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砚霓小集-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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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潭,或泛称海子。积水潭也写成积水滩,后来专归了最西面的即德胜门以
西的那片水,现时把一座清代府邸改作医院,即以积水潭为名。此名是大俗
话,是一点儿“雅味”也没有的。此“潭”旁建有净业寺,可是后来很多诗
文家都把后海称作“净业湖”了,此为一奇。再者,什刹海(寺)本在后海
边,可是后来以至今天,又把“什刹海”一名专指前海了,此又一奇。在早,


最西的积水潭有“莲池”之名,可是后来又专称最东的前海为“莲花池”、
“莲花泡子”,此亦古今之变,非奇而亦觉为奇!

我看过有限几本古书,其中对“后来的什刹海”的称呼,就很有趣了。
就我能记得的,计有:

南河,后湖,玄武池,鸡头池,莲塘北湖,玉河、玉泉。。这么些称号,
可说是大家都在混称乱叫,本无定名可知。“什刹海”云云,显然是这种情
形之下“应运而生”的硬安上去的东西,从辽、金、元到明代大部分年代,
都没有过那样一个怪名目。用句成语,也许就是“不足为训”吧。

“十”、“什”、“石”下面的那个j 音,毕竟应为何字?我看还是个
谜,还有待史地专家们抽空考证一下。

从西北方流来的这条“河”,本来是城郊外的一带野水荒湾,地位是辽
金都城(当时名曰南京与中都)的东北方位。元代抛弃了旧都城,另于它的
东北地区别建新城,名之曰大都,一下子把这条野水荒湾圈进了大都城,成
了重要的漕运海子与“太液池”,至此,这条“河”的六“段”的第三段以
次,交了红运,地位抬高,身价百倍。这还不算,等到明代加筑皇城,竟将
那“段”们强行“隔离”,于是“内三海”(北、中、南)再也不是“人间”
而变成“天上”了,万民无从瞻仰一眼了。从此,“外三海”这才又变为“半
野水”——被摒于皇宫内苑,但还幸居神京皇居的城墙之内。

可是,变化还不到此为止。辛亥革命以后,为了推翻帝制,打倒皇权,
所以连“皇”城也拆除了,于是宫内的太液(北海)得与宫外的“前海”重
新“见面”。这时,外三海虽然是“外”,实居城“内”。

再到解放以后,过了些年头,又把那座基本上是元、明、清三代大力经
营的世界唯一的古都城,保存完好的北京大城,全部拆掉。于是,“外三海”
从“仍居城内”又变成了“无内无外”,无以名之了。

这一带水域,海、湖、池、泡、塘、潭。。人们都为它拟取佳名,它的
特色极多极大,金代已在此处建起规模宏丽的离宫,而宫左却又“引泉”种
稻。这种稻,一直经历元、明、清、民国各时代,遗风余迹,长期未断,直
到近年填平前海的西半以建“体馆”,这才绝迹。再加上元代的漕运的大码
头所在,海子边侧兴起了百般的商业盛况,而且也有名园古刹。明代则寺庙
新增,琳宫接望,贵家名园也越发密布于左右。这样的一处奇特的“综合性
景观”,不但在全北京无可再觅第二处,就在全国,也未必能有与之比美的
地方。它是“城市山林”,过去盛产莲荷菱芡,鸥凫翔集,林木荫浓,而不
远又是楼台金碧,宫阙崔鬼。所以自从金代的名诗人滏水赵秉文,已把这里
比作唐代长安城畔的名胜“曲江”之地!

曲江之盛,看看诗圣杜甫的诸篇名作,还可想象一二。元代海子岸边有
万春园,新进士聚会于此,完全是仿效唐时典故美谈,再如明代将这儿的一
座大刹海印寺改名为“大慈恩寺”,更是有意要想“恢复”曲江故事——曲
江之侧,慈恩寺有大雁塔(今尚存),新登第的进士“雁塔题名”一典,就
是这里了,著名的杏园、乐游原。。也都相接密迩。

如此看来,“什刹海”的历史,其内中包涵着极为丰富而美丽的历史文
化内容,而这种文化内容是应当重视而保护与弘扬的。就连如何保护它的历
史风貌特点特色,也要十分注意,而不要走那种“修葺一新”实际是弄成“没
有围墙的现代化的公园”那种地步。

什刹海还有一个“谜”:古老的传说,把这处胜境与《红楼梦》的地点


背景紧密地联在一起,多方面的资料(口头、书面、诗文)都不谋而合,归
于一致。这就不同于某一二人的附会与揣测之谈。这个传说,其实内中也隐
藏着一大段历史文化内容——不过是人尚不知,而又无人认真研索罢了。

我以为这些谜,是应解也是可解的。


称呼意趣

中华文化,表现在哪一方面都极有特色,极有意趣。比如人对人的称呼
中,恰恰也体现了这个规律。

称呼,乍看只是个“名字”的事情。实则其间涵蕴着文化内容,却是丘
壑无穷,大有学问。这种丘壑与学问,不是别的,就是中华文化的一面浅影
和深秀。

我们的民间文艺,以说书唱戏为大宗。说书唱戏,讲的大都是历史事迹,
即人的故事。人都有一个名字,这无例外,而“名字”的实际不仅仅是“学
名”“榜名”,还有乳名(小字)、别名、浑名、表字、别号、绰号,种种
不一。再加上以官称、以地称、以位称、以辈份称、以怪脾气称。。,那真
是无奇不有,洋洋大观。

比如说书唱戏,看小说,听故事,那么自古最受欢迎的是《三国》。《三
国》不但文人学士爱看,农村父老,目不识丁,也习闻其事,津津乐道,今
天的话叫做“群众基础最深厚”。三国故事的核心吸引力何在?可以有不同
理解、论证。但是关键在于魏、蜀、吴三分天下的那些文武英才。三家为什
么能鼎足而立?只因他们各自拥有一批杰出的人才。这些人才,人们喜爱敬
仰,并关切他们的命运。这些人才,就是苏东坡《念奴娇》词中所歌颂的“千
古风流人物”和“一时多少豪杰”!

这样一讲,我们就得想想:大家都是怎么称呼这些英雄豪杰的?我们会
立刻想起:鞠躬尽瘁的诸葛亮,人称孔明先生,又称武乡侯。而诗圣杜甫诗
题则标为《蜀相》,称之为“丞相”。亮,是名;孔明,是字。字也说成表
字、表德。名之与字,意义总相关联:“明”之与“亮”,不烦多讲自明了。

由此自然会想起一大串:赵云,表字子龙。关羽,表字云长。张飞,表
字翼德。。。于是心里明白了:原“云”之与“龙”,“羽”之与“云”,
“飞”之与“翼”,每个例都和名字之间的意义紧联的。

原来,中华的古俗,人一落生,父母先为之取个乳名(也叫“小名儿”,
如今的“小京”“小华”“晶晶”“苗苗”之类)。稍长,就要再取个正式
的“学名”了,人大了,非至亲长上,再呼乳名就“不雅”了。再后,人到
二十岁左右,要举行“冠礼”,表示长大成人了,这时才又给取上一个表字。
有了表字,在社交往来中,基本上是以字代名了,谁要再直呼其名,那是极
不礼貌,很大的侮慢!——只因此故,后世常常遇到“以字行”的例子,就
是说,某人的表字,流行太广,“叫响了”,名字反不为人知,或者本人有
意地不再写自己的名字了,只写一个表字(如俞平伯,平伯是原名“铭衡”
的表字,“平”“衡”为联义,此例最显)。

但我们要在这里体会我们中华的文化的涵蕴和光彩,就还须想到一点:
诸葛孔明,学贯人天,智高千古,不必说了;至于关、张、赵、马、黄“五
虎”大将,一般印象乃是桓桓武夫而已,怎么也要有个表字?在这里,正就
是可以说明中华文化的深厚无比,刘、关、张、赵诸人,皆是河朔(河北)
燕地的武人,虽说关公爱读《春秋》,张飞还会画竹和美人,毕竟名不列在
文坛艺苑之内,而他们个个有表字,这就是个文化问题,值得在说书唱戏之
余,岔开思路,思索一下这些饶有意趣的中华古史种种了。

看《三国》的,大约都忘不了,书中从来不写“关羽”二字,而只有“关
公”。至于他对人自称时,也只写“关某”——总之是没有“羽”的踪影的。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这是因为关云长在明清两代地位特尊,清代尤甚,已封为“护国”的神
道,即“国家级”的“武圣”和大帝君,不再是一位历史人物,而成了至高
无上的大神圣了!凡这样人,是不能称呼本名的,“羽”就成了讳字,说书
唱戏,就出来一个“关公”的名词,人人皆尊而用之。不但如此,连关公自
己也从不见口言“羽”字,而只说“俺关某”如何如何。其实这是十分可笑
的,历史上绝对没有这么回事。中华之礼,对人而称己,总要自呼其名,那
个“某”字,是个讳字的代词,是“书面”里才有的。比如古人文集里,可
以常见这个“某”,那大抵是门人弟子、家人子侄等编纂刊刻时不敢直用文
稿中应书的本名,而以“某”字代之——然而这却害得后世不明其理,也口
里对人自称“我张某”“王某”起来。实在可令人发一大噱!

话再回到“赵子龙”上来。表字里用个“子”字,是古代人最喜欢的一
个方式。比如三国吴的大夫鲁肃,就表字“子敬”。曹操的儿子,曹植字“子
建”,曹丕字“子桓”,这都是人们熟知的了。唐代的诗圣杜甫,表字“子
美”。宋代的诗亚圣苏轼,表字“子瞻”,其弟辙,表字“子由”。曹雪芹
的令祖曹寅字“子清”,其弟曹宣字“子猷”。。。这样说,是举不尽的。

高层文化人士,知识分子,又常常连表字也不用,而另起别号。一有了
别号,那么至近朋俦之间,就又弃表字不称而称别号了。提起别号,那可是
千奇百怪:陶渊明给他自己起了个别号叫做“五柳先生”。欧阳修则自号“六
一居士”。说苏东坡,人人知道,若提什么“苏子瞻”,倒未必尽晓。对苏,
还称“坡公”“坡仙”,还称“苏长公”(行大)“大苏”“苏髯”(大胡
子),种种不一,把这些集起来,综合研究,你会发现其中有丰富的文化内
涵和人生哲理,也还带着中华独有的“人际关系”的意趣。

称呼,其本质是个人与人的关系的表述方式。中华民族的文化历史上,
到处可以看到这种全世界独一无二的特点特色,不过生活在这个文化之“水”
的群“鱼”,已经习而不察,而且渐渐地弄胡涂了,因而有的人便认为:外
国没有的,中华何必单有?人家不采用,一定是“不好”的东西。再不然,
什么也不懂了,晚辈直呼父祖之名如呼陌生路人一般;我们文学史上,从来
尊重仰慕前代作家,从不直呼什么“杜甫”“苏轼”,现在却通通不讲了,
好传统弃如敝屣了,这是令人惋惜的。


诗的存在

诗在哪里?“在诗集子里。或者在选注本中,在报刊杂志的诗歌栏内。”
这固然不错。只是太狭了些,太拘泥于形迹了。

诗,涵怀于我们的广阔的艺海中,几乎是无往而不在。

诗,对于我们中华民族来说,不仅仅存在于“诗歌”这一块园地里,它
遍被于艺术的世界,“渗透”在每个艺术分类中。

“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这种话,艺苑文坛的人是烂熟的了。怎么讲
呢?很简单,不就是这个里头有那个的成分、那个里头又有这个的成分吗?
这原也不错。不过,在我们的传统艺术理论看来,中国画不止是其中“有”
诗,——画的就“是”诗。

易言之,诗是语言文字的诗,画是线条、色彩的诗。推之,音乐,对我
们来说,也就是声音旋律的诗;曲艺是说唱的诗,戏剧是念、唱、做、打,
综合音乐、舞蹈、画面、雕塑(一种“立体的画”),熔之于一炉的诗。没
有诗,这种上述的艺术品种——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那些民族形式,将是
不可能的,也就是说,不会是中国绘画、中国歌曲、中国戏剧这个样子的。

四十年前,在大学读西语系,一次在系主任——一位美国女士家里,谈
起诗,那时我从一个“大孩子”式的天真出发,未免“夜郎自大”地夸耀起
我们中国的古典诗是如何的高超美妙来。这时,在座的另一位美国女教师(好
像是教经济学的)问我说:“你们古代的那种诗,除了一些小小的感情的图
画之外,还有什么伟大的作品呢?”我当时意气甚盛,听了不大受用,驳了
几句,她还“将”一“军”:“你们就没有史诗!”

这下子,我被她问“倒”了,因为我们确实“没有”史诗呀,硬证面前
就难以强词夺理,但心里说:“你哪里能懂中国诗?史诗,史诗,难道只有
它才是‘伟大’的?要说史诗,中国不是‘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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