的评介，从一个侧面为现代日本的殖民侵略呈现思想渊源并提供理论支持。
第三部分：日本对华“思想宣传战”及其战略战术对中国人的歧视与偏见（1）
在日本侵华和中国抗日的大背景下，日本学术界十分热衷谈论和研究所谓“支那国民性”，其中有不少“研究”者露骨地表现出服务于侵华的险恶用心。他们将人性中一切负面和丑恶的东西都加于中国“国民性”中，说中国人保守、顽固、愚昧、野蛮、肮脏、贪婪、好色、奢侈、懒惰、虚伪、残忍、变态、不团结、势利、排外、服大、非理性、歇斯底里、妄自尊大、盲目乐观、自暴自弃、无国家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