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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国民性”或“民族性”的研究，是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学术界在西方学术的影响下，兴起的一个学术研究领域，它既被用来研究日本的国民性，如三宅雪岭的《真善美日本人》和《假恶丑日本人》（1891）、芳贺矢一的《国民性十论》（1909）、野田义夫的《日本国民性的研究》（1914）等，也被用来研究外国的国民性或民族性。而在当时日本意欲侵华的背景下，研究所谓“支那国民性”、“支那民族性”几乎成为一种时尚和潮流，出现了一批批文章与著作，数量之大，难以计数。
这其中有三种基本情况。
日本对中国的文化侵略第一种情况是，对中国国民性的研究基本是纯学术的和客观的研究，其中虽然有些偏见和不当，也不乏一些有价值的见解，如著名中国历史研究专家白鸟库吉在1908年发表的《关于清韩人的国民性》（载岩波书店《白鸟库吉全集》第10卷）一文中，通过对史料的概括提炼，总结了中国的五条国民性特征。认为中国人是“民主的”而不是“贵族的和阶级的”，是保守的而不是进步的，是和平的而不是侵略的，是实际的而不是空想的，是自尊的、惟我独尊主义的。虽然白鸟库吉在他的《支那古代史批判》中对中国文化给予严厉批判，在许多文章中也鼓吹侵华，但这篇阐述中国国民性的文章基本还算是学术性的。又如川合贞吉（1901～1981）在《支那的民族性与社会》（1937）一书中，对中国民族社会和历史做了较认真的考察，他认识到了“支那民族性的复杂性”，并试图寻求内在的答案，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渡边秀方的《支那国民性论》也较为严谨，虽然可以看出作者对中国及中国人没有什么好感，但对中国国民性中的正面负面、优点缺点的认识基本上还是客观的。
第二种情况，就是有些研究者虽在学术研究中极力保持一些学术性，但由于受日本军国主义的影响，或具有自觉地为日本侵华服务的意识，在研究中就想方设法地贬低中国历史文化，在研究中有意无意地放大中国国民性中的负面。如安冈秀夫的《从小说所见支那国民性》（东京：聚芳阁1926），从中国古典小说如《金瓶梅》、《水浒传》、《聊斋志异》等作品的人物描写中，来发现和归纳中国国民性，这当然未尝不可，也还算是学术的一种途径。但作者却专从中国小说中发掘那些能够说明中国人负面、缺点乃至丑陋一面的例子。我们只要看一看该书的目录就清楚了。该书共有十篇，除第一篇是“总说”外，以下各篇标题依次为：
第二篇 过度重视体面仪容；
第三篇 安于命运，遇事容易丧气断念；
第四篇 有耐性，善于忍耐；
第五篇 缺乏同情心，富于残忍性；
第六篇 个人主义、事大主义；
第七篇 过度的节俭和不正当的金钱欲；
第八篇 拘泥于虚礼，流于虚文；
第九篇 迷信很重；
第十篇 耽于享乐，淫风炽盛。
光看标题，就完全可以看出安冈秀夫眼中的“支那国民性”实在是够呛，九条中只有第四条勉强不算是缺点，其他不是野蛮愚昧，就是虚伪好色，中国人在他的笔下显然是丑陋的。
第三部分：日本对华“思想宣传战”及其战略战术对中国人的歧视与偏见（2）
还有的人热衷于研究中国人中的野蛮习俗，如著名中国问题和中国历史研究专家桑原骘藏写了《支那人发辫的历史》（1913）、《支那人的吃人肉风习》（1919）、《支那人的文弱与保守》（1917）、《支那人的妥协性和猜忌心》（1921）、《支那的宦官》（1924）（均载岩波书店《桑原骘藏全集》第1卷）等一系列文章。其中在《支那人的吃人肉风习》一文中，列举历代文献中的有关资料，说明中国人“从上古时代就有吃人肉的风习”，而且还“绝不是稀有偶然的事件，在历代的正史中，随处都有记载”，并提醒日本“为了很好地领会支那人，一定要从表里两面进行观察”，不能光看到他们的诗文中表现出的优点，还要看到相反的一面，云云。
二、丑陋的中国人的描画
第三种，就是赤裸裸地为日本侵华张目、寻求理论根据的“支那国民性”、“支那民族性”的“研究”。20世纪30至40年代，日本出现了不少这样的东西。这里重点解剖四个人的四本书，即原惣兵卫的《支那民族性的解剖》、加藤虎之亮的《支那的民族性》、山崎百治的《这就是支那——支那民族性的科学的解析》、大谷孝太郎的《支那国民性与经济精神》。
原惣兵卫的《支那民族性的解剖》发表于1932年，即在伪满洲国刚刚出笼时出版的。作者在序言中称：“汉民族是满洲国三千万民众的一大部分，他们究竟是些什么东西，当此紧要关头，对于这一问题加以说明，我相信绝不是一件无意义的事情。”说他写此书的目的，就是“能够为关心对支问题的人提供一点参考”。实际上此书绝不是严肃的学术研究所得，而是为侵华服务的应时之作。《支那民族性的解剖》全书充满了对中国人的厌恶之情，他首先指出日本人所谓的支那与日本“同文同种”论，是“错误的对支观念”。在他看来，日本人与支那人既不同文，也不同种，因此也就没有“亲善”的基础，“不研究支那人的民族性而与之讲什么亲善，就像和手里拿着针的人握手一样，是自讨苦吃”，接着，他分章全面地论述了他眼里的“支那民族性”。只要看看各章节的标题，就知道他要说什么了。如“天命观”、“没法子”、“服大性”、“利己主义”、“侥幸心理”、“和平主义”、“非科学性”、“法律意识的缺乏”、“残虐性”、“猜疑性”、“变态心理”、“国家观念的缺乏”、“形式主义”、“保守性”、“面子”、“排外性”等等。例如，说到中国人的民族性格是“服大主义”，认为中国人一遇到难题，就喜欢说“没法子”，听天由命。他写道：
在强大的压力之下，就觉得“没法子”，于是顺从屈服。这种心理，就产生服大主义。……直到昨天，还站在排日运动最前线的济南、满洲、上海，在成为日本军队的占领区后，他们家家户户都打起日本旗，来欢迎日本军队了。广州市在国民党与共产党抗争的时候，曾经几次被两党占领，而广州市民，每次都扯起青天白日旗和红旗。这些事实，都暴露了他们的服大主义。
这种心理，现在都集中在他们排外运动的主要对象——日本身上。这对于我们自然危害重大。他们的排外运动，固然源于他们固有的排外性与优越感，但是为什么一直那么执拗地对日本继续推行而不知停止呢？这里的根本原因，只有他们的服大性才能解释。他们认为英美法诸国，都比自己强大，而日本则比自己弱小。
在这里，原惣兵卫无视中国人的“排日”抗日是日本侵华的必然结果，却说中国人排日是由于“服大”的心理所致。此处显然隐含着这样的逻辑——日本侵略中国不是中国人“排日”的原因，原因是在中国人眼里日本还不够“大”，而办法只有日本对中国显得更强更“大”，中国才能“服”，排日自然停止，家家户户都会打出日本旗来欢迎日本兵了。
原惣兵卫谈到中国人的“和平主义”，认为“支那民族在本质上是爱好和平的，他们的自然的生活只要有保障，就不会过问谁来统治”。这种看法与认为中国人没有“国家观念”是一致的。然而，他却在另一章中大谈中国人的“残虐性”，他举出的例子有：中国人从小愿意看宰杀家畜，爱看杀人的场面，刑场上往往围满了观众，云云。而这一切例子，无非是要说明日本侵华士兵在中国被杀是由于中国人的这种“残虐性”——
有许多日本军人被支那军人杀死了。检查这些尸体，有许多被挖了眼睛，割了鼻子，切了耳朵的。也有些人的肚子被剖开，放些泥土进去，也有些人被捆绑了脚，倒挂在树上。
……
第三部分：日本对华“思想宣传战”及其战略战术对中国人的歧视与偏见（3）
在排日运动中，有“饥食倭奴肉，渴饮倭奴血”的标语。这不能仅仅认为是一种煽动。在他们内心深处，原来的确隐藏着残虐性。
读者不禁要问：中国人既“爱好和平”，为什么又要杀人？为什么对日本军人实施所谓“残虐”？原惣兵卫不从日本侵华这一本质角度看问题，却用他心目中的所谓“支那民族性”强作解释。他说中国人“爱好和平”，是为了要说中国人懦弱，不喜欢打仗，没有国家观念，谁来统治都无所谓，日本人来统治当然也无所谓；又说中国人“残虐”，是为了说明日本军人在中国被杀，是出于中国人“对残虐本身抱着一种快感的”的“动物性”，却不提日本军人如何在中国烧杀抢掠，又如何引起中国人的必然反抗。这样的“支那民族性”的“解剖”，实际上已经与“支那民族性”的“解剖”没有多大关系了，他拿出来“解剖”的，不过是他那军国日本的强盗心理罢了。
加藤虎之亮在他的《支那的民族性》（东京：国民精神文化研究会1937）的序言中明确说明，之所以研究“支那民族性”，目的就在于服务日本侵华的现实。他写道：“如今皇军勇猛果敢地活跃于陆海空中，对傲慢不羁的支那给以膺惩，此次事变的原因，就在于南京政府为了营一己之私，以巧妙的手段投合支那的民族性，使十年来培养起来的侮日、排日、抗日结出恶果。支那的国民性究竟是怎样的？……正如知彼知己百战不殆是兵法秘诀一样，彼我之间互相了解，是互相敬爱和亲的要谛。所以我相信现在我们来思考支那的国民性，并不是徒劳无益的事情。”他接着声称：相信“自己对蒋政权的不法非道的行为所怀有的敌忾心，并不在别人之下。但又恐怕出于义愤而〔对支那民族性〕过于贬斥，故努力平心静气，慎阿谀，戒迁怒，尽力把支那民族性正确地传达给青年诸君”。统观全书，不难看出加藤虎之亮在这里玩的不过是“此地无银”的把戏，是为自己的“支那民族性”论披上客观的外衣罢了。全书所论述的“支那民族性”，包括“自尊排他”、“乐生怕死”、“缺乏国家观念”、“尊文卑武”、“兴奋性”等，无不渗透了对中国人的偏见。
例如，关于“缺乏国家观念”，这是日本研究中国民族性问题的通行看法。加藤虎之亮认为“支那人是利己的”。他说在中国，统治阶级和下层民众的关系很淡薄，作为国家组织的朝廷，实际是君主和群臣百官结为一体，休戚与共，而他们的“国家”却与下层的民众没有关系。“就好比海水，君与臣是表面的波澜，虽然波浪起伏，但底层却是什么动静也没有。这就是‘民’，这就是支那的历史，也是现在支那人的思想。此点与皇国实在是天壤之别，因此需要极大的注意。”他还将中国与日本做了进一步对比，说：“皇国的臣与民没有差别，一生下来就是臣也就是民，在朝廷做官是臣，在野就是民这样的差别更是没有。臣就是民，民就是臣，这就是我们的国体。而支那却不同，臣与民有着截然的区别。我国是一君万民，他们是二君一民。民从来都是固定不变的，而君临他们的君是谁，都没有关系，民众只需要安稳的生活。”加藤的这些结论，显然是皮相之见。他把日本天皇“万世一系”、“一君万民”的固定不变看成是“国家观念”的体现，而不知中国的民众为了改朝换代的起义与革命，更是一种“国家观念”。实际上，日本人有日本人的“国家观念”，中国人有中国人的“国家观念”。在该书的“自尊排他”一章中，加藤又说：“汉族在黄河流域立国的时候，四周的诸民族在文化上远远劣于他，于是汉族就生起了非常的优越感，自称中华、中国、华夏，把四方的民族称为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呼为夷狄禽兽。所谓‘中’，是指位于世界的中央，考虑到适合于诸蛮来朝贡；所谓‘华’，就是文华的意思，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