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侃一方面执张戒之文为口实，一方面则又在自己“新补”篇中说：“且其为
秀，亦不限于图貌山川，摹字物色。故‘所遇无故物’，王莽以为佳言；‘思
君若流水’，宋帝拟其音调。。故知叙事叙情，皆有秀语。岂必连篇累牍，
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然后为秀哉？”这可有趣了！
请问破绽是出在明人钞补之文呢？还是出在宋人“征引”之语呢？
分析张戒两处引《文心》的实际，不难看出，他根本不曾是像专家们所
认为的那样，严格地“征引”了什么“原文”。拿了这种例子来，无论从争
论的一方想“反证”明人补逸之非真，还是从相反一方想用一切理由为它不
见于补文而作解释，都不免有疏于考究之失。推其根本原由，在于大家为黄
侃氏所误。黄氏有学问声望，这种人讲了的话，便会像“符咒”一样将人“迷”
住了，再也不去独自思索了。
出于同样道理，纪昀恰好也是一个名气特别大的人，大家都知道他有学
问，“博极群书”，议论风发，故久享“权威”之望。但他有很多好见解的
同时，也不断地发出一些谬论。我从早也很崇拜他，后来通过几个实例，渐
渐地认识了他的话不都值得重视，要小心，免为所惑。
例如他说六朝时没有“陶彭泽”之称，只有“陶徵士”之号。近来有学
者引了鲍明远集中恰恰就有“陶彭泽”之称，纪氏的“权威诊断”便被戳破
了①。他说“呕心吐胆”这种话像是从李商隐所作的李贺小传中“呕出心肝”
① “彭泽”一称的问题，并不在六朝之时之有无此例，而在于所有举例中皆称表字（如叔夜、士衡。。），
不应于陶独称以官。此等处疑是后人缀补所填，不足为据。换言之，彦和原来未必真举了陶诗的例句。
来的。又说“煅岁炼年”像是从欧阳修《六一诗话》中“岁煅季炼”而来的，
等等。然而，这仅仅是他的“疑”，而不曾另有良证确据。这只是理路的一
种。另一理路却还要想到：难道不可以“疑”成相反的可能：李商隐所写的
那种怎见得就是“首创”而不是承袭或变用在早的旧语呢？如果是，又安知
它不是从彦和之语化生而来的呢？这么一对比，都无确据，都是设想，谁也
说服不了谁，这是事情的难解，都该承认的。但是，为什么纪昀那么一疑，
就成了补逸是伪的主要“论据”？这就不能“想当然”了。如果我在这里，
发表“新见”，其词云：
“昔梅圣俞谓，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而张戒岁
寒堂诗话引刘勰所云情在词外曰隐，状溢目前曰秀者，盖北宋以后人仿梅意
伪托，而张戒误信为彦和之文者也。”
试问，这能不能“说服”人？如曰不能，道理又安在？刘彦和说了很多
“镂心”（《情采》），“镌思”（《才略》），“疏瀹五藏（脏）”（《神
思》），“雕琢情性”（《原道》）的话，为什么纪氏不疑“词殊不类”？
为什么一到“呕心”，便非说这是从李义山偷来的不可呢？有研者指出，“左
思练都以一纪”（《神思》），不是也和“炼年”相近吗？为什么非说它是
从欧阳修诗话偷来的不可呢？最近又有学者举出一些“词殊不类”的例子，
都同时又有学者也举出了反证，说并无“不类”之可言。。。即此可见，这
种“案”是不好断的——也就是说，用这种办法争辩补逸的真伪，结果仍只
是各执一词，互不相下。我觉得，像纪氏的首先发难，颇为动人耳目，然其
说理逻辑性并不充分坚强，还有深细考究的余地。那么，对待“隐秀”问题
就更宜审慎些，权威者的话未必句句真理。
“版本根据”之争，也与上述“词之类否”差不多，各有理由，又是“南
山秋气”，两不服低。说有根据，引述诸家载记，历历有自，非由引者杜撰，
其逸文之复出乃从阮氏宋本，后又叠经叙录，流传有绪。其所涉诸人又皆可
考按，多为藏书名家，并无不三不四之辈。说无根据，认为这“宋本”前无
来龙，后无去脉，再也寻不见它的踪影了，所以“可疑”。这些事，我们版
本学门外汉是没有发言权的。我此刻只觉得，若论此事，也不能孤立简单地
对待。今世所存“宋本”，作作统计，是否每部书都是前有来龙，后有去脉，
著录分明，略未湮埋迷藏过的？有无忽得一宋本，未详何自，而自非赝鼎可
比的？因为钱功甫第一次发现，是“得阮华山宋本”，宋本者，应指刊本，
而非影写和钞写本——藏书著录家对此用语是不会太含胡的吧。抄本当可窜
入明人伪托之文词。若是刊本，是否有明仿宋板之书？或某书真有过全部基
本宋板而个别篇页抽换或楔入伪品之例？此在专家，考论若能加详，说服自
然较力，否则只执着于该书之“宋本”未详来去之迹即认为“可疑”——进
而断其为伪，恐怕从论证方法上说，是稍嫌粗略孟浪的。
又如，有人说：“今所见元本（按指元代刊本），每半页（按当作叶）
十行，行二十字，其款式当出宋本，则所脱一页（叶），当为四百字；今明
人钞补者乃为四百十一字，即此亦足以知其为伪撰矣”云云：这也是属于版
本范围的一种见解，从字数不合就定了谳，并且已经不再是纪氏的仅仅“究
属可疑”了。然而，在我这外行看来，据朱郁仪的跃语说：
“隐秀中脱数百字，旁求不得，。。万历乙卯夏，海虞许子洽于钱功甫
万卷楼检得宋刻，适存此篇，喜而录之。。。子洽名重熙，博奥士也。原本
尚缺十三字。世必有别本可续补者。”（注意朱跋记述的是“宋刻”，则分
明不是钞本了。）
这就又有了出入余地。断谳者的依据是差了“十一字”，比“四百字”
的板涵量要“超溢”；而朱氏清楚记明了许自钱处得宋刻原本实缺“十三字”。
那么，所谓缺十三字，不知是否都是“占了格子”的？如果缺文就是指文词
缺漏不具，那个所缺的“十三字”与所“溢”的“十一字”，岂不正说明问
题？十一与十三之差只是两个格子的事情，则可否是空格或墨钉的“占位”？
读读专家的议论，竟不得见其委曲。如果有可能是如所拟的情形，则“四百
十一字”在那一板面上又是完全“容纳”得下的了。立即断言“即此亦足以
知其为伪撰矣”，必另有说，但是专家对此要紧之处却喜欢“要言不烦”。
若此之类，又何足为治学之道哉！
纪氏的另一个疑点是，“且隐秀三段，皆论诗而不论文，亦非此书之体”。
这实在也不成为很坚强的论据。比如《比兴》篇，如何又去论传记？《声律》
篇，怎么又去绳经史？《比兴》虽兼论诗赋，慨叹赋不及诗，实以诗为主眼。
《声律》自然也可包括铭赞之类，但主要精神仍然是说诗篇的事。这不必强
扭硬辩，应该承认。依此而言，“四百字”之内，又要立论，又要举大量经
史子集之种种例，那非得“宋本”原“脱两板”才对了！纪氏的逻辑性都不
严密，一先假定“匹妇”一语是偷自钟嵘的，对不对他不管了，紧跟着就又
判决：刘勰“成书于齐代”，怎么会采及梁代钟某之语？你看，这也成为一
条“证”吗？
最近的疑伪论证新提出的一条理由是，补文中的主张呕心煅岁的刻意而
求，与彦和“自然会妙”相违反，可见其伪。
我觉得，这样议论的同志们可能太执一端了。试看，彦和本篇的结束就
是“两扇”并举的，一是“自然会妙”，有如卉木发英华；一是“润色取美”，
好比缯帛染朱紫。对这两种隐秀，彦和并未轩轾，只说一个“浅而炜烨”，
一个“深而繁鲜”，同是“照文苑”而“侈翰林”的。事实明明白白，天工
人巧，常须凑泊，谁说彦和是主张一味“自然”的呢！？
其实，只要平心静气地读读补文，可以看出它是说，隐秀应为立意之士、
工辞之人所刻苦以求之事，而此人工，可侔天巧。这正是彦和的理论主张的
一贯性。试看篇末，他指出已有的作品是胜篇不满十分之一，而秀句更不过
百分之二，这是如何地稀少不足，令人难以惬心满意！正因如此，有心为文
之士，当识此理，在自然会妙之同时，尤应懂得润色取美，必如此，方可望
隐秀之佳篇美句，超越前人。这就是彦和的意思。他说：“万虑一交！”万
虑是先决条件，是创作过程，文学哪里有什么“纯任自然”之理？万虑才只
得一交啊！此交固极可贵，若执定只需此“交”，即应斥彼“虑”，岂不谬
乎？那又是什么样的“方法论”呢？
那么，怎能硬说补文是违逆了彦和而一定为伪的呢？
大家已经像常识一样的讲，《文心》一书，上半部是“文体”，下半部
是“文术”。其中一篇，就叫《总术》，试听其言：
“凡精虑造文，各兢新丽，多欲练辞，莫肯研术。”
“才之能通，必资晓术。”
“是以执术驭篇，似善弈之穷数；弃术任心，如博塞之邀遇。”
彦和认为，任心为文，是博徒的“盼利市”、“碰手气”、“靠点儿顺”
的侥幸心理、“运气”思想。其结果是偶一获赢，终必尽败，弄到连“多少”
都“并惑”了，尚安望其“妍媸”之“能制”乎？所以他的主张是：必须像
弈者，“术有恒术，按部整伍，以待情会”。
《总术》实在是“文术”的总结（其下《时序》、《才略》、《程器》、
《知音》等都属于“术”外的书末“后记”，附说旁论了），可见他从来不
曾倡导“纯任自然”。就算是“自然会妙”吧，那也必须是精于文术的作家，
作够了“按部整伍”的工夫之后，才能有“以待情会”的结果——这正是“万
虑一交”！所以，在彦和看来，文学创作都是“精虑”而“造”，哪有真正
不“虑”而成“文”的人和事呢？
明白了这一点，那么再看补文，就不应认为它与彦和的“创作思想”、
“文艺理论”有什么抵触难通。补文中所显示的层次是：（1）先比作烟霭、
容华；（2）随即指出烟霭容华是天然的，而文学并不只靠天然；（3）所以
才要刻意于隐秀之方，研练之术；（4）这种“人巧”的文，也与“自然”同
为至美，所以说“不让乎天工”，“有同乎神匠”了。
在此，我们还应回顾彦和在刚一开卷就说的——
“云霞雕色，有愈画工之妙；草木贲华，无待锦匠之奇。”
而《隐秀》正谓：
“譬诸裁云制霞，不让乎天工；葩卉刻葩，有同乎神匠矣。”
这一点也不是什么“矛盾”“冲突”，正是相反相成，一事两说。彦和
意谓：天然的美，像是人间的良工巧匠画出织成的那样绮丽，而人间的文，
也正像天工神匠的创作品一般美妙了。我觉得，这正是常山之蛇，首尾相应，
虽是互喻，却当然是以“人巧”的“文”为主来讲话的：连那——“无识之
物”，都“郁然生彩”，我们这“有心之器”反能“无文”吗？这种语意，
不烦多讲而自明，但是却仍然有人误会，以为彦和是反对“画工”、“锦匠”
者，只取一味“自然”。而因此之故《隐秀》补文乃为大相径庭云云。这就
去事实太远了吧。
《总术》之前一篇，名曰《附会》，其中有两句：
“扶阳而出條，顺阴而藏迹。”
此所说即一篇之中的文术上的隐秀——秀与隐兼之理（这与《宗经》中
所说的六经文体有晦显之异，《体性》中所说的才调性情有奥畅之分，俱非
一义，须辨①。而《总术》中又特为提醒说：
“辩者昭晰，而浅者亦露。”
“奥者复隐，而诡者亦曲。”
这就是毫厘千里，求秀而流为浅露，务隐而失之诡曲，则似而非是，流
弊滋生了。这都各与《隐秀》篇是相为响应，互为补充的。
粗说如上，大意只是一点：凡已有判定明人钞补的隐秀缺文是伪无疑的，
察其论证，都不真正坚强有力。事情毕竟如何，还要深入细密研求才好断案。
我这样想法并写出来的意思，无非是恐怕论事掉以轻心，有是非难分的
可能，须当尽量避免为宜。但是我并不是即此认为钞补之文毫无问题了。这
问题主要表现为缺字太多。这现象，一方面说明这一篇的存亡是经历了事故
的——倒不一定是明人之所为，因为如系明人伪托，四百字基本造出了，何
难于凑齐“十三字”？！凑齐了，管它好不好，总令人不致一目而见其缺、
① 《隐秀》篇所论的并不是“文各有体”、“人各有性”的那种隐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