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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的福泽谕吉密切关注着世界及亚洲的局势和动态，从不放过一切可以从中国得到好处的机会。如1891年当他听说英法等国因中国国内焚烧教堂、杀伤外国传教士事件而正与中国交涉，若中国不答应，便组成联合舰队占领上海吴淞口，他便写了一篇题为《支那的交涉事件是我国的好机会》的文章，指出：“今我日本在东洋立国，与支那有极大的利害关系，必须高度予以注意。以我所见，目前的〔列强〕与支那的交涉，是我国国权扩张的一大机会。从我国的国家利益来看，求诸支那的很多，不一而足。”他接着举出的有：希望修改以前的条约（指《天津条约》——引者注），使日本商人直接进入中国内地，还有朝鲜问题、台湾问题等等。众所周知，1900年日本果真加入了主要由西洋人组成的八国联军，侵入中国大捞一把，从而又一次在中国伸张了日本的“国权”。福泽谕吉早先提出的这一“莫失良机、趁火打劫”的“建议”，自然是产生了一定作用的。
1884年10月，福泽谕吉在《东洋的波兰》一文中，对当时正在进行的中法战争进行了分析，认为中国和法国的战争——福泽称为“法清战争”——“是支那灭亡的伏线，即使一时得以和解，今后不可挽救的顽症，必由此事件引发出来”。在他看来，现在的中国就像此前欧洲的波兰，免不了被列强瓜分的命运。应该说，在这个问题上，福泽的看法基本没有错。然而，福泽强调“支那必被分割”，并非同情中国的命运，而是为了鼓动日本人参与“支那分割”。他在文中附了一张《支那帝国分割之图》，称是一位“在外国的友人寄来的一本《支那帝国未来记》中抄下来的”。这张图把中国的各省份都标上了外国的主人，例如东北各省是为俄罗斯所分割，山东、河南为德国分割，湖南、江西等为法国分割，福建和台湾为日本人所分割。福泽附的这张图上的文字全是汉字，并无洋文，而且日本分割福建、台湾，和福泽此前此后的主张都非常一致，所以有理由怀疑这张图实际上并非外国某书所绘，而是假托洋人，实则出自福泽自己之手。他在解释这张图、谈到日本为什么可以分割到台湾和福建时，这样写道：
日本在地理上与支那相近，欧洲列强能有今天的幸运，十几年来日本不仅与之有共同方向，给予大力协助，作为东道主人也给了他们不少便利，所以今天占领台湾全岛和福建省的一半，实在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特别是福建、浙江沿海地区，在支那的上一个朝代大明的末叶，一时为日本兵侵略（原文如此，福泽并不忌讳使用“侵略”一词——引者注）之地，这是历史上鲜明的事实，这次在故地插上日本的国旗使之飘扬，可使日本国人得以满足。（《福泽谕吉全集》第10卷第78页）
在中国的土地上“插上日本的国旗使之飘扬，使日本国人得以满足”可以说是福泽谕吉的夙愿。福泽明白，要实现这种夙愿，单靠坐等“分割”不行，而是要对中国发动战争。1894年12月，当日本在中日甲午海战中已占上风时，福泽谕吉就迫不及待地写了一篇文章，题为《强令割让台湾的理由》，提出日本接受中国投降的条件是同意“朝鲜独立”、赔款、割让土地。关于割让土地，福泽说，有人也许认为日本一打胜了马上就让中国割让土地，似乎是“非君子所为”，所以在割地这个问题上可能有所犹豫。对此福泽认为，“这毕竟是忘掉了军国大事的迂腐之论”，“以我所见，分割〔中国的〕土地不但有理由，而且在国防上是不得已的必要”。因为中国东北的土地从地理上说是对朝鲜的一种掩护，而分割台湾也是为了日本南部冲绳县的安全。所以首先必须割让台湾。他接着在《眼中无清国》（1894年12月）一文中又称，让清朝割地赔款，不要怕它来日报复，因为它腐败透顶，完全不足畏惧；现在割让台湾只是一个开头，“待他日分割四百余州的时机一到，就必须向它的中原地区大力挺进，选择立足之地”，并认为这是“今后的大势所趋”。
第一部分：数百年前日本民间文化人的侵华迷梦日本近代第一位军国主义理论家（2）
怀着对中国的领土及财富的贪婪的欲望，本着这种“打仗是好事”的想法，福泽谕吉一直密切关注中国动势，一直在寻找与中国“打仗”的机会。当清政府应朝鲜政府的请求，派兵赴朝平定朝鲜动乱时，福泽谕吉认为时机到来了。作为一个民间人士，福泽谕吉一直以强硬的霸道的态度，煽动舆论，怂恿日本政府把朝鲜国内的动乱与中国的干预作为一个良机，趁机把朝鲜从中国的藩属中拉出，并纳入日本的势力范围中，声称如果中国干预朝鲜事务，即与中国开战。他在《日支韩三国的关系》（1882年）一文中说：
如果虚妄自大的满清不知自己的空虚而以强大自居，以此次事变为借口干预朝鲜的内政外交，如果它说什么朝鲜国是我属国，朝鲜政府是北京政府的别府，属国别府发生的事本国本府加以处分是理所当然的事，而朝鲜亦敢甘于从属地位，支朝串通一气敌视我日本……如果支那傲慢无理，使我日本人在世界上丧失体面，那我日本就应该勇敢应对，开启战端，将东洋的老大朽木一举摧毁。（《福泽谕吉全集》第8卷第304～305页）
在此后的几年时间里，福泽谕吉密切地关注着中国和朝鲜的动向，并不断写文章煽风点火。当时的清政府应朝鲜政府的合法要求，以两国既定的关系为依据，派兵前往朝鲜帮助平定国内叛乱，日本却蓄意趁火打劫，也派兵侵入朝鲜，遭到中朝两国的抵制。消息传来，福泽谕吉恼羞成怒，反咬一口，说什么：“在今次的朝鲜事件中，我日本国的名誉、权力、利益蒙受了大侮辱、大损害。其主谋是支那人，其教唆者是支那人，其实际行动者，又是支那人……支那人的罪行不遑枚举。”他还宣扬中国兵虐杀日本妇女儿童，肆意煽动日本国内民众的反华情绪（《支那士兵罪责难逃》，1884年12月）；还说什么在这次事件中，“日本是被害者，支那和朝鲜是加害者”，日本应当向这两个国家兴师问罪，尤其是对中国，光让他“谢罪”远远不够，“事已至此，必须抛弃以口舌论是非，而必须断然诉诸兵力，尽快了结局面，虽然这对两国人民都是一个不幸，但国耻难消，此事必须断然实行。”接着，福泽在《一旦开战，胜券在握》一文中还提出了更狂妄的作战计划：
我国一旦向支那朝鲜两国兴师问罪，朝鲜固不足论，我们的对手就是支那，首先应派一支军队赴朝鲜京城与支那兵鏖战，让朝鲜政府答应我正当的要求；同时，我军从陆海大举进入支那，直捣北京城，皇帝若退到热河，那就跟着进攻热河。这样一来，无论怎样刚愎自用的支那人也不得不答应我正当要求，低头谢罪。（《福泽谕吉全集》第10卷第159～160页）
他认为，日本直捣北京的行动是有胜利把握的。原因是，“支那军队腐败，八旗、绿旗、勇兵、蒙古兵，合在一起号称百万，其实能够使用西式武器的不过五六万人。又号称军舰百余艘，有相当于我海军四倍的兵力，其实不过是纸糊的炮铳船舰，实在不过是太平的虚饰物。就是说，船舰炮铳是铁制的，而使用它的人不过是木偶一般。”在1894年9月发表的题为《支那庞大，但不足惧》一文中，福泽认为日本有些人担心要使中国那样的大国屈服并非那么容易，他表示反对这种看法。他说：“以我的看法，以上的说法只是皮相之见。支那虽号称大国，但其政治组织已从根本上腐败，国民的团结不巩固，表面上属于大清帝国皇帝治下的大部分版图，其实是半独立状态，政治法律因地而异，几乎到了肆无忌惮的程度……从一般的地理书上看，那个国家地广人多，但由此判断他们拥有几倍于日本的兵源，那就大错特错了。支那军队号称百万，实不足信。支那人的毛病是喜欢虚张声势，不过是出动一两万的兵力就声称几十万，古来笔法即如此。”他还分析了中国兵训练不足，不过是由乞丐流民组成的乌合之众，因而，“大国之大，在彼不足赖，在我不足惧，总之，我希望对支那加以损害，要迅速、要广泛、要大”。
福泽谕吉还分析了日本所具有的优势，强调日本具有精兵强将，一定可以打胜。“如支那的战争若不能取胜，我日本人自今后不但永远受支那凌辱，也会被世界各国所轻侮欺凌，最终不能保持国家的独立；如果打胜的话，则我日本的国威不仅可以炫耀于东方，也会令远方的欧美各国所敬畏。取消制外法权不必说，作为万事〔与西洋〕平等的文明富强国，会永远被东方奉为盟主。”他还鼓动说：“为了实现这一希望，我们的身家性命不足贵，愿直接进军北京决一死战；我们的财产也不足爱，愿全部充作军费。举日本全国之力即可达到目的。此次朝鲜事变若果真引发日支两国的战争，则我辈可以断言：日本必然胜利。”（《战争一旦发动就应有必胜之信念》，1884年12月）。他在《御亲征准备如何？》（1885年1月）一文中进一步煽动对中国开战，认为“比起谈判的准备来，更应该做开战的准备”。他鼓动天皇亲自率兵征讨中国，即所谓“御亲征”，强调“我辈所希望的就是准备御亲征，仅此而已”，并在这句话旁边加上了着重号，以示恳切郑重之至。
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爆发前夕，福泽谕吉写了一系列文章，更起劲儿地鼓吹立刻对中国开战。7月，他在题为《应该直接对支那朝鲜两国开战》一文中，称李鸿章给朝鲜政府的电文所说的“内修德政，勿负皇恩，倭寇放肆，敢恃狡毒，第视天兵一举，无异以石压卵也”这些话，“是对日本无礼万千的语言”，并指出由此可见是中国“挑拨朝鲜政府拒绝我要求的事实确凿无疑”，因而提出“一刻也不要犹豫，要与支那为敌人，断然开战”，而且在向中国开战的同时，也不要放过朝鲜，因为朝鲜与中国是“同一个洞里的狐狸”。他说朝鲜是小国弱国，攻打它别人看来好像有点可怜，但“为了打破它多年来脑海深处崇拜支那的迷梦，必须付诸弹丸火药”。1894年11月下旬，日军攻入旅顺大肆屠杀中国人民，美国的《世界日报》（WORLD）、《时报周刊》等媒体报道日军从11月21日占领旅顺以后，四五天中屠杀非战斗人员、包括妇女儿童六万人，称日本人为“披着文明外衣的野蛮怪兽”，而一贯标榜“文明”的福泽谕吉却为日军屠杀辩护，称中国军人伪装成市民，杀死他们理所应当，说中国人没有信义，“不能把他们当普通的人看待”（参见石河干明《福泽谕吉传》第3卷第756页，岩波书店1932年版）。
第一部分：数百年前日本民间文化人的侵华迷梦日清战争是文明与野蛮的战争（1）
福泽谕吉手书条幅除了这样赤裸裸地鼓吹与煽动战争、为侵略战争及屠杀行为辩护外，福泽谕吉更以一个学者文人特有的方式，打着“文明”的幌子，为对华战争寻找理论根据，这集中体现为“文明战胜野蛮”的“文明进化论”。他把西方列强依靠武力向世界扩张作为“文明”的楷模，认为那就是“文明开化”，日本应该、并且已经这样“文明开化”了。他早在《文明论概略》（1875）等一系列著作中，就认为日本的文明已经高于支那（中国），经过明治维新，日本正在或已经“脱亚入欧”，成为西洋各国那样的“文明开化”的国家，而中国、朝鲜等亚洲国家则尚在“未开化”之列，不属于文明国家。在这种前提下，日本对朝鲜和中国采取的任何侵略行动，都被他归为促使中国和朝鲜“文明开化”，为了这个名义，纵使侵略，也是正义的行为。信奉“弱肉强食”生存法则的福泽谕吉，就这样振振有词地把最丑恶可耻的侵略主张与行径包装起来，加以美化。在中日甲午战争期间，福泽谕吉写了一篇题为《日清战争是文明与野蛮的战争》的文章，其中说道：
在朝鲜海丰岛附近，日清两国之间展开海战，我军取得了伟大胜利……我听到这一消息真是欣喜若狂。由于我军的开战而博得了胜利的大荣誉确实可喜可贺。我军的勇武再加上文明精锐的武器，打他的腐败国的腐败军队，胜败的结果本是明明白白的。恰似挥日本刀斩草无异，所向披靡，无可阻挡，原不足为怪，与预想的完全相同。最可喜的是日本军人果真勇武，文明的利器果真好用，绝非出于侥幸。日清战争就这样在世界面前展开，文明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