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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思想宣传战”的理论，表面上看是对世界历史上的历次战争中思想宣传所起的重要作用的总结，但实际上，其主要理论和灵感的来源是纳粹德国的战争宣传。德国在“一战”中失败后心有不甘，许多军人和文人对失败的原因进行研究分析，认为德国失败的主要原因不在军事，而在宣传。鉴于日本明治维新以来与德国有着密切的关系，德语在日本一直是第一外语，因而日本军部及一些学者对德国人在战后出版的总结“思想宣传战”经验教训的书倍加重视。1938年，原德国最高统帅部的副参谋长鲁尔道夫的《国家总力战》（1934）被译成日文出版，对日本的思想宣传战理论产生了一定影响。上述伊佐秀雄在《日支宣传战》一文中认为，德国之所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败北，主要是因为宣传做得不好。他援引希特勒（时任德国总理）在《我的奋斗》一书中的话，并表示强烈共鸣，希特勒的话是：“在英国，宣传被作为第一级的武器被使用；在我国，却是失业政客的饭碗，或者至多不过是一些腼腆的英雄们的一种职业。结果宣传对我们来说，其效果等于零。”“假如宣传这种东西本身被理解其意义的人所掌握，它就会成为可怕的武器。”在纳粹德国的影响启发下，日本学术文化界的许多人著书立“说”，把“思想宣传战”看成是战争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把英文的propaganda（宣传、鼓吹）有意识地译为“思想战”、“宣传战”或“思想宣传战”，并对“思想宣传战”在历次战争中的运用情况，对其地位、内容、方式方法和目的作用等，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和阐述。从1937年起，这类专门的著作陆续出笼。据笔者所掌握的不完全的材料，主要的著作有水野正次的《总力战和宣传战》和《大东亚战争的思想战略——思想战纲要》（1942）、丸山学的《大陆的思想战》（1942）、田中丰的《战争和宣传》（30年代末）、井上哲次郎的《东洋文化与支那的将来》（1939）、竹田光次的《大东亚战争和思想战》（1943）、奥村喜和男的《大东亚战争和思想战》、鹿子光信的《大东亚战皇国思想体系论》、小西铁男的《思想宣传战》、精神科学研究所编辑的《大东亚战争下的思想战略草案》、国策研究会的《大东亚战争文化体制论》（1944）、华北宣传联盟编《蓦进华北的剿共·思想战体形的确立》（1942）、社会教育协会的《大东亚战争和思想战》和《围绕支那的文化战》等等。同时，侵华日军有关方面也在吸收相关建议的基础上，制定出了“思想战”的计划，如“北支那方面军参谋本部”在1940年5月出台了一份文件，题为《极密·在华北的思想宣传战指导纲要》，就“思想战”的各个方面，如宣传、教化、民众组织、情报搜集、对中共等抗日“思想策动”团体图22丸山学《大陆的思想战》卷首插图的剿灭、对抗日集会、结社、言论、著作的取缔等等，都分章节做了具体的部署和规定。
这些五花八门的关于思想宣传战的专著，都从各个方面为日本的对华侵略制造理论根据，千方百计地将日本发动的战争“正当化”，如丸山学的《大陆的思想战》（东京：目黑书店1942年版）一书，从“文化学”的高度，提出了“战争就是异质文化的相克”、“没有文化的地方不会发生战争”的论断。他强调：
有人说战争破坏文化，那是肤浅之论。异质文化相接触的时候，处于优势的一方对处于劣势的一方进行吸收、抱合，对于提升人类文化是自然的、必要的。没有它，人类文化就不能进步。所以，战争是人类文化的建设行为。这种行为与清除一座陈旧碍事的建筑物、建设新的雄伟建筑物的行为很相似。作为清理的手段必然伴随着破坏的现象，但只以这一点来观察战争是从前的所谓和平主义者的战争观。（《大陆的思想战》第2页）
从一般原理说，战争无疑具有摧枯拉朽的正面作用。但丸山学完全模糊了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的界限。他所指的战争，具体就是指日本的侵华战争及“大东亚战争”，他力图把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加以“文化”化，把烧杀抢掠行径说成是“文化的攻势”，说成是“人类文化的建设行为”，从而为日本的侵略制造理论根据。
接下去，丸山学还进一步从“文化”的角度美化日本的侵华战争。说什么“支那事变不是日本与支那之间的战争”，理由是，日本文化与支那文化现在并不“相克”，而“和日本文化对立、相克的在物质方面是英美的商业文化，在思想上则是苏维埃的共产文化”。他说，“战争虽然是在支那的土地上发生的，但支那本身并不是〔日本的〕敌人”，“日本表面上把支那作为战场，与以蒋介石为首的政权的军队作战，但在这个事变过程中日本并不是要灭绝支那文化，而是要求支那文化与英美苏为代表的文化绝缘”。通过玩弄“文化”与“战争”的概念，丸山学处心积虑地用“文化”掩饰日本侵华战争的实质，把战争中的“文化”因素等同于“文化”本身，又把日本的侵华战争等同于“文化”，这就将日本侵华战争这一具体的侵略行为完全模糊化、抽象化和彻底美化了。在他的笔下，因为有了“文化”的招牌和说词，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战争甚至连“战争”也算不上了，说什么“支那事变就是日本要在大东亚文化中吸收支那文化”，“在这个意义上，它不是真正的战争”，而只是一种“文化”！这种颠倒黑白的奇谈怪论和恬不知耻的诡辩，在日本“思想宣传战”理论中颇有代表性。
第三部分：日本对华“思想宣传战”及其战略战术《大东亚战争的思想战略》书影（1）
水野正次的《大东亚战争的思想战略——思想战纲要》（东京：霞关书房1942年版）也是一部从理论高度论述日本对华“思想战”的书。水野强调，必须使日本国民明白当前这场“大东亚战争”的“思想目的”，因为思想目的不明确的战争，“没有思想基础、缺乏信念的战争，不问文化战还是武力战的战争，就不能对抗敌国的思想攻势，就会走上灾难、困厄和失败的道路”。
水野正次关于思想战的基本参照和主要理论来源，是德国纳粹党的宣传战理论。他对希特勒关于宣传的理论大加推崇。说希特勒在宣传问题上的看法非常“贤明”，认为希特勒所说的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失败，就是由于“与马克思主义对抗的、具有强烈征服意志的、新的根本性的世界观之缺乏”所造成的。水野认为，“纳粹集权主义的政治纲领”也值得日本参考。他曾在《总力战与宣传战》中写道：“纳粹德国与我国的不同，不在于军人是否具有超人的教养和信念这一点上。毋宁说，我们皇军的精忠报国的精神决不劣于他们。然而希特勒总理作为当政者的伟大，不在于加强德意志国防军和培养他们的‘超人的教养与信念’，而是对一般的国民，也和国防军一样地培养其‘超人的信仰’和‘欢喜的发露’。”他认为，在日本，对军人提出这样的要求没有异议，但要求一般国民都具有“军人精神”，都接受军人的教化和训练，却长期懈怠了。其结果，“不得不坦率地承认，在思想上，面对自由主义、个人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攻势，处在完全无防备的状态”。水野正次在这里实际上就是要求在日本普通民众中进一步强化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思想。比照纳粹德国，水野又指出：“在今日的日本见不到我们在纳粹德国所见到的那种全体国民结为同志，那种跃进再跃进的泼辣的政治力。这难道不是因为我们那种作为政治背景的、作为原动力的指导原理，即世界观的淡漠吗？不是因为我们没有具体表现那种世界观的实际政策上的信念吗？如果不把日本民族的祖国爱与臣道感激发出来，不把整个国民的共同的感激焕发出来，不使国民的热情沸腾起来，如果无视政治家在这当中所应发挥的魅力和精神力量，我们又如何能够发挥举国一致的积极的威力呢？”然而，水野的这些议论并不是对日本现状的正确概括。日本在全面发动侵华战争后，很快展开了强大的思想宣传攻势，提出了“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实际上日本国民在精神上已经调动起来了，但水野还嫌不够。在他看来，不能满足于运动和口号，还要解决深层次的“世界观”问题。水野将他所说的“世界观”明确解释为“皇道”，称为“皇道的世界观”，高呼：“大东亚战争！就是皇道世界观的进击战，是显现日本世界观的新秩序建设战！”他反复强调：“要把一亿国民的世界观统一起来，才能建立国内的思想秩序。”他提出在“大东亚战争”中，应当确立“日本民族的原则的政治纲领”，让大多数国民从根本上明白这场战争的目的是什么，而不能仅仅被“大东亚共荣圈”之类的大口号所局限，他认为：
战争的目的，就在于宣扬皇道，使不服从者服从之，在于〔日本〕国体的防卫。强调我国国体的大本义。对此，无论如何反复地强调都不过分。（《大东亚战争的思想战略》第31页）
在他看来，日本现在的战争之所以是“圣战”，就是因为这场战争的根本目的是确立“大东亚皇化圈”。“假如不把大东亚皇化圈的确立作为圣战的目的，从日本国防哲学的高度赋予它具体的意义，制定出相关的政策——正如纳粹的二十条政治纲领一样——不明示之、公约之，不把东亚的皇化作为皇军大进军的堂堂正正的纲领，那么最后就无法实现〔战争的目的〕。”所以他把日本的侵略战争称为“东亚皇化战”。用“大东亚皇化圈”的提法取代了“大东亚共荣圈”的提法。众所周知，日本在宣传策略上，早就提出日本“进出”中国的目的是为了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提出日本占领中国及亚洲是为了“将英美势力赶出亚洲”，是为了“解放亚洲”，这当然是掩耳盗铃的欺骗性宣传口号。现在，水野正次认为“共荣圈”之类的提法作为“宣传口号”是必要的，但不能作为指导日本“圣战”的理论，转而赤裸裸地提出了“大东亚皇化圈”；而且提出必须把“大东亚皇化圈”作为“圣战”的目的，作为日本的“民族的纲领”，作为日本对内宣传的指导方针。
水野不仅主张用“皇道世界观”统一日本国民的思想，还进一步把“皇道世界观”强加于中国。他胡说“有四千年以上古老历史的支那，时至今日仍然没有形成统一的国家”，认为原因并不是缺乏近代科学或受欧美的支配，而是缺乏日本的“皇道”，认为儒家的“王道”与日本的“皇道”相比有着“原理上的缺陷”。因为“王道不像皇道这样，它没有绝对中心，也没有产灵，王道实质上就会堕入霸道”，而日本之所以“形成了与欧美任何一个国家相比都毫不逊色的国家，并走上了与天地共存的永远的繁荣轨道，就是因为将皇道置于国家的根本的基础地位，以万世一系的皇统作为中心原理。支那没有形成一个国家，而是因为缺乏像我国这样的中心原理”。所以支那才需要“皇化”。
第三部分：日本对华“思想宣传战”及其战略战术《大东亚战争的思想战略》书影（2）
水野正次不仅把“皇化”作为“大东亚战争”的根本目的，还把“皇化”作为指导“思想战”的“根本原理”。在宣传理论上，他将“皇化”原理与纳粹德国的宣传理论结合起来，反复强调思想战的重要性。水野比照德国，认为希特勒及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党（纳粹党）掌握了德国政权，“就是思想战在德国的最初的胜利”，而“今日的战争绝不是只靠武力就能决定胜败的，支那事变之所以不能闪电式地解决胜败问题，并演变为‘长期抗战’，就是由于在战争之前，在思想战方面、经济战方面、政治战方面，没有确立胜利的基础。在世界观（思想）战中的胜利——孙子的攻心战术——才是一切胜利的不可缺少的前提条件”。他写道：
在战时，宣传必须是政治的。为什么呢？就因为全体国民必须和军队一样聚精会神地集中于战争目的的实现。此外没有其它的政治目的。所以，宣传作为指导战争的总体的政治艺术，必须确认完成战争目的是战时惟一的使命，对于这一点，今天必须确立它的最有力的地位和权威。
然而，我国的现状是，在政治机构上，不仅没有使宣传工作保持优先地位，而且对于宣传的这种指导性也完全缺乏认识。作为宣传工作总指挥的情报局总裁，仍然是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