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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出动范围内的交通、通信线路的完好无损，收抚民心，培养那些中华民国更生的中坚力量。特别是在战区向民众说明支那军队败退的真相，让他们理解皇军出动的本意和其威力，诱使他们由敬畏而亲和，由亲和而协力，从而实现军民协力灭党（指国民党——引者注）反共的实际目的。”
小池秋羊的《北支宣抚行》（东京：第一出版社1939年版）一书，是一部描述和总结日军在华北地区“宣抚工作”的专书。在最后一章《寄有志于成为宣抚官的人》中，小池对日军与八路军的宣传战较量，做了具体的描述，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兹节译如下：
打破第八路军的宣传和组织，使民众脱离他的影响，这是北支今后宣抚工作的重点。
八路军在北支的活动，范围实在很广，也很顽强。只要不把这些敌人消灭，只要不阻止他们的活动，就不可能指望北支有清静的时候。
宣抚班在协助军队治安的同时，还要独自开展工作，与妨害治安的罪魁祸首——共产党的宣传和组织做斗争。这是很困难的事情，但并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共产党在皇军顾及不到的北支的山野，纵横跋涉，以拿手的游击战术，扰乱我们的后方，在对教育民众、组织民众方面，具有不可低估的力量。……
……
最激烈的是张贴传单的竞争。在城外与共产党地区接近的地带的村庄，宣抚班张贴的传单，很快被敌人撕掉。然后以八路军的传单取而代之。敌人害怕我们的宣传，破坏我们的宣传，所以我们一点也不气馁，再重新张贴上去。在此，我想就敌我的传单问题，谈一点感想。
我们的传单（传单、宣传画之类的总称）一般来说都太大，不仅不便携带，张贴起来也特别费劲儿，而且纸的质量太好，无论抹多少糨糊，在砖墙等地方张贴，仍然很困难，糨糊一干，很容易被揭下来，而且自然剥落的情况也很多。与我们相比，八路军因为财政困难，弄到纸张也困难等原因，使用的都是极其粗劣的纸张。几乎都是粗洋纸的仿造品。可是，这样劣质的纸张，一旦贴上去，就不可能揭掉，所以很适合张贴。我们的纸与多色印刷的需要也有关。希望纸张的生产者，能够将上述的情况作参考。
八路军的传单，几乎都是誊写版印刷，多不太清晰。相比之下，宣抚班的传单使用的最新的印刷术，多是很漂亮，然而对于民众，却似乎缺乏那种感染力。特别是没有任何说明的绘画，只写一个“建设东亚永久和平”的题目，这样的过于抽象的宣传画，除了装饰的效果以外，还有没有其他效果值得怀疑。
必须制作能够打动民众的、民众真正能够读懂的传单，为此，要根据各地方的不同的情况，因地制宜。
往没有铁道的、偏僻之地的宣抚班送来那么多关于爱护铁路的传单和小册子，在山区真是难以处理。如果各宣抚班只依赖从本部送来的传单，那不仅会失掉宣传的时机，而且也不能进行适合当地需要的宣传。所以各宣抚班应制作独自的宣传文书，并随时用于宣传。
第八路军的宣传，以其机敏为其特色。在他们盘踞的地区，必然发行抗日报纸。
《抗战日报》、《前卫报》、《火战三日刊》、《纹国日本》（原文如此——引者注）、《突击报》之类的带有煽动性名称的报纸，在各地发行，煽动抗日意识。
几乎都是美浓版型那么大，四版，誊写版印刷。不管怎么说是他们自国语言，每天持续印刷发行，因而敌人的这种宣传能力、其热情，是值得注目的。
第八路军似乎并不乱发各种宣传材料。他们搞的是游击战，在移动的途中携带着誊写版，印刷《告民众书》等抗日抗战的传单，在通过的村庄散发或张贴。发行次数频繁，而且多种多样，里面插有漫画，文字也很浅显，谁都可以理解，对于这一点，我们要从敌人那里学习。
使用日文的、以日军士兵为对象的八路军的传单，经常散发到皇军警备区域。……都是些“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啦、“你们在为谁打仗呢？”之类的共产党的套话，只不过是故意要让皇军士兵生气罢了。但即便如此，对他们的这种活动我们也不能忽视，同时，我们也要强化对敌人的宣传。
在《告第八路军书》、《投降劝告书》等大量散发的同时，也有必要制作以八路军士兵为对象的使其丧失战意、劝告投降的标语。
……
这次圣战的原因，就在于敌人的国共合作。国民党，现在在北支连个影子也看不到了，如今剩下的只有共产党了。把他们排除掉，将北支的抗日势力扫除干净，北支才能转阴为晴吧。
宣抚工作的目标，有必要加以大转换，要以歼灭惟一的抗日组织共产党第八路军为目标。要进入研究宣传、组织的新方法，并加以实施的新的时期。
（《北支宣抚行》第317～324页）
这些记载都表明，当时的八路军不仅在军事上对日军进行了有效的打击牵制，而且在文化上，也是反击日本文化侵略及日军“宣抚”的尖兵。这些记载还表明，日军在沦陷区的“宣抚”总体上是失败的，日本宣抚班在中国的宣传总体来说是拙劣不堪的。他们用中文写的传单常常文句不通，例如“信任日军队暴寒良之善意”（意思或许是“信任日军抱善良之善意”）之类，实在令人不齿。而且，在“宣抚”中，一方面要迷惑中国老百姓，一方面又绝对不想维护中国人的自尊，如当时就有日本人认为，在对华宣传中常用的“中日亲善”四个字，将“中”放在前头，“日”字放在下头是不妥当的，起到了增加中国人傲慢心理的作用。但是，为了打掉中国人的傲气，用“支那”一词做宣传，中国人又明白“支那”一词是对中国的蔑称，结果更加招致反感。总之左右为难。实际上，日本人始终没有弄明白，侵略者无论怎么“宣传”，依然是侵略者的宣传。可以说日本对中国的“思想宣传战”、“文化工作”乃至“宣抚”活动，都已经使出了浑身解数，但结果到底不能如日本人所愿，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此。
第四部分：在华情报组织、情报搜集与文化间谍活动南北两大情报机关（1）
早在中日甲午海战前后，就有不少日本人以旅游、经商、访问等各种形式深入中国各地，尤其是在文化人和学者中，形成了一股中国旅行热，他们有意对中国各方面的情况进行细致的观察、调查和研究。更有一些人怀着觊觎中国的动机，自觉地配合国权扩张和大陆“进出”计划，来中国刺探情报。一些在华的官办或有官方背景的大学、会社等，都积极从事对华情报活动，甚至设立了专门的情报机构。日本国内的官方与民间的组织、新闻社甚至个人，成立了大大小小数量繁多的对华情报组织、学会、研究会等，搜集并整理出版了大量情报资料，其情报网络覆盖了对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和角落，并直接服务于对华侵略占领与殖民统治。
在华情报组织、情报搜集与文化间谍活动，是日本对华文化侵略的重要方面，在日本侵华中起了特殊重要的作用。早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前，日本间谍就大规模地向中国渗透，搜集了大量有关中国清朝的政治、军事情报。在导致中国甲午战争败北的诸多原因中，日本的谍报活动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参见洲汇著《大清国遭遇日本间谍群》，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2）；在甲午战争及后来的历次日本侵华军事行动中，对第十一章在华情报组织、情报搜集与文化间谍活动华情报搜集和间谍活动都起了重要作用（参见王振坤、张颖著《日特祸华史》，群众出版社1987；刘永祥、常家树著《日本侵华间谍与谋略》，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
日本对华情报搜集与研究机构，可谓名目繁多，五花八门，背景也各有不同，有官办的，有民办的，有民办官助的，有的依托于企业，有的依托于新闻媒体。但无论如何，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自觉地为日本对华侵略并长期占领中国提供信息情报。事实上，这些情报组织或机构的建立，使得对华情报搜集与研究组织化、严密化，使日本在中国南北形成了一张巨大的、覆盖中国所有重要地区的情报网点。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早期对华情报搜集与研究机构都有一个共通点，即都打出“亚细亚”、“东亚”的堂而皇之的招牌，有关机构或组织的名字也都冠有“亚洲”、“东亚”之类的字样。其中，最早的是成立于1878年的“振亚会”，创始人是明治维新的主要人物之一大久保利通，但由于大久保不久后遭暗杀，该组织即停止活动。但此后，以“振兴亚洲”为幌子、以觊觎中国为动机，以“研究”中国历史文化与现状、搜集有关中国的情报信息为主要目的的各种各样的机构、团体与组织，相继涌现。
首先是1890年成立的“兴亚会”，这是“振亚会”的一个后继组织，大久保的儿子是其中主要成员之一。此外，该会中的川岛浪速是臭名昭著的策动“满蒙独立”的间谍，重野安绎等人是汉学家，曾根俊虎、广部精等也是对华情报方面的主干分子。
次年，“东邦协会”组成。该会由副岛种臣伯爵倡议建立，其宗旨是“调查有关东亚南亚各地之地理、商业状况、兵制、殖民、国际形势、历史和统计”。这个协会得到了日本政界的支持，在中日甲午海战时期会员逾千，影响较大。
几年后的1897年又出现了“东亚会”。该会是一个公开声称以“扭转支那时势”为目的的组织。发起者既有犬养毅、江藤新平等政客，也有陆实、池边吉太郎等新闻界的人物，更有民间的浪人内田良平、三宅熊二、宫崎寅藏等人。该会有明确的政治目的，即为了日本的安全与强大，要改变中国的政治状况，并积极延揽中国人入会，当时康有为、梁启超就曾加入过这个组织。
甲午战争结束后不久的1898年，“东亚同文会”成立。其创始人为日本政界的显赫人物近卫笃麻吕公爵，其主要成员都是长期在中国活动的所谓“支那通”，主张为了实现日本在华权益，必须实行“支那改造”，而要实现“支那改造”，必须培养大批“支那通”。由于政界、新闻界、工商界的大力支持，同文会势力雄厚，得以在华兴校办学以实现其宗旨。“东亚同文会”于1900年在上海设立“东亚同文书院”，是日本在中国设立的最早的、规模最大的大学，此外，还在东京设立“东亚同文会调查部”，刊行《支那》杂志及研究中国的图书资料。据统计，到战后（1946年）该会解散的近半个世纪中，东亚同文书院的毕业生已达四千六百多人，这些人都被派到中国以及南洋各地，其中许多人借着某种公务和职业的名义搞间谍活动，图29《东亚同文书院东亚
调查报告书》扉页书影事实上该书院已经成为对华最初最大的培养情报人员的机关。“东亚同文书院”下设“调查部”和“调查编纂部”、“支那研究部”、“东亚研究部”等机构。学生在毕业前必须到中国各地进行“调查”，且要写成“调查报告书”或“旅行报告书”，由书院整理存档，加以利用，有的则公开出版，公开出版的有《东亚同文书院大学东亚调查报告书》（东亚同文书院大学，1939）、东亚同文书院大学《东亚同文书院大学研究年报》（日本评论社1944）、东亚同文书院大学东亚研究所编《在上海的调查》（东亚同文书院1943）等等。
第四部分：在华情报组织、情报搜集与文化间谍活动南北两大情报机关（2）
从《东亚同文书院大学东亚调查报告书》，可管窥东亚同文书院学生的情报活动之一斑。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大学学长、上海东亚同文书院院长大内畅三在该书的序言中称：“每年利用暑假派学生到支那内地旅行是本院的重要课业之一。此事从明治四十年至今已经实行了三十三年，旅行总人数已达两千七百二十九名，其足迹不仅是支那内地，也包括东亚各地。”由此可见东亚同文书院情报调查的人数之多、规模之大和范围之广。根据大内畅三的序言，我们还知道这些学生在结束调查后，都必须向学校提交所谓“旅行报告书”，“这些旅行报告书除了提交陆军省和外务省之外，本院〔同文书院〕也收藏一份，报告书的一部分还公开问世，被编成《支那省别全志》十八册和《支那经济全书》十三册。而未能刊行者则在书库中堆积如山。……”所以从1939年起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