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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能直言指其得失。先生迺若稼轩之奇岳珂，遂极相重，引以为知音。而众
老先生闻之，颇讶狂言，不无讥议。但我自信论道论艺，对事而非对人，绝
无扬张抑李之心，所见如彼，何须以他人之所议而易我心之所降乎。
然欲识先生之词，宜先识先生其人。词如其人，信而可征。我重先生，
并不因为他是盛名的贵公子，富饶的收藏家，等等。一见之下，即觉其与世
俗不同：无俗容，无俗礼，讷讷如不能言，一切皆出以自然真率。其人重情，
以艺术为性命。伉爽而无粗豪气，儒雅而无头巾气。当其以为可行，不顾世
人非笑。不常见其手执卷册，而腹笥渊然，经史子集，皆有心得，然于词绝
少掉书袋。即此数端，虽不足以尽其为人，也可略觇风度了。因此之故，他
作词，绝不小巧尖新，浮艳藻绘；绝不逞才使气，叫嚣喧呼；绝不饾饤堆砌，
造作矫揉。性情重而气质厚。品所以居上，非可假借者也，余以是重其人，
爱其词。
伯驹先生的词，风致高而不俗、气味醇而不薄之外，更得一“整”字。
何谓整？本是人工填作也，而竟似天成；非无一二草率也，然终无败笔。此
盖天赋与工力，至厚至深，故非扭捏堆垛、败阕百出者之所能望其万一。如
以古人为比，则李后主、晏小山、柳三变、秦少游，以及清代之成容若，庶
乎近之。这种比拟，是论人之气质，词之风调，而不涉乎其人的身份经历之
异同。就中小晏一家，前人谓其虽为贵公子而有三痴焉，语绝可思。我以为
如伯驹先生者，亦曾为公子，亦正有数痴，或不止三焉。有此数痴，方得为
真词人，而所作方是真正词人之词。古往今来，倚声填句者岂止万千，而词
人之词屈指可数。以是义而衡量先生之词，然后可以不必寻章而摘句矣。
我为《丛碧词》作跋，时年二十余，翩翩绿鬓少年人也；及今重为此序，
皤然揽镜不自识其谁何；而先生谢世，墓草离离，昔时言笑，皆成词林掌故，
闻者已稀。灯下走笔，曷胜闻笛之感。而序之不能成文，无以发先生词之光
耀，复何待云。文章赏析，事最精微，自陆士衡早有笔所难宣之欢，况不学
如余，无能为役，故乃粗陈浅绪，以见交期；或所未知，或略，较胜支离。
先生若在，当一笑颔之。谨序。
甲子正月下浣周汝昌拜书
于北京东城脂雪轩
春明风土系吾家
——《燕京乡土记》序
明人刘、于二公的《帝京景物略》，真是一部奇书，每一循诵，辄为击
节叫绝。——然而高兴之余，却又总带几分怅惘之感，因为，在我寡陋的印
象中，似乎数百年间，竟无一人一书堪称继武，在他们之后，拖下了这么大
的一片大空白。这难道不让人沉思而慨然吗？多年以来，此种感慨日积日深，
——不想今日要为云乡兄的《燕京乡土记》作序，我心喜幸，岂易宣喻哉！
乡土记有甚可读？有何价值？我不想在此佳构前面回答这种八股题，作
此死文章。汉人作赋的，先讲“三都”、“两京”；三国诗人，也有“帝京”
之篇。看来古人所以重视“皇州”、“帝里”，不一定只因为它是“天子脚
下”。不论什么时代，一国的首都总有巨大的代表性。燕都的代表性，远的
可以上溯到周武王分封，近的也可以从辽、金说起——这“近”，也就有七
八百年呢！这其间，人民亿众，歌哭于斯，作息于斯，蕃衍于斯，生死于斯，
要包涵着多么广阔深厚的生活经验、文化内容？恐怕不是电子计算机所能轻
易显示出答案来的。我们中华民族，就在这样的土壤上，创造积累出一种极
其独特而美妙的文化；这一文化的表现形式，不只是存在于像有人盯住的“缥
湘卷轴”之间，却是更丰富更迷人地存在于“乡土”之际。这一点，往往为
人忽略。忽略的原因，我认为是它太神奇而又太平凡了，于是人们如鱼在水，
日处其中，习而与文化，于是只见其“平凡”，而忌其神奇，而“平凡”的
东西还值得留心与作记吗？这也许就是刘、于二公之所以可贵，我常常这样
思忖。
“乡土”到底是什么？稍稍长言，或者可以说成乡风土俗。乡风土俗，
岂不“土”气乎？仰慕“洋”风的，自然避席而走。但因沾了“帝京”的光，
或许就还能垂顾一眼，也是说不定的。其实，“帝京”的实体，也仍然是一
个人民聚落的“大型”物罢了。一个小小聚落的“乡土”，却也是很值得为
之作“记”的呢！
我打一个比方。譬如这“庙”之一物，今天一提起它，想的大约只是一
个“迷信象征”。事实上并不是这么简单的认识论所能理解说明的。如果他
一乍听庙和社会密切相关，会惊骇诧异或嘲骂其“荒谬”“错误”。因为他
不知道中华民族的文化历史，我们的老祖宗们，凡是聚落之点。必先有一“社”
（也许设在一株古树之下），群众有事——祭祀的、岁时的、娱乐的、商议
的、宣传的。。都以此“社”为“会”众之所。从这里发生出一系列的文化
活动形式。后来的庙，就是“社”的变相遗型（众庙之一的“原始体”叫土
地祠，就是“社”了）。庙的作用，远不只是烧香磕头一类。应当想到：建
筑、雕塑、壁画种种艺术，都从此地生长发展。唱一台戏，名曰“敬神”，
其实“娱人”（“心到神知，上供人吃”的俗谚，深通此理了！）。而戏台，
总是在庙前头的，其实是农贸市场和节日文娱演出的结合体！所以鲁迅先生
早就指出，这是中国农村人民一年一度的唯一的一种自创娱乐形式，把它当
作迷信反掉了，则农民们连这么一点快乐也就没有了！——讲“乡土”，其
中必有与“庙”相关的事情，这是我敢“保证”的。这些事，难道不值得我
们思索一下吗？
我们常说“人民的生活”这句话。其内涵自然有科学表述，今不多及；
然而假使人民的生活当中不包括我刚才叙说的那一重要方面，那么这个民族
（伟大的民族啊！）还有什么“意味”可言呢？这个民族有他自己的文化历
史，有他自己的乡风土俗，这如不是一个民族的一种标志，那什么还是呢？
历史的时间长河是望不到尽头的，时代要前进，科技要发展，文明要进
化，社会要变迁。。但不管怎么进展变化，中华民族的根本质体与精神是不
会变“土”为“洋”的。以此之故，后人一定要了解先人的“乡土”，知道
他们是怎样生活、为什么如此生活的深刻道理，才能够增长智慧，更为爱惜
自己民族的极其宝贵的文化财富，对于古今中外的关系，才能够认识得更正
确，取舍得更精当，而不致迷乱失路，不知所归。
如此看来，为燕京之乡土作记，所系实非细小。以“茶余酒后，谈助可
资”的眼光来对待它，岂不浅之乎视之了？
开头我提《帝京景物略》，此书确实不凡。但它以“景物”为主眼，除
“春场”等个别条目，记“乡土”的实在不够丰富。如今云乡兄的这部新书，
大大弥补了前人的阙略、长期的空白，使得我们不再兴惘然之慨叹，其于后
来，实为厚惠，不独像我这样的一个人的受贶良多而已也。
云乡兄的文笔亦佳，使刘、于二公见之，或亦当把臂入林。这也是不可
不表的。
我草此序，极为匆促，不及兼作题咏，今引前年题他的《鲁迅与北京风
土》的一首七律于此，也算“义类”相关吧：
至日云鸿喜不遐，春明风土系吾家。
轮痕履印访南北，酒影书魂笔整斜。
霏屑却愁琼易尽，揖芬良■墨难加。
揩摩病眼寒灯永，惆怅东京总梦华。
1984 年6 月13 日
《红楼梦辞典》序
《红楼梦》（《石头记》）传抄问世之后，到乾隆末年便有“红学”专
著出现，其中已经包括着对于个别词语、典故的寻绎与解释。清末文士杨掌
生，自言多年留意疏记《红》书中所见典章、制度等条目，引据书册，以为
笺注，积至二千余条。旧日（亚东图书馆“新式标点”排印以前）坊间流行
本《红楼梦》（又称《金玉缘》），卷端列有多项“附录”，有一项叫做“音
释”，就是把《红》书中的新鲜冷僻的字眼，摘出而注音加释。这些“事例”，
表明了读《红》之人需要注解以为之助，而且早已有了“辞典”的滥觞和先
河。本辞典正是从此一源流发展而来。
以上举了三种往例。我觉得这个“三”也并非偶然之数。在我看来，《红
楼梦》这部书的内涵和性质决定了以上三种注解的必然产生。试为分疏，以
明斯义：
曹雪芹一生穷愁著书，略与太史公所写的虞卿相似，可是他单单选取了
野史小说作为表现形式，而当时小说的主要读者对象是“市井之人”（即鲁
迅先生《中国小说史略》中所说的“细民”），雪芹在书的开头就明白无误
地点出了这番意思。这就决定了《红》书的通俗性质。大量口语的运用，超
越了以往的同类作品。而这些口语，向来是缺少“定字”的，因此脂砚斋常
常赞赏雪芹为这些俗语审音选字的才能（如“冷风朔气”的“朔”字①），或
者径行指明某字出于《谐声字笺》（如“■”字①）。这些，可说是全为“市
井”“细民”而设，并不是给学士鸿儒们看的。这一类词语，不妨说是构成
《红楼梦》语言的主要“成分”，自然是辞典选设词目的重点。
这一类，虽属日常习用惯闻之语，也因时代、地区、场合等条件的改变
而需要注释。如“理论”一语，是“理会”“留意（筹思、处置）”的意思，
“不理论”就是“无心、无暇去管顾（人或事）”。这要注。“罢了”一词，
如只注成“完”、“已”、“休”等字面义，则完全不能体现它在《红》书
中的实际用法，其口吻神情，随文而异，含义丰富。如宝玉对某人某事之“也
只得罢了”是说他无可如何，只好放过去。若贾母见了某一事物（如食品、
菜肴）而说“这个倒罢了”，那却是对它的很高的评价（实意是“也行了”
“也过得去了”）。这些当然更需要注。再如“白”这个副词，一般只知道
有“白说”、“白费”，即徒然枉作之义，可是如果你拿这个意思去读曹雪
芹的书，便不能到处通行，——等到你看到本辞典对这个“白”字的解释，
你当会暗自惊讶：原来它有这么多种不同的含义和用法！而这些，你在一般
辞书中大约是找不齐全的。
由于历史时代的推迁，以及社会条件（地区、民族、阶层、家庭、职业
等）各异，古代作家使用语言往往有他自己的特点和规律。例如曹雪芹指称
某些人时多用“一起”，而不常用“一伙”、“一群”。他写下的口语，如
① 口语俗谚中的某些字音，并非有音无字，可以随便乱写。本字冷僻，俗常往往以他字充代，例多不可胜
举。此处所涉，是一位文学家如何“处置”这种困难的问题，而不是指语文专家考定“本字”的那种治学
之事。
① “■”，今通作“逛”。《谐声字笺》，其具名、作者、年代，请参看拙著《红楼梦新证》第七章《史事
稽年》。曹雪芹时代的一些字体，如“一淌”的“淌”，今用“趟”；“狠是”的“狠”，今用“很”，
等等，为数不少。今日铅字排本皆已改用通行体，其迹遂不复可见。
从语言学角度去看，已属近现代范围了，可是你在《红》书中找不见“现在”，
而总是用“这会子”；找不见“行不行”、“可以”、“与否”等字样，而
总是用“可使得”、“使不得”。你也绝不会找见目今文艺作品中大量使用
的“不过”，而总是用“但只是”。。。这些未必都能在辞典中获得显示，
但是研究《红》书语言的人，却不能置而不论①。
嘲骂坏女人，如贾府中人问智能儿说“你师父那秃歪剌”如何如何，这
里的“歪剌”乃“歪剌骨”之省略语。表示忽然、蓦然意思时，说作“忽喇
巴儿”。这类词语，记得像《长安客话》这种书都有记载，是北京地方土语，
来源甚早（疑心或与金元等时代少数民族语言有关）。这自然更需要注解。
还有一类词语，似乎辞典之中无收录的“合适地位”，但又容易为读者
（特别是译者）忽略和误解。如“我说呢”，意思近乎“啊，原来如此”或
“这就无怪乎了”。又如“可是说的”、“可不就这样罢了”、“可不是”、
“可是呢”，这些“可”或“可不”，都不是今天用法中的转折词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