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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日讨论财政问题，列席会议的直隶省长曹锐（曹锟的兄弟）埋怨内阁在分配军费上颇欠公平：直军欠饷平均达半年以上，而奉军欠饷不过两月；在最近的一个时期内，奉军借口“援库”，先后领到军费200万元和开拔费100万元，而直军仅领到50万元。这些话刚说完，靳云鹏就不以为然地说：“四哥，你不懂得当家人的苦处，到处扣留国税，却张口向中央要饷。你来当当家何如。”曹锐听了这句话，不禁心头火起，哗喇一声，拿起茶杯来向靳的头上抛去，口中喃喃地骂道：“你不配当家就得滚蛋！”这样一来，靳当然受不了，便也跳起脚来大声叫喊：“谁再当总理谁就是王八蛋！”张作霖看见这个势头，连连跺脚说道：“糟了，糟了！快快替我预备专车，让我回去！”
在这出“探亲相骂”的活剧中，能够做和事佬的只有王占元一人。他左面一拱，右面一揖，劝大家平心静气讨论问题，不要伤了和气。可是靳的火气一时不能平复下来，他打长途电话叫内阁替他预备辞呈，把内务总长张志潭、农商总长王乃斌叫到天津来办移交，并将眷属接回天津。这个消息当天传出来，全国为之哗然。于是曹、张两人又打电报到北京，请求查禁这种挑拨是非的“谣言”，而徐世昌也就照办了。29日，张作霖、王占元摆下了和事酒，曹锟、靳云鹏都到了，曹锐仍然负气不肯来。当天曹、张、王三人发出了一个拥护内阁的联名电报，靳的面子赖以挽回，也就不再提辞职的话了。
接下去的几天，这几位“大人物”每天搓麻将、叫堂差，干的都是些饮酒取乐、征歌选色的事情。他们经常向北京政府哭穷闹饷，可是赌起来手笔却很大，输赢动辄数十万元。靳是固定不移的输家，这倒不是他的手气场场不好，而是他逢迎“太上政府”的一种变相贿赂，好在这笔钱不要自己掏腰包，可以在总理交际费项下报销。他还叫财政部拨出30万元以供大帅随员们吃喝嫖赌之用。
他们偶然抽出时间来讨论军国大事。关于国会问题，曹、张、王三人联名催促北方各省提前办理国会议员的选举，并疏通卢永祥不要再表示反对。关于“援库”问题，奉军担任前方，直军担任策应。关于裁兵问题，暂时搁下不谈。关于和平统一问题，由王占元负主要责任，曹锟从旁协助。在“援库”问题上，曹、张两人都不大做声，王占元却自告奋勇地愿意由湖北出兵两师，他的真意是想把异己势力第七、第八两师从湖北调走。他又吹嘘自己消灭了吴光新、张敬尧的军队和鄂西民军不下6、7万人，引为湖北裁兵的成绩。这是一笔账写在两个人的名下，因为消灭这些军队，靳也引为己功。
徐世昌一再邀请曹、张、王三人到北京见面一谈。5月5日，这四个“巨头”分乘专车到北京，徐在居仁堂备有盛宴欢迎，宴后到春耦斋共赏牡丹。
关于内阁问题，根据天津会议于14日改组，新阁员为：外交颜惠庆、内务齐耀珊、财政李士伟、陆军蔡成勋、海军李鼎新、司法董康、教育范源濂、农商王乃斌、交通张志潭。齐耀珊、王乃斌都是接近奉系的官僚。蔡成勋是曹锟的把兄弟。旧交通系分子周自齐、叶恭绰都被排斥出阁。内阁改组是靳云鹏战胜了梁士诒，张志潭战胜了叶恭绰，靳召集天津会议的主要收获就在于此。
李士伟是个不知名的角色，他之所以被提为财政总长，是有国际背景的。原来以前日本寺内内阁所经手的对华借款，抵押品都不可靠，现在日本已经不能单独控制中国，因此日本政府派兴业银行副总裁小野英次郎到北京来整理中国债务。小野明知北京政府无力偿付到期外债，便提出“用新债还旧债”的办法，建议将本年度到期应还的日本借款连本带利展期一年偿还，利息增为按月一分，用新约换旧约，并指定以盐税、烟酒税、关税为抵押品。小野表示，这个问题如果取得协议，日本对北京政府还可以继续提供借款，日本停止付出的参战借款，早已提存于中华汇业银行，日方准备将此款付出，并凑足二三千万元作为对华的新借款。这个办法，由无保障的借款变为有担保的借款，对日本是有利的，中国方面奔走其事者，仍然是那些老牌卖国贼、新交通系分子曹汝霖、陆宗舆等。他们不便出面，便找到与奉系军阀有关的另一新交通系分子张弧为替身，捧他担任财政总长，以便执行这个办法。不料消息传出来，全国各方面和西方帝国主义集团一致反对，在旧交通系控制下的本国银行团也一致反对，因此张弧也不敢出面了。李士伟是张弧找出来的第二手替身。他是中日实业公司的理事长，这家公司是日本财阀涩泽、三井、大仓合伙开设的。这样一个色彩鲜明的亲日买办官僚，当然也难逃各方面的攻击，因此他也不敢到任，而由财政部次长潘复长期代理部务。这些情况说明，皖系亲日政权被推翻后的北京政府，仍然采取了“奶子长就是娘”的态度，并不是不可能再投入日本帝国主义的怀抱的，而日本“用新债还旧债”，想把中国拖入债务国的无底深渊的这个办法，不久就成为西方国家的蓝本，纷纷仿照施行。但是，由于北京政府已经成为一个千疮百孔的“破落户”，各帝国主义又因利害不一致而彼此互相牵制，这些计划都未能实现。
关于直奉两系政治分赃的问题，直系提出了以第二十三师师长王承斌为河南督军，第二十师师长阎相文为陕西督军，奉系提出了把西北地盘并入东北，以奉军司令许兰洲为陕西督军。王占元与陈树藩具有陕鄂联防关系，反对更换陕西督军，但在两大军阀的压力下，他又不敢坚持下去。后来，曹、张二人成立妥协，调任陈树藩为祥威将军，以阎相文继任陕西督军（5月25日发表），张作霖兼任蒙疆经略使，热河、察哈尔、绥远三特区均归节制（5月30日）。王占元在这次分赃中仅得到勋一位的虚荣5月10日，徐世昌在怀仁堂举行授勋仪式，授给张作霖、王占元勋一位，张学良（张作霖的儿子）勋五位。。但是，驻扎湖北的第七师和第二十师都被阎相文带走了，对他也有好处。
5月下旬，曹、张、王三人先后离开北京。王占元虽系直系的一员，却因利害关系日益与奉系接近。同时河南督军赵倜也因利害关系而日益倾向奉系。直奉两系虽在分赃问题上获得暂时的妥协，但是张作霖仍然到处找同盟军，竭力分化直系内部，这说明两系争权夺利的矛盾是终于不可克服的。
《武夫当国（1895…1928）》 第一部分第五十四章 北方“四巨头”会议（3）
二直系对河南问题的一发一收
直皖战前，河南督军赵倜是反皖八省同盟的成员之一。皖系战败后，北方成为直奉两系的天下，赵倜却一无所得，而河南又被划入直系的势力范围，吴佩孚驻兵洛阳，冯玉祥驻兵信阳，萧耀南驻兵郑州。吴佩孚挂着直鲁豫巡阅副使的头衔，俨然是赵倜的顶头上司。赵倜的兄弟“三麻子”和河南省长张凤歧的兄弟“五阎王”，都是河南著名的豪门恶霸，河南公民纷纷到洛阳控诉，赵、张两人都为之惴惴不安。为了拉交情，吴、赵两人结拜为把兄弟，吴夫人拜赵母为义母，吴、赵两夫人又结拜为姊妹行。但是，尽管攀亲结好，却不能消弭双方的权力冲突。
河南第一师师长成慎被赵倜撤职，所部缩编为河南第一旅。成的私党第一团团长孙会友也有被撤职的消息，他首先发动，1921年4月14日迎接成慎到彰德，推为豫北军总司令，通电宣布赵倜兄弟的罪状。赵倜本来不得人心，豫北问题发生后，旅京河南同乡纷纷请求北京政府罢免赵倜。同时，冯玉祥旅与赵倜所属宏威军，在驻马店发生冲突，赵倜指斥冯勾结成慎，扣留税款，向驻马店进攻，劫夺宏威军的枪支；冯也指斥赵首先派兵进攻确山防地，不得不予以还击。其实，直系正在计划夺取河南地盘，这是南北两路夹攻赵倜的军事行动。但因赵倜联络奉系成功，张作霖、王占元都反对更动他，而张作霖已经承认把陕西地盘让给直系，直系也未便坚持要占领河南。在这一情况下，吴佩孚又亲自率领第二十五师一部，于4月18日进攻彰德，赶走了成慎，豫北军在直军第二十四、第二十五两师及宏威军的包围下，全部被缴械，孙会友逃往安阳、汤阴、武安、林县一带，后来被宏威军团长樊钟秀部擒获斩首。为了掩盖裂痕，赵倜亲往洛阳向吴致谢，并派人到信阳向冯道歉。
三卢永祥建议召开各省联席会议的反应
直奉两系进行政治分赃，首先更动了属于皖系的陕西督军陈树藩，使另一皖系的浙江督军卢永祥大受刺激。1921年6月4日，他突然发表豪电，主张各省制定省宪，实现地方自治，并由各省区军民长官选派代表、择定适当地点举行联席会议，俟取得一致意见后，提交国民公决。浙江是在北洋派的统治区内，卢永祥与国民党已有联合，这个电报又与南方的“联治派”共鸣，对北洋军阀的统治权起着很大的危害作用。
卢永祥又于5日致电徐世昌，说明他的主张是南北统一的有效方法，如果认为不当，请即予以罢斥。卢永祥建议召开各省会议，通过各省自治，组织联省自治政府，这正是西南“联治派”在南北两政府以外另组第三政府的一贯主张。这个主张与孙中山的意见并不符合。由此可见，皖系军阀与国民党的结合，并非具有共同的政治目标，而在国民党以外，皖系也愿意与一切反对北京政府的力量结合起来。因此，卢的豪电大受“联治派”的欣赏，得到赵恒惕（9日）、卢焘（12日）、陈炯明（14日）、刘湘（20日）、顾品珍（29日）的响应。此外，被北京政府罢免的陈树藩，除有号电（20日）响应外，并授意陕西省议会组织“省宪会议”，成立“筹制省宪自治处”，打算打出“自治”的旗帜对抗北京政府。接着，广西省议会在粤军入境后通电响应自治，湖北省议会议长屈佩兰发出通电（22日），山东省议会发出感电（27日），都是主张各省先行制订省宪的。江西省议会也召开了省宪会议，河南省议会并通过了制定省宪案。
自治运动兴起后，不但西南各省军阀结成了以联省自治为目标的第三政府路线，而且北方也有不少省区的人民团体热烈地响应“自治”，现在又经卢永祥出面促进，所以自治运动由南而北，自西至东，侵入到北京政府的统治区，形成了难于阻挡的一种政治趋势。卢永祥除发表豪电外，还电请首先制定省宪的湖南主持召开各省联席会议。这个会议一旦酝酿成熟，北京政府就有被推翻的可能。当然，北京政府没有力量派兵进攻浙江，只能派人前往疏通，劝他不要坚持这个主张。
卢永祥的豪电发表后，北方便有徐树铮秘密到杭州以及安福国会迁往杭州开会的谣言，又有浙军准备进攻江苏的谣言，因此江苏督军齐燮元派兵增防苏州、昆山，卢永祥也派兵增防枫泾、松江，江、浙两省的战争危机又趋严重。此外还有“山东五子”卢永祥字子嘉，王占元字子春，吴佩孚字子玉，张怀芝字子志，周自齐字子虞。他们都是山东军人（周以军人而兼政客），因此有“山东五子”之称。其实，这五个人属于不同的军事政治集团，所谓组织鲁系并无其事。在直奉两系以外组织鲁系的一种风传。
但是，卢永祥并不是一个敢作敢为的人物。他发表豪电是因为北京政府撤换了陈树藩，对皖系军阀采取了“蚕食”的政策，因此通电示威，如果北京政府敢于撤换他，他就“逼上梁山”倒向西南一边。由于豪电引起了严重反感，6月16日他在陆军同袍社发表演说，否认浙江独立，但又召集各界人土举行会议，决定延聘“名流”组织省宪起草委员会，制定浙江省宪法。这是向北京政府“半独立”的一种姿态。
关于召集各省联席会议的问题，湖南军阀赵恒惕也不敢首当其冲，他向川、滇、黔三省提出建议，先召开四省联席会议，发表联合宣言，然后逐步扩大，吸收其他各省加入。三省军阀都同意了这个建议，陈炯明也在幕后积极支持。但是，不久湖南发动了“援鄂自治”的战争，关于召开联省会议和组织第三政府的问题，都将取决于这一战争的胜败，各方面对此就都搁置不提了。
四直系赶走陕西督军陈树藩。新任陕督阎相文自杀。冯玉祥继任陕西督军
陈树藩被撤职后，曾指使陕西团长以上军官联名请求北京政府收回成命，又派大批代表到西南各省接洽，准备加入“联治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