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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则栋与佐佐木敦子(节选)-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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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庄教练,今晚上给您拉材料,可能要晚一些,因为白天大卡车不准进城。”

  “秦师傅,谢谢您!今晚上我不出去,在家等着。”说完道谢话后,心里有点儿扫兴,今天怎么了,对别的事情都不感兴趣。这时妹妹叫我吃饭,我坐在饭桌上,对大外甥女说“今天,你耳朵要尖一点儿,听着我屋里的电话铃响就告诉我。”

  大外甥女愉快地答应着。小外甥女却打开了电视机,这个音量和平时差不多,我却感到声音格外响,站起来把音量调得很小,她头一歪说:“舅舅,声音太小了,我都听不见了。”

  “你是乖孩子,舅舅今天等着重要的电话,你忍耐一会儿,原谅舅舅。”

  “要听话,咱们今天吃饭别讲话!”妹妹通情达理地说。我高兴地看着两个孩子,急急忙忙扒了几口饭就回到我屋子里。

  人间的事情总是难如人愿,盼望着的不来,来的又不是盼望着的。我随手拿起一本书翻阅着,这些年我看书都是聚精会神,今天却不能专心致志地看进去,眼睛不时地飘向电话,电话却默默地卧着,比我安稳多了。

  时针已指向九点,这么晚了,幻想的电话毕竟是幻想,心头涌上一股自作多情的失落感。我想运送材料的汽车该来了,准备出门看一看,正往起站,突然电话铃响了,我估计是老秦的电话,告诉我车到准备卸料。拿起电话一听是位女的,声音清晰地问道:“是庄老师吗?”“是我。您是哪一位?”

  “我是赵丽呀!敦子女士要我打电话问一问您,明天下午有没有时间,在她的住处新侨饭店请吃饭,这是盛情难却,您来好吗?”

  “啊!是这样。赵丽,接到邀请自然很高兴,很感谢,让人家破费合适吗?”

  “庄老师,你们是老朋友了,就别客气了。我看就这么定了!”

  我抑制着激动的心情,平静地说:“恭敬不如从命,明天下午下班后我就去。”

  “新侨饭店,一楼108室。”

  “谢谢!我一定去,明天见。”

  这一夜,我翻来覆去地睡不着,心想,这次故友相见莫非友情发芽了?我原以为爱情的羽翼已经折断。自从几家小报披露了我和鲍蕙荞离异的消息后,来信忽然多了起来,有朋友介绍的,有“毛遂自荐”的,有“单刀直入”的,也有来单位找我的。我看了信后,感到爱是生活的太阳,尤其在逆境中,能得到女性真挚的爱,我深深地被感动。我看到了她们高尚的人格,纯洁的心灵和价值。我永远把她们的爱刻在我的心中,但我不能采取行动,封建势力的残余在这块土地上还存在,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一人有罪,株连九族的现象也时有发生,我能不考虑这问题吗?

  尽管有不少来信,可我几乎没有回过信。今天,像有一股灵感似的,如同抓住了神秘果,我的心如同在咆哮的海浪里翻滚着。我急着送走长夜,迎来明天的曙光。 

 
 
三 日本姑娘迷人的一笑
  第二天下午下班后,我兴奋地赶到了新侨饭店,气喘吁吁地在108房门前停住步,稍稍歇息,然后叩响房门。

  “请进!”

  我一推推门敦子和赵丽由沙发上站了起来,赵丽埋怨地说:“您怎么来得这么晚!我们等您半天啦!”

  “对不起,我刚下班,路上人多车多。”

  这时敦子女士从另一间房里走出来,笑吟吟地双手捧着毛巾,递给我说:“请坐!”又客气地问道:“庄先生,您喝茶还是喝冷饮呢?”

  我擦着头上的汗忙应道:“冷饮吧!”我聆听屋里放着的邓丽君小姐美妙悦耳的歌曲,浏览着房间里的摆设及日本小工艺品。

  “冷饮中加点酒吗?”敦子问我。

  “不用,我不会喝酒。”

  “啤酒呢?”

  “啤酒也不会喝。我当运动员时,是不允许抽烟喝酒的,到现在和酒仍没有缘分,却吸上了烟。”

  敦子女士马上从抽屉里拿出日本七星牌香烟,递到我面前。我感谢地笑着看了她一眼。

  “赵丽,你怎么和敦子女士认识的?”我问道。

  “通过一位朋友介绍认识的,他对我像大姐姐似的,所以我有时就来这里玩。”

  敦子女士看了我一眼,若有所思地问道:“听说前几年您一直在山西工作?”

  “是的,我是一九八0年十月六日结束审查被送往山西的。初到山西举目无亲,周围的人们没有歧视,没有落井下石,对我却很关心。政治上严格要求我,生活上照顾我,训练上信任我。许多人以诚相待,从他们身上我看到了中华民族固有的善良美德,看到了对人的尊重,看到了希望。鹰飞得再高,还是要回到大地,现在的我,不是又回到大地了吗!”

  敦子女士一直在静静地听着我的谈论,暗暗地打量着我,仿佛要看穿我的五脏六腑似的,然而她却抚慰般地说:“文化革命中的错误,我们都能理解,如果你今天还在上面,可能我都不敢去找你,你下来了,我很愿意去看你。”

  “谢谢你!”我感谢地说,“值得庆幸的是,‘四人帮’下了台,我逐步地清醒些,我搞政治是历史的误会,知识上的狭隘、生活上的局限和幼稚,简直是盲人骑瞎马,能不摔得头破血流吗?现在好了,我调到教育战线搞我熟悉的技术工作。

  搞技术工作也不能完全脱离政治。老师对孩子们的影响很大,在传授技术的同时,要教育孩子们爱祖国、爱人民……这也是政治。否则老师的错误会在孩子们身上繁殖、生长、开花、结果。俗话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你们说是吗?”

  “是的,日本对教育非常重视。”

  “敦子女士,您能否给我们介绍一下日本的教育经验?”我诚恳地说,“对我初来教育战线也是一次学习。”

  “这个,我不敢当,我只能简单地谈一点儿。日本在战前对教育工作就很重视,现在比过去搞的更好,孩子不论贫富,必须上学,这是法律规定的。全民的义务教育普及程度必须在初中以上,日本基本上已扫除了文盲。大学毕业生在日本的比例也很高,连幼稚园的老师,也必须是大专毕业,经过国家统一考试,取得合格证的才能担任。”

  “真了不起!战后日本在经济上非常困难,可是短短的几十年,日本一跃成为世界经济大国,因素很多,但人类灵魂的基础工程——教育,日本始终抓得很紧,抓得极有成效。另外一点进行科学研究,这是摆脱人类愚昧、贫穷的重要手段。这些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啊!”

  这时,敦子又给我和赵丽送上一杯淡绿色的、冒着幽幽清香的日本茶,我用眼神致了谢意,换个话题问道:“您在中国的工作和生活是怎么安排的?”

  “工作的时间和中国是一致的,晚上有时要加班,还要接待从日本来的同事和客人,有时到外地出差,晚上没事情时就看看电视、听听音乐,想活动一下身体时,到丽都饭店打打保龄球。下次,我请你们去打保龄球好吗?”

  我和赵丽愉快地点着头。敦子女士看了一下表,说:“我们到餐厅边吃边谈好吗?”

  在日本餐厅门口,经理钱明先生一眼认出了我,他握着我的手热情地说:“你比过去胖了,看你精神很好,没怎么变样我很高兴。你过去留给大家的印象很好,人们对你都很关心,经常谈到你,欢迎你常到这里来。”

  “谢谢您!以后还可能来,望您多多关照。”我客气地说。进了餐厅,我们选择了一个僻静的角落,落座后不久,服务员根据敦子女士的要求送上三份高级盒饭。敦子女士客气地招呼我们用餐,赵丽却纳闷儿地问我:“这里您常来吗?他们怎么认识您?”

  “有近十年没来这里了,过去常来,比赛时曾住在这里,还有认识我的人。”

  敦子女士问道:“庄先生,您能吃生鱼片吗?”

  “能吃。”

  敦子女士趁我们没动筷子,把她盒饭里的生鱼片和虾不停地往我盒里夹。我不好意思,忙客气地阻拦说:“都给了我,你够吃吗?”

  “男性应当多吃。”敦子女士鼓励说,“这个桌子小,只能放三份,您若不够吃我再给您要一份。”

  “谢谢。当运动员时吃得多,现在当业余教练,运动量少多了,吃得比过去少,但喜欢吃肉,这是过去养成的习惯。”

  赵丽问敦子:“你喜欢吃什么?”

  “我喜欢吃素一些的,鱼、肉也吃一点儿。”

  “赵丽,在饮食结构上,敦子小姐比我们吃的科学。”

  “庄先生,你现在不是胖而是壮,应当多吃点。”敦子鼓励道。

  “我现在已经比过去胖了,一方面加强运动,一方面在饮食上要控制。”

  “这样生活太艰苦。”赵丽道。

  “小赵,苦与甜是推动人生前进的两个车轮,一个车轮是不好前进的。如果一个人不付出苦的代价,你很可能要付出更大的代价!比如人胖一点是可爱的,再胖一点也是可喜的,再胖一点就可笑了,还往下胖就可悲了,如果再往下胖,大家也不说他,更不笑他,都可怜他了。”

  “如果这个人再胖下去怎么办?”赵丽俏皮地问。

  “索性胖到底也有办法了!肚子下面装上个小轮子,不就半自动化了!”

  她俩笑得弯着腰,捂着脸,都快喘不上气来了。 

 
 
四 敦子是在中国长大的
  “你来这里生活上习惯吗?中国这些年变化大吗?”从餐厅回到敦子的房间,我好奇地问她。

  “生活上一点儿没问题。这些年中国变化很大,给我们各方面带来了便利。高楼大厦像雨后春笋般矗立起来,宽敞的街道,美丽的立交桥,给北京的城市建设增添了光彩和效益。人们的服装也不单调了,五颜六色的,款式也很漂亮。市场的供应比过去丰富,花样品种也多了,给人的感觉有了一股新鲜的、生气勃勃的气息。

  过去来中国,只能吃中餐或西餐,现在北京有好几家日本餐馆了,这对我们日本人很方便。出租汽车、长途电话等服务性行业也发展较快。总之感到北京在发展,中国在发展。庄先生,您感受如何呢?”

  我低下头,想了一下说:“过去私下和外国人往来是不允许的,现在,咱们能在一起聚会,这是很大的进步。上个月我去深圳特区讲学,感触颇深。过去破烂不堪的小镇子,只经历了几年工夫,就发展成一个现代化的城市,凡去过深圳的人,大都赞叹不已。物质上的成果反映精神方面的成就,说明改革开放是深受群众欢迎的。敦子小姐,你去过深圳吗?”

  “还没有。”

  “到过中国什么地方?”

  “广州、上海、济南、大连、昆明、大津……我出生在沈阳,在哈尔滨住过一段时间,新中国诞生后,全家随父亲到了河西走廊的张掖地区,在那里生活了十几年。”

  我惊讶地插话道:“为什么搬到张掖地区呢?”

  “我父亲是从事兽医研究工作的。”

  “哦!张掖地区我去过,那里生活环境很艰苦,你们习惯吗?”

  敦子小姐陷入了对往事的回忆:

  我是在甘肃上的小学,中学,直到高中毕业。三年自然灾害也是在那里度过的。农忙时,我和同学们帮助农民秋收、春播,帮助他们整地、施肥。有时还帮他们推磨,我个子小,老师和同学干活时都照顾我,可是我不甘心落后,努力抢着干。老师和同学们经常表扬我。五十年代中期,我父亲向中方提出回国的请求,中方的领导说,我们缺少您这样的人才,您干几年再回去。到了五十年代末,我父亲又向中方提出回国的要求,中方领导仍然继续挽留。一九六二年,我父亲不幸患直肠癌在兰州病逝,一九六七年夏,母亲领着我们兄弟姐妹六人,离开了中国回到了日本的老家岛根县。经过几年的艰苦奋斗,我们六个兄弟姐妹,五人到了东京,在那里工作、生活。一九七八年伊藤万公司派我常驻中国后,我还利用假期,自费专程去张掖看望老师和同学们。

  一九八0年,当时兰州已经是开放城市,我和茂弟弟到兰州为公司办事,其实是利用这个机会去看我曾经工作过的第一毛纺厂。高中毕业时,有两个工作岗位供我挑选,一是到银行当职员,二是到毛纺厂当工人。我说:“工人阶级光荣,我要当工人阶级!”于是我进了兰州第一毛纺厂。

  我那时是热血青年,要求进步,跟组长姚素萍很要好。姚素萍是预备党员。厂里召开共青团代表大会,还让我做列席代表参加。厂里第一批发《毛主席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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