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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数百年前日本民间文化人的侵华迷梦“大日本”往哪里“膨胀”（2）
德富苏峰认为，现在正是一个好机会，“机会难得，机会易失”；“何为好机会？毫无疑问，就是日本和清国开战的机会。换言之，就是膨胀的日本，进行膨胀活动的好机会”。他提醒日本当权的政治家不要错过良机，“要利用这个好机会，使国家有一个超越的飞跃，同时将自己的英名永远地镌刻在国民膨胀史的第一页”。他更提出，“日清战争”是日本国运消长的一个契机，开战胜利后，日本“可促使朝鲜改革，可订立北京城下之盟，可获得几个亿的赔款，我日本确立在世界上的地位，这些岂不都是在此一举吗？”“三百年来收缩的日本，一跃而为膨胀的日本，其机遇就存乎此一刹那间”。德富苏峰认为日本开战必胜，他列举了日本必胜的几个条件。“一、军备上我们远远超过它；二、财政上有余裕，即使不发行国债也有一亿余万元的作战费用；三、他国处在旁观的位置；四、我国在朝鲜已经占据了有利地位；五、国民一体化，万众一心，在政府面前有忠勇的部队，在政府之后有刚健的富有殉国之心的四千万国民。”他强调，在这种条件下假如不开战，那就有很多祸害。他提出“不开战的害处”有五：
第一，我国将在清国面前甘拜下风；第二，在朝鲜人面前的威信全部丧失；第三，在东洋不用说，在世界各国，谁都不会把我国放在眼里，我国完全不足为他们的对手；第四，国民会有反应，而且是激烈的反应，甚至舆论沸腾；第五，全国舆论沸腾，全国反对尚可忍受，清国、俄国、英国，还有其他国家都趁机插手插脚，扩张势力，日本除了幽闭于自国之外，在其他地方完全失去立足之地。
当日军在甲午海战中取胜，并占领中国的旅顺口后，德富苏峰欣喜若狂。他在《战后余言》一文中，进一步表达了其战争与侵略的狂热。他称日军占领旅顺口“是大日本膨胀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大事”，他提出要赶紧“把旅顺划归我大日本帝国的版图”，然后要把朝鲜首都迁往平壤，把清国的首都迁往南京。不过，“朝鲜迁都是为了确保独立，是方便之计；而清国的迁都，是维持其苟延性命，是外界逼迫，是强制”。他认为这些仅仅是一个开始，对“大日本膨胀”来说远远不够，接下来要推进“南方的经营”。他认为“南方经营”对于日本来说极为重要：“防御于北方，展开于南方，是大日本膨胀的大方针。这个方针不是我们随便制定的，而是三百年前的祖先就已创下先例（这里的所谓“先例”显然是指倭寇对我东南沿海的侵略——引者注）。这个先例，就是适应膨胀的自然，顺应膨胀的大势，遵从膨胀的情理的先例。”德富苏峰解释说，所谓“南方的经营，就意味着占领台湾”，因为——
台湾地处太平洋关口，与我国九州岛相隔，与琉球本岛、宫古、八重山诸岛相接……占据了台湾并将它作为殖民地，使其成为自由港，进而成为我国国防之要冲，乃与英国占领的香港形成犄角，成争雄之势。然后继续南渐，直到菲律宾及苏门答腊海峡，这些几乎都是胜券在握。其物质收获未必赫赫显著，但其实际利益绝非其他可比。故将太阳旗插上北京城头，或可暂缓一日，但占领台湾，将它并入大日本皇帝陛下的主权之内，绝不能有片刻犹豫。
德富苏峰提出的这些侵略中国及亚洲的思路，与同时期福泽谕吉等人的思路基本吻合。这意味着，在甲午中日战争前后，日本民间学术界对华侵略的主导思想和舆论导向已经初步形成。此后半个世纪的日本侵略史表明，日本正是按照“防御于北方，展开于南方”的基本思路进行侵略扩张的。甲午海战后日本人占领了旅顺，割据了台湾作为“南渐”的跳板，在北方占据辽东半岛，1904年又与俄国争夺在我东北的权力而展开了“日俄战争”。此后日本将其势力逐渐扩张至整个东北，1931年策划成立日本傀儡政权“满洲国”，1937年发动全面侵华，果真“将太阳旗插上北京城头”，1941年后又将战火从中国大陆烧向“南方”（即东南亚地区）。日本半个多世纪的侵华史几乎与德富苏峰之类的御用文人学者的设计完全吻合。
在《大日本膨胀论》推出之后，德富苏峰在此后的漫长生涯中，一直倾全力宣扬日本的军国主义。他一生写了大大小小、厚厚薄薄的二百多本书，其中包括影响甚大的《昭和国民读本》、《满洲建国读本》、《国民必胜读本》等畅销书，宣扬对外侵略扩张一直是其基本主题。他写的《近世日本国民史》多达一百卷，其中心是宣扬“忠君爱国”。他在1938年出版的《皇道日本的世界化》（明治书院）一书中，继续宣扬他在《大日本膨胀论》中的观点，并进一步以所谓“皇道”理论作为其理论的基础。他认为日本今天登上中国大陆，就像鲑鱼和鳟鱼从河里游到海中，再从海中游到河里，就像燕子和大雁，每年春天和秋天都要迁徙和转移一样，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第一部分：数百年前日本民间文化人的侵华迷梦“大日本”往哪里“膨胀”（3）
我们大和民族是从何处来的？现在还不能明确断言。但除了日本岛上的土著外，其中一大半是从大陆来的，另一半是从太平洋来的。这样看应该没有错。
本来，在我国有北进南守一说，也有南进北守一说，这些都意味着回归到故乡的某个地方。全部的事实是，北进又南进，南进又北进；又是大陆，又是大洋。如此膨胀漫延，即回到祖先的故乡。
我看现在我们大和民族的状态，就像燕子、像大雁、像鲑鱼、像鳟鱼，各自在进行着本能的行动。（《皇道日本的世界化》第2～3页）
他认为，以前日本民族长期以来就像蝾螈和蓑虫一样闭守在日本诸岛，并非命运注定如此，相反，“日本民族本来是雄飞世界的人种，不幸机会没有成熟。换言之，雄飞的训练所需要的时间过于漫长”。他指出，“皇道的世界化的理想，是我国肇始以来就有的理想，但每每想实行，每每遭受挫折”，如丰臣秀吉（丰太阁）的征韩。而到了明治天皇时代之后，雄飞世界、布皇道大义于四海才初露端倪。他认为“满洲事变”、“支那事变”就是日本皇道世界化的标志。他说现在日本进入中国，是日本“以国运做赌注”，日本“在大陆经营上不止走出了一步，而是走出了数步，只能前进不能后退。所谓背水一战，就是今天的情形”。
除了大量地著书以外，德富苏峰还在几十年中，先后控制《国民之友》和《国民新闻》等重要舆论喉舌，在影响和操纵国民舆论方面不遗余力。在日本的侵华战争及所谓“大东亚战争”进入关键时刻的时候，他图9竹越三叉像还积极组织策划全国的文化人、学者、文学家，为侵略战争效力，美其名曰“文学报国”、“言论报国”。1942年5月，他出面担任日本文学家协力侵略战争的最大团体组织“日本文学报国会”的会长，同年12月又出任日本新闻界协力侵略战争的最大团体组织“大日本言论报国会”的会长。日本战败后，盟军当局理所当然地将德富苏峰列为“A级战犯”（最严重的战犯）嫌疑人将其拘禁于自宅内，等候处分。但1947年后，由于“冷战”状态的形成和美国的基本政策的变化，对日本战犯的惩治不了了之。1947年9月，德富苏峰被解除拘禁，到1952年又被解除“公职追放”令，使其完全获得了自由，并继续写完他的《近世日本国民史》。
与德富苏峰同属于民友社的学者、评论家竹越与三郎（竹越三叉，1865～1950）几乎同时出版了题为《支那论》（1894年8月民友社）的小册子，也极力鼓吹对中国发动并扩大侵略战争，与德富苏峰的“膨胀论”一唱一和。竹越与三郎在《题〈支那论〉》中，开门见山地指出：
如今我陆军以横扫牙山之兵，迫近平壤，海军也已在南阳湾打胜，逼近威海卫。海陆并进，将太阳旗插上北京城的日子，决不会遥远了。
此时，国民惟陶醉于胜利之中，但是要问为什么要征讨清国？人们至多只能回答：清国妨碍朝鲜独立之事业，所以要征伐它。但是日本国民必须征伐清国的理由，远不止这些。他们在朝鲜的不法不义，不过是给我们造成了一个出师的机会。得到皇天特宠的日本国民，为了实现自己的天职，亦为了国民之自卫，作为国家千百年之长久大计，必须征伐清国。本书虽为一小册子，却要代日本国民言其所欲言，阐明其不能言者也。
因此，《支那论》实际上是“征伐支那论”，也是一份赤裸裸的战争叫嚣。全书分十章逐一论述了为什么必须征伐中国，怎样征伐。竹越与三郎说，从政治与地理上看，现在天下大势已变，作为偏僻小国的日本必须“展开与大陆接近的大运动”，向外寻求扩张，因此小日本必须变成“大日本”；而日本在对外扩张中的最大忧患，不在欧美而在清国。我们要建立大日本，而清国却要妨碍我们这个大运动。他指出，从历史上看，“清国具有侵略的、山贼的性质”，其国民一旦自负其“大”的时候，对邻国也最危险，而其自负，如今已达到了顶点，成为“大日本”的绊脚石。而且，竹越与三郎引用英国威兹尔将军的话说，“未来可以将世界淹没的人种只有支那人”。支那这个国家政治上无能，人数上却占优势，“大日本”的威胁当然来自他们。竹越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有人提出日本应与支那结盟以抵挡西洋人，维护东亚和平，这简直是荒谬无稽的看法，在他看来搞什么“日清同盟”，只不过增加了清国的权力。要搞同盟，日本毋宁与英俄法三国搞同盟，以便登上世界舞台，日本不但不能与清国搞什么同盟，而且一定要与它兵戎相见。竹越称：“不动兵就不能震慑清国人”，“传播文明于世界，正如古希腊所做的那样，是我国的天职，而首先要将文明传到支那去，就必须借助兵火之光，以醒其目，别无他途”。他进一步提出，日本战胜后，一定要多多索取清国的“赔款”，因为需要“以赔款来供养我们的战斗力”……竹越与三郎的上述言论，与福泽谕吉、德富苏峰等人为代表的日本学术文化界的主流言论完全一致，可以说是“膨胀论”的一种展开和补充。
第一部分：数百年前日本民间文化人的侵华迷梦“支那分割论”（1）
“支那分割论”是日本侵华理论的另一种形态。所谓“支那分割”，在日语中有两层意思，一是“分割支那”，即由日本主动将中国分割；另一个意思是“支那被分割”，即认为中国在列强的侵略中四分五裂，成为列强的属地。
图10《支那分割论》目录页书影
关于第一层意思，早在明治维新的六七年后，就有人明确提出日本应将中国分割为南北两部分。这个观点是1873年4月由江藤新平（1834～1874）在《支那南北两分论》中提出来的。江藤新平是明治维新功臣之一，曾在明治政府中任副议长、司法卿等高官，一贯主张对朝鲜和中国实施侵略。他曾与另一个明治维新元老西乡信纲一起鼓吹“征韩”（立即出兵侵入韩国），后因西乡在政治派别斗争（西南战争）中兵败身亡，江藤也被贬谪解甲归田，成为在野人士。而也恰在被贬回佐贺老家后，江藤新平进一步将“征韩论”发展为侵略中国的“支那南北两分论”，并在周围同道中进行宣传。不久，江藤因参与策划反政府的叛乱被捕并被处死。江藤新平至死仍念念不忘实施他的“支那南北两分”的侵华计划，在狱中赋一首汉诗曰：“欲扫胡臣盛本邦，一朝蹉跎卧幽窗，可怜半夜潇潇雨，残梦犹迷鸭绿江。”江藤新平在《支那南北两分论》中认为，中国虽然版图很大，但气数已尽，不可救药了，现在应该乘朝鲜与日本发生外交纠纷之机，联合俄国将中国瓜分掉。瓜分后中国北部让给俄国，南部归日本所有，然后待时机成熟，再驱逐俄国，整个中国全归日本，届时“圣天子（指日本明治天皇）迁都北京，从而完成第二次维新之大业”。可见，在江藤的计划中，“南北两分”只是手段，而目的是由日本占领整个中国。
江藤新平的“支那南北两分论”并进而占领整个中国的狂妄计划，因西方列强的牵制而一时难以实现。二十多年后，日本与俄国为争夺中国东北而爆发日俄战争，江藤的联俄计划归为泡影。从庚子事变八国联军侵华，到辛亥革命推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