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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23年3月，日本第四十六届国会就通过了《对支文化事业特别会计法》，并很快公布实施。这个“会计法”的基本意思，也就是通过日本政府拨款来建立“对支文化事业”，然而钱款却并非来自日本财政第九章日本“对支文化工作”的方案与实施。在《会计法》的第一条明确规定了资金的来源，一是“庚子赔款之本利”，二是“有关山东铁路与公有财产补偿国库证券之本利，及山东矿产之补偿金”。也就是说，这两笔钱实际上都是中国的，而不是日本的。第一项是清政府在八国联军入侵后按不平等条约交付的“赔款”，第二项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企图接收德国在山东省的诸项权益，遭到英美的反对而未成，却反过来向中国索取的“赔款”。日本就是利用这两笔中国赔款的本利，来推行其“对支文化工作”计划的。换言之，是用中国的钱，办日本人自己的“在支文化事业”。1923年12月，日本内阁在《特别会计法》的支持下，成立了“对支文化事业调查会”，由外相担任会长。1924年2月，日本外务省与中国驻日公使签订了“日本对华文化事业协定”。在“协定”中，日本取得了在中国开办研究所、设立图书馆、设立医科大学及附属医院等多项特权，为日本在华“文化事业”——实际上是对华文化侵略——开了绿灯。这一侵略行动当时即遭到了中国有识之士的抗议和反对，但无济于事。日本看透并利用了当时中国政府的软弱，又在1925年初策划成立了“日中文化委员会”，1926年正式定名为“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由于在资金和机构组织上有保障，日本对华“文化工作”遂能逐一加以落实和实施。
到了1936年5月，正当日本酝酿大举犯华之前，日本的外务省忽然发布所谓“对华文化事业”的新计划，据日本“同盟社”当月18日的东京电称：“外务省自有田外相就职以来，决意积极实行中日文化提携。决定在特别会议提出修改《对华文化事业特别会计法》，将原先预算的三百万元增加到四百万元；以其新增的一百万元，开始进行新工作。其方针大体如下：外务省对华文化事业，历来都以东方文化之组织的研究与其发扬为目的，而对于中日两国国民之真正提携颇少贡献。有田外相自其任亚洲局长时就有建议：中日之间，不必专事研究陈腐学问，或做考古学的研究，应先实行为中日两国国民亲善之工作。据外相计划：在对华文化事业中拟实施有国际文化色彩的工作，即：（一）在中国各大学设立日本语讲座与日本文化讲座；（二）中日民间各团体之经济文化提携；（三）在中国各地新设日本文化图书馆，积极介绍日本文化，展开中日体育运动、戏剧及艺术之交流。新任文化事业部第二课长宫泽事务官，现已奉外相之命，视察中国各地，进行准备。”
这个“对华文化事业新计划”，显然是日本为了配合即将全面发动的侵华战争而在文化事业上所做的方向性的调整，即要求一切“文化事业”都为军国政府的侵华总战略服务，而不可“专事研究陈腐学问”。到此，日本的“对支文化事业”已经公然完全成为对华“文武两道”侵略战略的重要一翼了。对此，当时的《上海大美晚报》上发表了一篇未署名文章，一针见血地指出：“……中日间恶感的暗影，竟已掠到了两国文化界的顶上。……一般人都深感到日本对我的政治外交和经济外交，处处骗人，处处使我们失望，失信用；像明明占地进兵，定要说是为‘和平’为‘亲善’；明明是侵略破坏，偏道是经济提携。纵盗劫掠，反加罪于被盗之家。如今则又改花样，明明是政治手腕的收买，却加上‘文化’的美名。凡此种种，诚如胡适所说的‘侮辱上加侮辱’；也正仿佛打你耳光，踢你肚皮，再放出笑脸说爱你喜欢的一般，叫人酸鼻难熬。”而这个被中国文化界一眼就看穿了的所谓“在支文化事业”的阴险计划，却在七七事变后，借助大炮和刺刀的推进，在中国轰轰烈烈地实施起来。
第三部分：日本对华“思想宣传战”及其战略战术“对支文化工作”的由来及其实质（2）
此后，日本的一批学者文化人和有关研究机构纷纷著书撰文，对日本军国政府的“对支文化事业”计划加以阐释和发挥。他们详细研究并提出了“对支文化工作”的方案，出版了论述“对支文化工作”的专门著作，重要的有：宇田尚的《对支文化工作草案》（1939）、矢代幸雄的《对支文化工作的目标与它的方策》（1940）、近藤春雄的《大陆日本的文化构想》（1942）、渚桥辙次的《支那的文化和现代——新支那的建设和文化工作》（1943）、国策研究会的《大东亚共荣圈文化体制论》（平野晃等著，日本评论社1944；非卖品）、伊东六十次郎的《大亚细亚文化建设论》（1943）、大东亚文化协会的《大东亚文化的建设》、社会教育协会的《支那事变和文化工作》、东亚思想战研究会的《大东亚文化建设论》等。在这类书籍中，大部分是公开出版物，有的则是限制流通的“非卖品”，如国策研究会的《大东亚共荣圈文化体制论》；还有的是提交给当局的秘密文件，如矢代幸雄的《对支文化工作的目标与它的方策》。其中，关于矢代幸雄的《对支文化工作的目标与它的方策》，据当代中日文献研究专家严绍璗教授介绍，这一报告厚达一百多页，从未公开过，封面上有一粗大的“秘”字，严先生于1985年从日本国家档案馆中发现并抄出，并在他的《日本中国学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中做了一些介绍。《对支文化工作的目标及其方策》分“序：基础性的考察”、“人心收揽问题”、“对支最高干部与文化顾问”、“对支艺术政策”、“文化上的日支提携问题”、“以支那为中心的日本海外宣传”等十章。矢代幸雄十分强调“对支文化工作”的重大意义。他认为，“确立新的对华文化政策的目标，是目前所有事情中最重要的事情”。因为“军队的进出，仅如同皮肤的接触，而非人心的接触。为其后安定之计，必须全力进行‘枪后’的文化工作”。他强调，在现阶段，对支文化工作是万事之首，而这一工作的全部目的则在于“收揽人心”，即收揽中国人的心，所有对华工作，都必须集中于这一点。他露骨地说：“所谓文化工作，以古语而言，正是人心收揽之术。近代语言中以为过于露骨，故名之曰‘文化工作’。然而，正是这‘文化’的美名，常常使工作中失却了主要的目标，现在，必须使文化工作重新返回到最初的目标上——以日本为中心的人心收揽术。”他指出收揽人心关键在于收揽中国知识分子的心，说“统观历史与现实，征服中国最头痛的便是知识分子的动向”。“中国的知识分子是由广袤的土地和强有力的自然所培养起来的，其影响之深远，常出乎日本意料之外。”鉴于“对支文化工作”的重要性和困难性，他强调“对支文化工作，是日本对支总战略的一部分，因此必须有最高干部参加，并确立对支文化工作的系统”，“各级组织应该把对支文化工作作为实现国策之大目标而积极行动”。
第三部分：日本对华“思想宣传战”及其战略战术一份典型的“对支文化工作草案”（1）
最全面、最露骨、也最典型的“对支文化工作”的方案，莫过于一个名叫宇田尚的人提出的《对支文化工作草案》。
图27宇田尚《对支文化工作草案》
版权页书影
宇田尚是一个文化人。据1938年出版的《中国文化情报》第七号《教育及一般文化知名人士的动静》中载，宇田尚当时为“北京师范学院副院长，前日本东洋女子齿科专门学校校长”，可以说他是日本派遣到中国实施“对支文化工作”的前锋。宇田的《对支文化工作草案》一书长达381页，1940年4月由改造社出版，在论述“对支那文化工作”的书籍中堪称是最有代表性的一部。作者在序言中称，“本书是对支问题三部书中的第一部，就对支文化工作中的基本问题做了原则性的阐释。在第二部中将做指导原理的详论，在第三部中涉及具体工作方案。”作者所预告的第二部和第三部到头来终于胎死腹中，但这第一部实际上已经把它的方案——不论是原则的还是具体的——都讲清楚了。
宇田尚在第一篇“序说”中，就一针见血地指出“日本人关于支那的知识贫乏”，“表现出的是无知”，但他接着赞扬了日本的军部，认为“对支那持有关心并不懈地予以重要研究的只有军部。军部早在蒋政权统一的时候就洞察到日本应如何出手。这一洞察成为军部的一种传统并对支那研究大有促进”。他断言：“除去军部之外，了解支那的人没有。”所以他呼吁重视对支那的研究，特别是重视对支那“文化工作”的研究。
宇田尚强调对支文化工作要有明确的“指导精神”，认为：“正确的文化工作必须以正确的理念为基础，而各种工作都是这一根本理念的体现。换言之，只要不先确立正确的理念，文化工作将无法协同有序地进行。”“因此，对支文化工作必须首先有一个确实的理念——即指导精神。这是最根本的问题。假如不确立这种指导精神（也可以称为对支国策）的话，国民就难以从内心里理解并支持。”他还强调对支文化工作要服从日本的侵华国策。说：“我国的知识阶级历来主张学术的自由。学问的独立不能受外部因素的侵犯。学术的尊严性就建立在它本身的权威之上。这种想法是随着日本的自由主义思想的普泛化而必然产生的现象。故在日本只要克服自由主义，学术的独立、学问的自由的思想同时也就必须克服。”他认为，今后在日本任何的学术研究都得“服从国是”，都不能有违“国体”。
宇田尚一连用了三章的篇幅来论述所谓的“今次事变的思想性”。他指出，一般日本人都认识到这次事变不仅仅是武力战、经济战，也是思想战，但要问这次事变有什么“思想性”，未必有明确认识。他强调，“这次事变和思想有着重大而且根本的关系，这就是这次事变的特征”。他认为，这次战争和别的战争内容与性质完全不一样，因为在支那背后有着拼命维护欧洲资本主义剥削的英美法苏联等国家，有他们所提倡的自由主义，而这次战争就是要纠正吸亚细亚鲜血的欧洲资本主义文明，并以此积极地“教化支那民众”。这是一个文化问题，如果在这一点上失败了，那么即使军事战和经济战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那也是一时的胜利，不能使胜利的成果保持长久。这就使得“这次事变具有高度的思想的性格，这就是事变的真正的特征”。他又进一步指出，这次事变就是要以军事行动彻底打垮蒋介石政权，为什么？就是因为蒋介石是欧美文化的代表，蒋介石统治下的支那，和日本人的教养根本不同，因为支那人丢掉了“东洋的教养”，而彻底地欧美化了，如果放任蒋介石在欧美文化的道路上走下去的话，“那么，支那越是‘进步’，就越凶恶，就越破坏东亚的和平。这就好比让一个疯子持刀在大街上乱砍一样”。由此，宇田断言日本发动的这场战争是“圣战”。“从战争的目的上来区分，大体可以分为圣战和侵略战两种。圣战是必须打的战争，在保护自己的同时又能够矫正对方的错误，这就是圣战；又，将那些阻碍人类进步的、妨碍高尚文化的推进和创造的人打倒，就是圣战。相反，侵略战只是为了本国一方的利益而进行的战争，这是要不得的战争，是在世界上制造不公正的战争。”他进一步把日本发动的战争说成是弘扬所谓“东洋文化”的战争。他说：世界文化可以分为东洋文化和欧洲文化。其中欧洲文化已走向穷途末路，“东洋文化在支那和印度早已失去了生命。东洋文化的精神只保存在日本文化之中”。
宇田尚设问道：“在这种情况下，新文化的可能的创造者是谁？人们早就说非日本莫属。但这些说法还有浓厚的独断色彩，还没有超出盲目信念的范围，还缺乏更正确的说明。谁是可能者，这是有诸种条件所决定的，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