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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崎对“支那国民性”的所谓“科学的解析”，在今天几乎没有再予以“解析”的价值，因为全书基本上是道听途说加恶语中伤，作者抱着对中国人民的偏见乃至敌意，露骨地丑化中国及中国人，简直把中国及中国人描绘成了堕落的泥潭和罪恶的渊薮，他有意识地将旧中国社会中的丑恶现象加以集中放大，进而将人类社会——也包括日本社会——中普遍存在的负面文化说成是“支那人”特有的“民族性”。例如，“实利主义、商人根性”，稍懂日本历史文化的人，都可以轻而易举地从日本的历史文献乃至现实中，找出大量的事例；“掠夺、盗窃、欺诈、兵匪、军阀”等在日本历代横行的例子更是举不胜举，荒淫无耻的“性欲”在日本从古到今的所谓“好色”文学中更是俯拾皆是。山崎如此“解析”“支那民族性”，不但使他丧失了一个常人应有的理性，也丧失了作为一个“博士”的起码文德和良知。究其根源，则显然出于他对坚持抗日的中国人民的仇视心理，于是就以所谓“国民性解析”的方式在日本读者中煽动反华和侵华的狂热。他还在该书“结语”中，把“抗日”的中国人民说成是“支那恶”的代表，把投降的汉奸说成是“支那善”的化身。他写道：
日本期望扫荡、歼灭“支那恶”的元凶、蒋〔介石〕政权，援助、强化“支那善”的汪派政权，即使前者和平投降，也断不能放松警惕。因为只要“支那恶”的巨魁、头目、先锋还残存，则“小支那恶”就会在支那全土繁衍开来。
假如道义的日本不与“支那善”的政府协力，依靠文武两战彻底地消灭“支那恶”，则东洋永久的和平就没有指望。应该认识到支那事变是超长期的或者是永远的圣战，是造成世界根本变化的前哨战。（《这就是支那》第470页）
在该书的后记中，山崎又说：
现在的支那事变，是日本民族对于支那民族的直接的报恩的行动。
一、“日本善”彻底打倒“支那恶”的元凶、巨魁，把被统治者从数千年的涂炭之苦中解救出来。
二、以“日本善”，援助远见卓识之士，使其发挥“支那善”。
三、让支那民族实现数千年来憧憬的孔〔子〕、孟〔子〕、老〔子〕的愿望。
自有史以来，如此大规模的国际的报恩行动绝对没有。我把它叫做“圣战”，意味就在这里。（《这就是支那》第476页）
山崎百治的这些画龙点睛的“点题”之语，明确地说明了他的“支那民族性”的“解析”及他罗列、凸现所谓“支那恶”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以“日本善”来打倒“支那恶”，为了服务于对中国的所谓“圣战”，为此，他把“科学的解析”变成了所谓“文武两战”中的“文战”，亦即文化侵略的工具，并且还无耻地把日本的侵华称为对中国的“报恩”行动。由此，强盗加无赖的丑恶嘴脸便跃然纸上。
第三部分：日本对华“思想宣传战”及其战略战术为侵华战争服务的“支那国民性研究”（1）
将所谓“支那国民性”研究与侵略中国密切结合起来的典型案例，是大谷孝太郎的《支那国民性与经济精神》（东京：严松堂书店1943）。大谷孝太郎曾在东亚同文书院做过教授，也是一个专门“研究”中国问题图21《支那国民性和经济精神》书影的教授，此前著有《现代支那人精神构造研究》，《最近支那经济要论》等书。经济学的背景使他的“支那国民性”研究与现实问题、与日本侵华的需要更加贴近。该书由绪论“支那国民性的实体性”和前后两编构成。前编是“支那人的性格与世界观”，后编是“支那人经济生活及其经济精神”。其中“前篇”观点较为集中，因篇幅所限，这里只分析其前编。
大谷孝太郎认为，“典型的支那人的精神是群的保身的散文的构造。构造形式是散文的，基本的内容是群的保身。”在这里他用了“散文的”、“群的保身”两个概念。他解释说：“支那人的生活的根本形式是散文的。支那人从来不试图把人生世界整体地统一起来，不把人生世界的各个部分结合起来达到全体的统一。……支那人的世界复杂而散乱，各个部分可以发出美妙的音乐，而整体却没有和谐的旋律。这就是我用‘散文的’这个词来比喻的原因。从支那人根本生活形式的散文性中，可以看出尊大、虚无、无自信和过分自信，冷漠和激情，安分、合理、矛盾、乐天等诸种属性。”什么是“群的保身”，大谷孝太郎说：“在这散文式的状态中，支那人最为追求的是群的保身。支那人的生活是以群的保身为基础发出旋律并运转着的。”“支那人最追求的是群的保身，是在群体中安居乐业，是把安居乐业置于群之中，而不是为了安居乐业而群。群居、经济与生命维持是浑然的复合。”他还将“支那国民性”与日本做了比较，说：“我们日本人生活在对国体的信仰中，具有自信力，具有感动的精神的生产力，带有英雄的狂醉的要素，缺乏安分性，虽有点沉不住气，但决不歇斯底里；具有人性而不残忍，也有因不太矛盾的矛盾而发生的烦恼，比较起来〔与支那人〕颇有不同。”大谷孝太郎认为，这种“支那国民性”在“支那事变”（即七七事变）的发端时期和经过时期都有表现。
关于“支那国民性”在“支那事变”发端期的表现，大谷孝太郎归纳为六条。第一，“支那人本来就有民族结合的基础，加上近来炽烈的民族意识的爆发，其民族意识是激情式的，所以民族运动也从内部建设而转向对外”，使“准备并不充分的民族主义者和与之同床异梦的共产党人一起，驱使族人走向对日战争”；第二，“由于支那人自身并不能产生民族自信力，所以一旦从外部获得了自信，就具有了超过其实力的极端的自信，因此，依靠时代思潮和列国对支那的媚态而获得自信力，自己不顾自身的实力而自信力膨胀，热衷于对外反拨，疯狂抗日侮日，反反复复，终于酿成了事变”；第三，“支那人一旦遇上强大对手……出于憎恶而发生歇斯底里症，破罐子破摔，甚至不惜‘饮鸩解渴’，敢于‘吃了砒霜毒死老虎’”；第四，“支那人长于局部富有合理性的算计，但过犹不及，却导致非合理的、捡了芝麻丢了西瓜的后果，从全局看采取的是歇斯底里发作时的行动”；第五，“支那人只注意局部的合理性却堕入非合理性，从而陷于矛盾境地，越陷越深，终于成为不能自拔的喜剧人物”；第六，“支那人是一种无感动的合理主义者，缺乏英雄狂醉的要素，因而支那人中难以出现真正的英雄。蒋介石被封为‘民族英雄’，但他没有创造精神，不是个真正的英雄，如上所说，毋宁说他是蹩脚的喜剧演员”。
关于“事变经过中表现出的支那人的世界观”及“支那国民性”的表现，大谷又归纳了十二条——
第一，在事变过程中，支那人炽烈而又激越的民族意识一直持续，尽管是自暴自弃式的，但重庆方面的支那军一直在顽强地抗战。
第二，由于没有自信力，一旦外部给予自信，便走向极端的自信，倘若在一个小局部显示了若干优势，就夸大其辞，民众欢呼雀跃，士气大增。动不动就说什么四月攻势、冬季攻势等等。
第三，对逼上来的对手一味憎恶，歇斯底里大发作，越发自暴自弃，继续抗战，因节节败退，徒使国土荒废，失去民生，也使日本方面疲于奔命。结果〔支那〕不断败退，致使失地赤化，哪怕“国家灭亡赤色仅存”也在所不辞。……
第四，支那事变作为“战争以上的战争”正在继续……蒋介石方面搞的是“彻底战”。这种“彻底战”，非支那人那样的虚无主义者所不能为。虚无主义的支那人对日本极度憎恶而歇斯底里，看到这一点就可以理解什么叫“彻底战”。……
第五，因为是真正的虚无主义者，所以一方面搞这种“彻底战”，一方面又涌出大批机会主义者，做出和平姿态，使事变更加热闹。
第六，由于富于局部的合理性，长于算计，故往往使合理性走向非合理性，太算计却招致损失……对于日本方面当初的不扩大方针，支那方面却使之扩大，将日本军队引向上海、中支（即中国中部——引者注）。循着同样的轨迹，为了对日胜利而把被他们同样视为“夷狄”的英、美、法、苏联引为朋友，依靠第三国的援蒋行为而持续抗战。而这些第三国的援蒋显然是从各自国家的利益出发的，并非出自真情实意。……
第七，由于只讲部分的合理性而堕入非合理性，陷于矛盾境地而不能自拔，而且还满不在乎，因此，当武汉陷落后，在重庆方面，正如周佛海所说，“没有一个人不想到讲和，又没有一个人敢于讲和，这些人……都希望别人来讲和，而自己做主战论者。换言之，希望他人做汉奸，自己做民族英雄。”这种可悲的矛盾现象，不仅在〔西南〕内地，而且在上海也随处可见。
第三部分：日本对华“思想宣传战”及其战略战术为侵华战争服务的“支那国民性研究”（2）
第八，支那人性极尊大……稍有得意的事情便得意洋洋，是矛盾的乐天派，因而，即使一朝被攻下了一城，一夕被拔掉了一堡，节节败退，一般也没有失败感。失败时也以善战相安慰，无论遭遇多大的倒霉事也不气馁，看上去就是高高兴兴地失败。……
第九，支那人就其社会性来看，不具备高度的“性格性”，故对于民族乃至国家的“性格性”不认同，对诚心诚意者不认同，不相信有什么信义的东西存在，因为有时日本未必都显示出高度的“性格性”，所以除汪派外，〔支那人〕基本上都不能认识日本的“性格性”，认识不到日本的诚意。……
第十，支那人在看破对方的合理性的打算方面过于敏锐，富于猜忌心。……尽管日本方面已付出努力，宣抚工作却举步维艰……
第十一，支那看似生命人却不是生命人，看似经济人却不是经济人。看似生命人却把生命视为鸿毛……看似经济人，却没有人吃嗟来之食；喜欢安居乐业，而能使他们安居乐业的宣抚工作的奏效程度〔如何〕，看看就明白了。
第十二，支那人比起生命人、经济人来，毋宁说是社会人。支那人娴于巧妙的社会技术，而且娴于利益性的社会技术。所以对货币经济生活很老到。抗战中，如果说支那方面取得了什么成果的话，那么比起武力战来还是谋略，是经济战，特别是通货战。什么“汇划制度”啦，什么“外国为替管理办法”啦，什么“地方金融机构改善办法”啦，什么“法币平衡资金的设置”啦，这其中虽然肯定有在支那的外国金融资本家的智慧及实际的帮助，但与武力战的寒碜比较起来，还算是新鲜的。（《支那国民性与经济精神》第82～92页）
在大谷看来，中国人都是些顾此失彼、歇斯底里、性格矛盾、妄自尊大、自暴自弃的人，而这些“支那国民性”对于“日满支新秩序”或“大东亚新秩序”的建设是“一个制约因素”，是一个“障碍”。“支那人”的这些性格“顽固而又可厌”，“以尊大性和民族意识为中核的支那人的内心组织的顽固性，实在不堪言喻”，但“顽固是顽固，支那人的世界观又并非固定不变……如果以百折不挠的意志，把支那人的心引导到日满支新秩序建设的方向，不是不可能”，所以他建议日本应该想方设法地完成“现代支那人性格的超克”。这恐怕也正是他的主要目的所在。
可见，大谷孝太郎的《支那国民性与经济精神》对所谓“支那国民性”的总结，是他站在侵略者立场上对中国人民抗战的观察之所得，尽管他提炼的一些事实还算是基本正确的，如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焕发的强烈的民族意识，不妥协的战斗精神，对最后胜利的乐观信念等，都是他不得不正视的事实，但他以一个侵略者的角度和眼光，对这些事实做了歪曲的、荒唐的解释，断言这是中国人尊大、非理性、自暴自弃、盲目乐观的“国民性”的表现。大谷把中国人的国民精神看成是“群的保身的散文的构造”，试图以此来解释抗战期间中国人民的抗战行为，但他最终也不会理解、当然也不能解释为什么作为“群的保身”的中国人，那么希望“安居乐业”的中国人，面对日本的侵略又会奋不顾身，却有着“与汝偕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