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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五号之后，连续刊载《中国各大学、学院及专科学校的现状》，《教育及一般文化界知名人士的动静》等，特别是后者，将中国教育及文化界知名人士（也包含在华从事文化活动的日本人）的职衔等拉出了一个长长的清单，共连载十七次。
第六号中的题为《事变后的研究及一般的文化机关》的文章，长达五十八页，将七七事变后中国的学术研究机构、包括研究院所、学会、博物馆、图书馆、大学中的研究生院等，都做了详细的资料调查和罗列，到了第八号则刊出续篇，分不同的地区对中国的研究机关及其他文化机关进行调查分析。
在第九号中有一篇题为《作为蒋政权的宣传机构的出版界现状》，对上海、武汉、广州、香港、桂林、成都及重庆、长沙、西安、兰州等地在国民政府领导下的出版情况做了系统的介绍和分析。
在第十号上刊登了《现住上海的中国文化界知名人士录》，将二百五六十位人士的姓名、性别、籍贯、职衔、著作及主要活动业绩等，一一做了介绍。
在第十一号和第十三号连载的题为《中支的日语教育及设施概况》的文章，对上海、南京、苏州、常州、松江、青浦、嘉定、昆山、无锡、吴江、丹徒、句容、金坛、太仓、江都（扬州）等地区的日语专修学校的情况做了详细的整理介绍。第十三号上还有《蒋政权下在内地出版的“救亡新书”》，并把这些书分五类胪列，其中包括“主张抗日抗战的书”、“关于战时教育及战时训练的书”、“关于战时经济和社会问题的书”、“关于国外问题的书”、“关于战时文化问题及文艺问题的书”等，并对这些书的发行范围做了推测。
在第十四号上，有《“孤岛”上海文化界的动向》、《维新政府统治下的各地报纸的概况》、《蒋政权教育部的诸设施及其办法》等文章。
在第十五号上，有《现住北京的中国文化界人士录》（计七百七十四名），每人以一百来字的篇幅做了介绍。
在第十七号上，有《京津文化界一瞥》，并附《国立、部立各院校概况总表》、《国立、部立各院校学生人数统计表》、《国立北京大学概况表》、《国立、部立各院校教职员状况统计表》、《国立、部立各院校教员等级及学历统计表》、《国立、部立各院校学生状况统计表》、《北京特别市私立各校馆概况统计表》、《天津特别市公私立各级学校统计》等。
第十八和十九号上，则集中介绍英国、美国对“蒋政权”的教育文化援助问题及“蒋政权”的国际文化合作问题。
从第十八号起到二十号，分三次连载《现存的教育、研究及其他一般文化机构地方别一览表》，内容极为细致具体，包括名称、科别、地址、创立年月、附设机关、备注等内容。
第二十四号头条是《上海教育界的动向和“学潮”问题》，分析了其中的抗日学潮的起因，认为是“蒋政权和共产党方面的煽动所造成”，并将历次学潮（达四十余次）列出表格，包括“学校名”、“学潮的原因”、“学潮的经过”三项。
第二十七号刊载《中国的研究机构及学会、协会等的近况》，搜集罗列了日占区及香港一百四十多个研究机构。
第四部分：在华情报组织、情报搜集与文化间谍活动其他形形色色的对华情报组织（2）
第二十八和二十九号连载《重庆方面的文化机构的现状》，对非日本占领区的公立、私立及共产党方面的大学、学院、专科学校、学会、协会、研究院所、图书馆、博物馆等的情况做了详细介绍。
从以上简单介绍的内容可以看出，日本的这个“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已经全面地搜集并掌握了中国各地——特别是沦陷区，也包括部分中国的大后方地区的文化情报，有的情报还十分细致具体。日本对华情报搜集的无孔不入，整理与研究的细致缜密，时隔半个多世纪之后，仍令人惊叹并发人深省。
“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下属机构除上述的“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外，还有“北京人文科学研究所”（1931年4月设立），主要是搜集和保存有关中国文化的图书资料。
“东亚经济调查局”，成立于20年代中期。这个调查局的情报搜集范围不限于经济，而且对中国的政治动向、特别是中国人民的排日、抗日局势，也非常关注。在这方面它编辑出版了《支那排日教材集》（1929），将中国的中小学教材中有关排日的内容收集在一起；还出版了《转向满蒙的排日运动》（1929）、《支那国定排日读本》（1931）等书。通过集中报道中国的排日，极力向日本国内煽动反华情绪。此外该调查局所编写的《满洲读本》，向日本国内介绍了满洲的情况和日本人在满洲的经营，鼓吹对满洲的扩张，在十几年中多次再版，在日本读者中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东亚研究会”，成立于20年代中期，实际上专门研究中国问题，特别是中国社会文化问题。该研究会成立后最大的“业绩”是长期连续举办“东亚研究讲座”，以连续出版物的方式陆续出版。到1943年，共出版一百一十辑。每辑均有一个专题，涉及中国的历史、文化、地理、文艺、社会、政治、军事等各个方面。有些讲座则密切服务于侵华战争的时局，如第九辑是《应该如何应对支那》，第四十三辑是《中国共产党概观》，第九十九辑是《重庆抗战力的概观》，第一百○一辑是《美国援助重庆的全貌》，第一百○三辑是《国民政府的清乡工作》等。兹以1932年出版的“东亚研究讲座”的第四十六辑《支那的排日运动》一书为例略加评析。《支那的排日运动》由波多野乾一著，收集并分析了中国排日及排斥日货的各种情报，书中列举了中国历次排日及排斥日货的来龙去脉，认为到当时（1932年）为止一共有九次大的排日浪潮：第一次是1908年的“辰丸事件”（即日本船非法停泊中国领海事件——引者注），第二次是1909年的安奉铁路线改建事件，第三次是1915年的“日支交涉”事件，第四次是1919年的五四运动，第五次是1923年的中国要求“收回旅大”而被日本拒绝事件，第六次是1925年的“五卅”事件，第七次是1927年日本出兵山东事件，第八次是1928年的“济南事件”，第九次是1931年的“万宝山事件”、“满洲事变”、“上海事变”。在叙述历次排日运动的时候，作者刻意淡化日本对华侵略是造成中国排日的主要原因，而刻意强调中国人历来有排外的传统；分析了排日、抵制日货给日本带来的损害，却刻意淡化日本对中国造成的损坏。该书最后还提出了三条对策，第一是“确立强硬的外交方针”，第二是“恢复与列国的协调”，第三是“绝对禁止支那的反日教育”。波多野乾一的这本书正好出笼于伪满洲国建立的时候，书中罗列的中国排日的情报及他本人所做的对策分析，对日本军国主义当局的政策走向不能说没有影响。
《支那的排日运动》是以“研究会”的名义刊行的个人著作。对于日本政府和军方来说，这类书及其提供的情报十分重要，所以政府和军部自己也搜集并出版了一些类似的东西。这里只举一本书为例，就是日本政府的“陆军省”于1931年刊印的题为《关于支那的排日侮日》，这本小册子未署作者，也没有版权页，只在封面上写着“昭和六年九月，陆军省”几个字，可见此书属于当时的陆军省的内部情报资料。该书列出了一个长达五十多页的表格，题为《排日侮日不法行为的事例》，分“事件名称”、“场所”、“时间”、“事件概要”四项内容列表，总共达一百一十八条。书后“附录（一）”是《最近一般青年广泛购读的书籍一览表》，列出的图书有：《日本侵略满蒙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帝国主义问答》《帝国主义与中国》《中国国耻史概要》《不平等条约问答》《各国对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帝国主义的真面目》《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之痛史》《日本蹂躏山东痛史》《日本侵略下之满蒙》《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国》《中国土地丧失史》《不平等条约》《中国国际条约义勇论》《中国国耻史略》等，共十六种。还对中国中小学教科书中的排日内容以图表形式加以罗列。在“附录（三）”中列出了当时中国流行的“排日歌曲”，并译成了日文，包括《国难歌》《国民革命歌》（三首）、《国耻歌》《抗日运动歌》《忍耐》《打倒帝国主义》等。可见，当时，日本军方在中国搜集的相关的文化情报，也达到了十分细致入微的程度。
第四部分：在华情报组织、情报搜集与文化间谍活动其他形形色色的对华情报组织（3）
随着对华情报搜集热潮的兴起，日本在中国兴办的新闻社及报纸，也成为在华情报机构的一种。如1934年在上海成立的“中国通信社”是一家有着日本军部和外务省背景的通信社。值得注意的是这家通信社没有按当时日本的一般习惯叫做“支那通信社”，而是叫做“中国通信社”，不称“支那”而称“中国”主要目的也许是因为“中国”这一名称有利于它在中国的存在与发展。“中国通信社”以“对支那情况的迅速、准确的报道”为宗旨，成立后，编辑发行了《支那情报》（半月刊）、《中国通信资料》（半月刊）等。其中，在《中国通信资料》第五十八号、六十九号和七十号上，连续发表了有关中国“抗日真相”的材料，为七七事变日本进一步扩大侵略，起了一定的煽风点火的作用。
对华情报搜集与研究的时兴，使得民间私人也宣布成立有关机构。例如，1925年，一个叫森长次郎的人宣布成立“中支经济调查所”。这是一个由个人名义成立的一个文化情报机关。森长次郎20年代在中国武汉滞留并从事经济商业活动，当年武汉地区以抗议日本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并占领旅顺而展开了声势较大的抵制日货的排日运动。这些排日运动对日本的对华扩张起了一定程度的阻遏作用，也引起了日本上下的关注。在此情况下，森长次郎决定成立“中支经济调查所”，对“中支”的情况做调查研究。他在谈到自己建所宗旨时写道：
先前伊集院氏在担任支那公使的时候说过：“日本如果不改良地图，就无法明白支那之大。的确，整个的支那之广阔，超出了日本人的想象能力。此前的日本人，无论是政治家、实业家、学者还是军人，都想把支那整个儿地放在菜板上，或者企图将它放在菜板上，结果就好像蚂蚁在面包上爬来爬去，只不过左右往返而已。我自身也是如此。我反省自身的同时，也为这些感到可惜。反省的结果就是决定建立“中支经济调查所”，目的是在支那的研究方面具体、深入而且细致。
老实说，只是支那中部，已经令我有望洋之感。相信也许终其一生也难以尽知。明知有局限还如此标榜，也是希望它的波纹向外一圈圈扩大，并尽可能地向外扩大。
这个调查所，有我个人只是“单枪匹马”而已，并无太多的预期，只是想从身边开始，或许会有一些收获，并乐于公诸于众。我相信我的支那调查研究，绝不是一家、一个公司或一地方的私事。（《支那排日谭》书后）
森长次郎及其“中支经济调查所”第一个“业绩”就是写了一本《支那排日谭》（上海日本堂1925年2月出版），这本书搜集了武汉地区排日方面的种种情报，包括排日思想的根源、排日组织、“支那人的日本观”、排日宣传、排日与支那官方、与英美的关系、排日的影响等等。情报来源主要是当地的报纸、书籍，再加上他的所见所闻。他分类罗列这些材料，并站在敌对的立场上对这些材料进行了分析评论，得出的结论当然完全是荒谬的。例如他认为中国民众的排日是受军阀的蛊惑煽动所致，中国人的排日是基于“自大思想”和对日本的“嫉妒心”等，都是些陈词滥调。
第四部分：在华情报组织、情报搜集与文化间谍活动七七事变后各种对华情报活动的活跃（1）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对中国文化情报的搜集整理工作更加重视。除了政府及有政府背景的公司、团体、学校、协会、研究会从事中国文化情报的搜集活动之外，各新闻社都相应地成立了“调查部”，以利用自己的传媒优势进行对华情报搜集。如《朝日新闻》社在1937年后，成立了“朝日新闻社东亚问题调查会”、“朝日新闻社中央调查会”、“朝日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