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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传芳联名通电赞成庐山会议。10月10日，曹锟、张作霖、吴佩孚也有联名通电表示赞成。看上去这次建议不会再是空炮了。但是，卢永祥首先表示怀疑，陈炯明通电反对，张作霖被动列名并非真心赞成，而全国人民对于吴的本来面目已经认识清楚，因此这个倡议仍是“曲高和寡”，并无下文可考。
吴发起庐山会议的目的，仍然像以前发起国民大会一样，准备通过会议恢复法统，取消南北两政府，另行组织全国统一的“合法”政府。如果孙中山不肯下台，即由新政府下令加以“讨伐”。由于会议并未实现，他的这些计划只能搁下不提。
五川军三路进攻宜昌。吴佩孚在帝国主义和海军的协助下击退川军
四川熊克武下台后，第二军军长刘湘继任四川总司令兼省长，熊系但懋辛为第一军军长。由于第一、第二两军势力不能保持平衡，因此他们与湘军相约两路进攻湖北，会师武汉，以向外发展为消弭内争的办法。刘湘被推为四川“援鄂军”总司令兼第一路总指挥，但懋辛为副总司令兼第二路总指挥，兵力由一、二两军抽调组成，并派湖北籍将领潘正道为前敌司令。川军出发“援鄂”，事先并未公开发表。
川军于1921年8月18日占领巴东、秭归后，分兵三路，一路沿长江进攻宜昌，一路由长江北岸进攻当阳，一路由长江南岸进攻宜都。总的目的是包围宜昌。
9月2日，川军到达宜昌南岸。守宜昌的第十八师师长卢金山、第十八混成旅旅长赵荣华都抵挡不住，急电向吴佩孚请援。吴对湘军采取了速战速决的方针，采取了“水淹七军”和炮打岳州城的残忍手段，而在湘军战败后，他又借助英帝国主义出面调停，结束这个战争，以便腾出手来对付川军。当湘直停战条约成立之日，正是宜昌兵临城下之时。吴已来不及驰往救援，英、美帝国主义者又一次挺身出来助以一臂之力，联合日本，三国军舰水兵在宜昌登陆，使川军有所顾虑而不敢大胆进攻。英、美、日三国驻宜昌领事出面来调停川直之争，他们不辞劳苦地于9月5日到夔州，向川军代理第一路总指挥唐式遵接洽停战条件。就在川军误中缓兵之计、停止进攻宜昌的空隙时间，吴佩孚迅速调第三师一团、第二十三师（师长王承斌）、第二十四师（师长张福来）各一部及第八师（师长王汝贤）全部开到宜昌应援。
9月12日，川军因谈判破裂再攻宜昌。14日，吴佩孚、杜锡珪乘坐楚泰军舰赶到。16日，川军北路越过东山寺，吴自己督战奋力击退川军。但川军南路又已进抵磨盘山，宜昌岌岌可危。18日，吴在长江北岸大梁山、二梁山架炮轰击南岸川军，这支川军被迫退往朱家坪，北岸川军也退往南津关。从18日到27日，吴在海军协助下先后占领南津关、平善坝、南沱溪，10月上旬又占领秭归、巴东、兴山。
鄂西战争打了一个多月，川军来势颇为凶猛，从9月10日到22日，占领长江南北岸的险要地带，北路攻下当阳，南路攻下长阳，宜昌随时有陷落的可能。如果川军不误中缓兵之计，如果没有帝国主义的支持和海军的协助，吴佩孚要守住宜昌是不可能的。川军未与湘军同时发动，又因内部矛盾不能全力以赴，这些都是战败的原因。但是四川在地形上易守难攻，川军虽败而不“惨”，吴佩孚鉴于奉系军阀和广东北伐军都有跃跃欲试之意，反向川军求和，所提条件仅有川军退出鄂西一项。随后吴与刘湘互派代表成立了川鄂停战分防条约，调孙传芳的第二师移驻宜昌，将对付四川的责任交给孙。10月27日，他离开宜昌前往岳州巡视，31日回到汉口，11月12日由汉口到保定参加曹锟召开的保定会议。直军第二十四师被调回岳州，吴将对付湖南的责任交给张福来。
《武夫当国（1895…1928）》 第二部分第五十五章 吴佩孚用兵湘鄂川（6）
川直两军停战后，12月22日，孙传芳与刘湘互派代表签定了和约草案，川军陆续撤回。一直到1922年3月7日才成立了川鄂正式和约。在此时期，刘湘写过一封长信规劝吴不要抗拒“自治”潮流，吴也有长信回答，举出湖南在自治的招牌下弄得一团糟为例吴佩孚复刘湘函：“湘为自治之滥觞，筹备期年，治绩何若？以言裁兵，军队林立，以言理财，库空如洗；环顾三湘七泽，百姓流离，遍览衡岳洞庭，河山破碎。乃犹不知忏悔，反假援鄂自治之名，甘为戎首。……若云联省，更深骇异。今虽南北分裂，而商贾之贸易如故，人民之交往如故，熙熙攘攘，固犹是一国之民也。昔美利坚行联省之制，乃由分而合，今我国倡联省之说，乃由合而分。流弊所及，直不啻举二十一行省裂为二十一国，瓜分豆剖，恐不在强邻而在萧墙以内。”，力加驳斥。吴在北方公开表示：“有我吴佩孚在，决不允许联省自治政府成立！”
所谓保定会议是各省直系军阀到保定庆祝曹锟的六十寿诞和吊唁吴佩孚夫人李氏之丧因便召开的。吴在16日的秘密会议上建议恢复法统，改造政局，逐走徐世昌，迎接黎元洪复职，采取这些行动来进行全国的统一。这是吴自战胜皖系以来的一贯主张。这个主张在会议上没有获得通过，吴又提出另一建议，孙中山高唱北伐，南北战争迟早不能避免，不如先发制人，本人愿意统率十万雄师去打广东，后方接应请老帅（指曹）全力支持。吴的目空一切的态度，引起了参加会议者的一致不满。曹锟的参谋长熊炳琦冷言冷语地说：“咱们打陕西，打湘军和川军，打得精疲力竭，军饷又有困难，现在总应该休息一下了吧。”曹锟频频点头说：“对，咱们应当休息一下！”因此，吴又改变口气提出“先守后攻”的计划，大家未置可否，会议就是这样无结果结束了。
吴佩孚自战胜川、湘两军后，完全暴露了与人民为敌的本来面目，全国各方面对他的幻想一扫而空。11月30日，回到他的故乡山东时，山东人民正在开展驱田、废督运动。吴参加了12月2日的济南各界会议，公然当众指斥“省议会今天通电排斥督军，明天开会排斥省长，殊属不成事体”。他偶然要吐痰，那位卑鄙无耻的督军田中玉，竟然亲自捧着痰盂来承接。从此，山东人民对这位老乡的幻想也一扫而空。
《武夫当国（1895…1928）》 第二部分第五十六章 北京政府的闹穷风潮（1）
一美国建议召开会议讨论限制军备与远东问题。中国某些人士对美幻想的复活。华盛顿会议召开前“共管中国”的阴影
1919年，美国总统威尔逊从巴黎回国后，美国国会否决批准巴黎和约，拒绝加入国际联盟，因此美国在国际上陷于孤立。日本是美国在远东方面的主要敌人，日本在英、日第三次同盟快要满期的时候，竭力运动继续这个盟约，美国必须打破英日同盟，才可以避免英、日两国联合的威胁。在军事上，由于日、美两国积极准备战争，引起了英、美、日三国的海军竞赛，大大增加了三国的财政负担。在经济上，美国由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欠欧洲国家36亿美元的债务国变为战后欧洲国家欠它1682亿美元的债权国，成为世界上最富强的帝国主义国家，但是由于欧洲市场萎缩，美国生产过剩，不能不向远东扩张势力，夺取市场，以和缓本国的经济危机。在中国问题上，亲日的皖系军阀已被亲美的直系军阀打败，日本独占中国的野心受到限制。根据这些情况，1921年4月，美国上议院议员波拉建议召开英、美、日三国会议，讨论停止海军竞赛问题，这个建议于5月获得通过后，美国新任总统哈定便于7月向中、英、日、法、意各国非正式交换意见，打算召开太平洋会议，讨论限制军备问题、太平洋问题和远东问题。
此时，日、美两国的关系颇为紧张，日本皇太子裕仁裕仁回国后，因日皇久病不愈，于11月25日以皇太子摄行国政。次年（1922年）1月4日，日本首相原敬被刺身死，由藏相高桥继任首相。到伦敦运动日、英继续同盟，英国政府为了要保全在中国和印度的利益，准备予以接受。但是，英国各殖民地政府在经济上和政治上与日本形成对立，反对继续这个同盟。当英国政府摇摆不定的时候，美国必须及时地采取措施来破坏这个同盟。
7月10日，美国发出了致英、日、法、意四国的照会，建议在华盛顿召开有关各国限制军备的会议。由于太平洋问题、远东问题与限制军备有关，美国建议邀请中国参加，各国政府都同意了。日本提出有条件的参加，在7月26日答复美国的照会中，希望事前能够了解会议所讨论的太平洋问题、远东问题的性质与范围，日本驻美大使币原向美国政府接洽，希望会议避免讨论“既成事实”。实际上中国问题是这个会议的主题，这是美国在中国问题上与日本进行斗争的另一幕，美国企图通过会议，在国际均势的幌子下控制中国，粉碎日本的独占。
8月13日，美国对以上五国发出了正式邀请书。16日，北京政府正式接受了美国的邀请。18日，北京外交部成立了以外交总长颜惠庆为首的“太平洋会议筹备处”。这样一来，不少中国人士又一次复活了对美国的幻想，以为两年前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失败，并非由于美国坐视不救，而是由于日本与英、法、俄、意等国订有处分中国的密约，威尔逊总统陷于孤立，爱莫能助。这次会议既然由美国主动发起，开会地点又在美国，中国就一定能够取得美国的帮助，解除一切帝国主义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挽救过去在巴黎和会上的失败。以前各帝国主义处理中国问题，并不邀请中国参加，而这次中国居然有资格参加大国会议，这是亲美派乐观论者的另一个论点。中国亲美派纷纷组织了“太平洋问题后援同志会”、“华盛顿会议中国后援会”、“国民外交协会”、“国际研究社”、“国际联盟同志会”、“太平洋会议讨论会”、“太平洋问题研究会”，作为促进国民外交的机构。9月20日，这些团体又在北京举行联席会议，成立了一个统一机构，名为“国民外交联合会”。11月11日，又在上海成立了“全国国民外交联合会”。
北京政府决定派驻美公使施肇基、驻英公使顾维钧、司法官惩戒委员会委员长王宠惠为参加华盛顿会议的全权代表。当时碰到了两个难题。第一个难题是南北两政府的“双包案”，广州政府宣布北京政府乃是中国的非法政府，如果会议不邀请南方政府的代表参加，则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一概认为无效。孙中山还在这个时期宣布徐世昌、吴佩孚的罪状，扬言北伐，表示北京政府并非中国的统一政府。北京政府为了对外粉饰统一，加派广州政府外交次长伍朝枢（广州外交总长伍廷芳的儿子）为全权代表之一，伍却拒不接受。正在这个时期，中国各地接连发生了兵变和川湘鄂战争、中交两行挤兑这些丢人的事情，中国在国际舞台上表现是一个四分五裂、内战不停、财政破产的国家。由于美国支持北京政府，这个问题才未发展下去。第二个难题是北京政府财政破产，参加会议的代表团工作人员132人，原定经费200万，8月14日减为150万，责成财、交两部代筹，但均未能筹足。北京政府只得电请各省摊派这笔费用，小省至少摊派15000元，到9月29日，这批人员才能动身。
由于不信任北京政府，在上海举行的全国商教联席会议和上海九团体委托余日章 、蒋梦麟为出席华盛顿会议国民代表，于10月15日启程出国。
华盛顿会议前，国际形势对中国是十分不利的。日本代表团收买美国剧团表演中国人蓄辫子、缠小脚、抽鸦片烟的种种形态，邀请各国代表团前往观剧，恶毒地侮辱中国人民，引起了在美华侨的极大愤怒，一面对这个剧团提起诉讼，一面督促施肇基向美国政府进行交涉。而美国政府借口营业自由，公然置之不理。美国人所办的中美通讯社（在北京）发布了一道新闻，据称：“美国国务卿休士因为北京政府到期不还芝加哥大陆银行的烟酒借款，特致电美国驻华公使，认为中国信用破产，美国政府将因此不承认北京政府为中国的合法政府。”北京政府看了这个消息，大为狼狈。随后美国公使馆声明“休士并无涉及中国政府政治影响的言论”，才安定下来。同时美国报纸无中生有地报道“北京政变”，对中国极尽诬蔑丑诋之能事。参加会议的各国当权人物对中国的态度也是极不友好的。日本代表团散布空气说，中国领土只能包括长城以南的18省，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