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陈树藩被撤职后，曾指使陕西团长以上军官联名请求北京政府收回成命，又派大批代表到西南各省接洽，准备加入“联治派”，宣布陕西“自治”。但是陕西局势对陈非常不利，北有以于右任为首的靖国军，南有郭坚等的陕西民军，西安陷于两面夹攻之中。同时，直系调遣第十一师冯玉祥部取道潼关，第七师吴新田部取道紫金关，配合第二十师阎相文部迅速开进陕西。直系与靖国军成立了合作驱陈的协定。在此形势下，陈一面要求北京政府发清欠饷，并将所部改编为四师、三混成旅作为下台的条件，一面准备进行抵抗，如果抵抗失败，拟逃往汉中与刘存厚的川军联合，保守陕南一隅之地。
7月初，第七师由紫金关进占武关、龙驹寨，第十一师由潼关直趋渭南，陕北镇守使井岳秀、西路游击司令郭金榜都背叛了陈树藩，所以7月7日第二十师推进到离西安20里的灞上后，陈便率部退出西安，经过咸阳、兴平、眉县、新口子退往汉中。陈出走的时候，携带箱篓三千余件，连督军署的玻璃地板也被撬开带走。陈自称做了几年督军，依然是个穷光蛋，但他搜刮得来的私产，据说也有500万元之多。
阎相文接任督军后，民军首领郭坚由凤翔到西安接洽受编。8月13日，冯玉祥、吴新田在西关讲武堂设宴欢迎，一声号令，伏兵齐出，把郭的血淋淋的人头悬挂在钟楼上示众。接下去，8月24日，这位新任督军忽然吞服鸦片自杀，据说在他的衣袋内找出遗书一份，上面写着：“我本愿救国救民，恐不能统一陕省，无颜对三秦父老。”这是继李纯之后督军自杀的第二件疑案。25日，北京政府任命冯玉祥继任陕西督军。冯在20天之内由旅长升任督军（冯的师长一职到8月5日才正式发表），军人升迁得这样快，是前所少见的。
9月21日，冯玉祥与于右任达成改编陕西靖国军的协定。当天，陕西靖国军总指挥胡景翼在三原召开“国民大会”，通过取消靖国军。10月27日，北京政府任命胡为暂编陕西第一师师长。从此陕军成为直系军阀的附庸军。
陈逃往汉中与刘存厚取得联系后，曾先后改称“陕西护法军总司令”（孙中山所委）和“西北自治后援军总司令”。11月16日又被迫退出汉中，由茅坝口逃往陕、鄂、川三省边境平利、城口、镇坪一带，成为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物。
《武夫当国（1895…1928）》 第二部分第五十五章 吴佩孚用兵湘鄂川（1）
一湖北人士到湖南请兵“援鄂”。陈炯明电促湖南出兵“援桂”。湖南出兵“援桂”后又决定大举“援鄂”
湖南自谭延辏П恢鹣绿ǎ蹋ㄇ保┡删吮灰煌蚓『螅院闾枥谩白灾巍闭信菩急＞诚⒚瘢幻嬗氪ā⒌帷⑶⒃了氖【ё槌闪恕傲∽灾巍闭笙撸幻嬗氡毖缶持蜗碌亩酢⒏恿绞〗⒘肆捞踉肌：倍骄跽荚诒狈叫髂弦宰灾兀紫缺匦肜：希婢匦胂蚝惫郝蚓穑婷壮隹谝脖匦刖保运降墓叵悼康煤芙簟＝鞫骄鹿庠都群ε滤镏猩匠霰鳎趾ε吕盍揖牡峋珊辖ソ鳎残枰峤缓弦早Ｎ鞴酥恰Ｖ毕荡蠼馀彐谑欠炊院稀白灾巍钡模闹饕腥耸欠钕稻В挥杏嗔ν倍阅戏阶髡剑煤稀白枘暇鼙薄钡木质疲宰柚顾镏猩奖狈ィ运奈欣远韵婢匀槐３滞盏挠押霉叵怠Ｏ婢颊咧挥兴镏猩郊俚篮媳狈ィ锸苤朴诔戮济鳎隆⒄灾浣⒘嗣孛芰耍夥矫嬉簿陀惺盐蘅至恕！ �
湖南的问题主要是内部的斗争。程派失败后，湘军扩充为两个师10个旅，兵多饷少，各师旅长便在防区内扣留税款，把持用人行政。赵恒惕虽然提出裁兵和统一财政，各级军官却充耳不闻。谭延辏О艿缴虾：螅悦磕昀∫陨罘�2万元，谭、赵之间经常有书信往来，表面上维持良好关系，实际上谭抱有重回湖南的政治野心，赵无日不在戒备之中。
1921年春天，长沙发现了一批湖北客人。原来，湖北人士苦于北洋军阀的虐政，除向北京政府请愿撤换王占元外，并推蒋作宾、孔庚、李书城到湖南请兵“援鄂”。他们在湖南散布空气说，湘军“援鄂”不但是急人之难，而且对自己也大有好处：第一，湖南是全国自治运动的“先进”省区。自治不能孤立，必须联合各省组织联省自治政府，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湖南出兵“援鄂”，占领武汉形胜之地，各省风起云从，联省自治政府就有实现的可能；第二，驱王后，湘军两师驻防鄂南协助防务，军饷由湖北供给，可以减轻湖南财政上的困难；第三，现在湘军向湖北购买军火，可否之权操之于人，如果自己掌握了汉阳兵工厂，湘军继续发展就不会受到限制。这些言词具有很大的煽动性。同时，他们还言之凿凿地分析当前的有利形势：认为王占元不堪一击，湘军发动后，与湖北民军里应外合地配合作战，可在一星期内占领武汉；而王占元已经失欢于直系，直系不会出兵相助；直系为了对付奉系，也没有余力过问湖北问题。
以上这些言词，湖南军人大为所动。他们以前未尝不抱有“大湖南主义”的野心，可是，“麻雀子飞不出洞庭湖”这是湖南的一句土话，意指湘军限于条件，无法向外发展。，如果有机可乘，他们是跃跃欲试的。更主要的是湖南内部的斗争日益尖锐，向外发展是消除内争的有效方法。因此，湘军将领多数赞成出兵“援鄂”，首告奋勇的是第二师师长鲁涤平。但是，赵恒惕抱有三种顾虑：一、害怕引起吴佩孚的武装干涉，使湖南陷于直系与孙中山的两面夹攻之中；二、出兵“援鄂”与“自治”精神背道而驰；三、此时陈炯明催促湖南出兵桂林讨伐桂系，湘西又有滇军假道的风潮，实在没有力量“三管齐下”。
6月24日，长沙又到了一位四川客人，自称为考察湖南制宪而来，这位客人就是前任四川督军熊克武。熊路过湖北的时候，受过王占元的盛大欢迎，因此，湖北客人怀疑他是来替王做说客的。其实，熊到湖南既不是考察湘宪，也不是替别人做说客，而是秘密接洽川、湘两省共同出兵“援鄂”的问题。原来，四川同湖南一样有着内部的斗争，需要向外发展，以免内部破裂。川、湘共同出兵，湖南的军事冒险性就要小得多，在武汉建立联省自治政府的可能性更大。因此，熊的到来，又将湘军“援鄂”问题推进了一大步。
为了解除赵的顾虑，有人向他提出两个建议：一、将夏斗寅的鄂军团（被湖南收容的鄂西民军石星川的残部，号称一团，实力仅有六七百人）改编为“湖北自治军”，湘军改装加入，宣布“鄂军回鄂”，湖南则伪装局外中立，这样就可以避免侵犯湖北的嫌疑；二、派人疏通吴佩孚，劝其保持中立。同时，在湖南的国民党政客也保证湘军出兵武汉，北伐军一定改道江西而不通过湖南。
赵始终未下“援鄂”的决心，并且认为“援桂”重于“援鄂”。在他的主持下，7月1日军事会议通过了出兵“援桂”，派衡阳镇守使谢国光为“援桂”总指挥。湘军“援桂”一举，引起了吴佩孚的不满，认为是一种背弃信义、“以怨报德”的行为（指桂系以前援助湘军先后驱逐汤芗铭、傅良佐、张敬尧，有功于湖南，而湘、桂两省又订有联防条约）。但他正在调兵入陕，没有余力过问这件事情。湘军“援桂”前，曾借口准备以武力驱逐滇军出境，向王占元请求协助军饷、军火。王占元因为滇军在湘西，鄂西也受威胁，颇愿予以协助，但因李书城、孔庚等在湖南煽动湘军“援鄂”，不能无所顾虑，要赵表明态度才能作出决定。赵有回电否认湘军准备“援鄂”，同时在湖南的熊克武、林虎等都有电报叫王占元信任湖南，切勿轻听谣言。因此，王派参谋余范传（就是签定湘鄂联防条约的经手人）携带子弹100箱、步枪2000支、军米2000石、现洋20万赠予湘军。不久湘军出动“援桂”，王占元虽然感到惊异，但他相信湘军既已出动“援桂”，就不会出动“援鄂”。7月4日，又赠予湘军子弹60万发。
湘军师长宋鹤庚、鲁涤平等认为“援桂”不能解决湘军军饷和军火的困难，继续鼓动出兵“援鄂”。适有以前做过吴佩孚的副官、后来由吴介绍留在湖南担任铁道警备司令的葛豪，要到洛阳去见吴佩孚，赵就叫他乘便征求吴的意见。葛去后久无回报（事实上，葛豪是吴佩孚留在湖南的坐探，所部铁道警备队仅有数百人，并未执行警备任务。葛到洛阳后，吴佩孚叫他不要回湖南，也不许给赵恒惕回信。），赵又加派赵冕、萧光礼等携带具体方案前往接洽。赵冕等到了洛阳，只见吴每天忙这忙那，简直找不到单独谈话的机会。等了几天没有下文，萧光礼便先行回到长沙来。这时宋、鲁诸将抢先一步把萧找过来，叫他用假情报回答“老总”（指赵），说吴并不反对湘军“援鄂”，只是与王同属北洋派，不便公开赞成，只能采取默认的态度。
《武夫当国（1895…1928）》 第二部分第五十五章 吴佩孚用兵湘鄂川（2）
7月20日，湘军又一次召开军事会议，通过出兵“援鄂”，推赵为“援鄂自治军”总司令，宋鹤庚为总指挥兼第一军司令，鲁涤平为第二军司令兼中路司令，旅长贺耀祖等为第一至第五纵队司令。纵队司令相当于师长一级。湘军中路由岳州出蒲圻、咸宁，左路由常澧出公安、石首，右路由平江出崇阳、通城。同一天，在湖南的湖北人士推蒋作宾为湖北自治政府临时总监，孔庚为政务院长，夏斗寅为湖北自治军前敌司令。湖北自治政府发表宣言，驱王后借镜湖南制订省宪，湘、鄂两省共同努力促进联省自治的实现。同时湘军发表宣言，驱王后“鄂事还之鄂人”。
二王占元向吴佩孚请援，吴派萧耀南为“援鄂”总司令。王兵败出走，北京政府任吴为两湖巡阅使，萧为湖北督军
王占元从北京南下经过郑州时，看见到站欢迎他的第三师学兵队一色都是精神饱满的小伙子，在倾盆大雨下整齐严肃，面不改色，不禁大受感动。他在汉口下车时一迭连声地对到站欢迎他的大员们说：“嘿，人家是什么军队，咱们是什么军队！”
王虽然参加了天津会议，俨然“北方之雄”，但他究竟是个相形见绌的角色，特别是最近几个月以来，湖北各地接连发生兵变20余次，湖北人民展开了驱王自治运动，使他的面子很不光彩。他回到湖北来，决心裁汰老弱，整顿军队。不料回来后的第二天（1921年6月4日），宜昌又发生了大规模的兵变，变兵除对本国人民大烧大抢大杀之外，还侵犯了外国商店，因此帝国主义者大为震怒。6月8日，英、美、日三国公使向北京政府提出最严厉的质问，随后又提出赔偿侨民损失及劝告中国裁兵的觉书。意大利公使竟提出组织各国联军开往各通商口岸保护外侨的建议。宜昌各国侨民公然提出在宜昌开辟租界、宜昌周围30里不得驻兵的条件。更使王吃惊的是，川军旅长胡济舟建议派兵进驻宜昌，划宜昌为四川的省辖市，以免国际共管。
6月7日，武昌又发生兵变，和宜昌一样大烧大抢大杀。武昌官钱局和造币厂在被劫洗以后又被放火焚烧。武昌为督军驻节之地，变兵又是王的直辖军队，使他更无地自容。第二天，他下了一道命令，变兵第二师第七团全团官兵1832人，准其全部退伍，欠饷一次发清，每人另给解散费20元，劫来赃物准其携带，由火车免费遣送回乡。8日晚间，变兵们兴高采烈地上了火车。车子开到孝感，突然枪声四起，预先埋伏在车站周围的湖北第四混成旅（旅长刘佐龙）兵士一涌而出，开枪射击，除在黑夜中走脱数十人外，其余都被歼灭。王占元收回了发给变兵的欠饷和解散费，追回了赃物。可是这一灭绝人性的大屠杀，使兵心更为动摇，民情更为愤慨，连一贯逢迎军阀的武昌、宜昌两地商会也都恨恨有声地通电加以痛斥。王乘马巡视武昌灾区时，看见布告上自己的名字被人挖掉，知道他的江山坐不稳了。
但是，北京政府并不打算撤换王占元。6月21日、28日，旅京湖北同乡两次向国务院请愿去王时，靳云鹏还对他们说过“就法律论应当予以罢免，就事实论我却办不到”的不要脸的话。
7月21日，王得到路局方面关于湘军扣留火车的情报，才开始动了疑心。湖南路局打来电报说，湘军换防，请湖北多放车辆来以供军事运输。王吩咐湖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