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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会议开幕的前几天，美国烟酒借款已经到期（11月1日）。美国报纸对于北京政府无力偿还这笔借款大肆攻击，并且危言耸听地大登“北京政变”和中国打内仗的消息，把中国说成是一个既穷又乱毫无信用的国家，因此美国人对中国的印象十分恶劣。经手烟酒借款的美国银行团代表阿卜脱向北京政府提出了“借新还旧”的办法，建议成立1600万美元的新借款，用以偿还烟酒借款1100万美元及其利息66万美元，并须扣去赎回美国人所持有的湖广铁路债券130万及其利息108万。借款九一折实收，扣去两笔旧欠，北京政府只有52万元可以到手。新借款指定以烟酒税为担保品，设立一个以美国人为稽核员的烟酒税稽核所主持其事。这个办法受到全国的强烈反对，北京政府不敢接受。其实，中国对德宣战时期，曾经宣布德国人所持有的湖广铁路债券一概作废，美国摩根财团却用低价从德国人手中收进此项废票，现在又向北京政府要求赎回。以前摩根财团代表拉门德到北京接洽组织四国银行团的时候，曾经不止一次地恐吓北京政府，如不赎回这种债券，四国银行团就不借款给中国。这是美国大财阀“死要钱”的流氓作风和无赖手段。
此时，北京总统徐世昌和内阁总理靳云鹏，在一片闹穷的风潮中，各派私党把持税务机关，公开演出“要钱不要脸”的丑剧，并发展成为府院对立的政潮。盐务署长潘复是靳的私党，烟酒署督办张寿龄是徐的私党。阿卜脱提出“借新还旧”的办法后，如果1600万美元的新借款能够成立，北京政府虽然所得甚微，经办机关烟酒署却可以取得100多万美元的回扣，这笔佣金当然属徐所有。因此，潘复想出了一个“移花接木”的主意，向阿卜脱提供意见，指出烟酒税经常被各省军阀扣留，不是可靠的担保品，必须加入盐税余款为副担保品，才能保障借款安全。这个意见大受阿卜脱的赞赏。实际上，按照这个意见进行，盐务署就可以“平分秋色”得到佣金80万元，潘的目的就是要从徐的手中夺回一半的佣金。由于争夺佣金，府院之间的关系更加恶化，徐世昌准备施展阴谋手腕逐靳下台。
关于烟酒借款问题，由于徐、靳之间互相牵制和全国各方面的一致反对，未能实现。不久阿卜脱动身回国，把这项交涉移交四国银行团美国代表史梯芬继续进行。
华盛顿会议前后时期，北京政府已有面临末日之感。财政方面，各省军阀索饷、各部职员索薪、帝国主义索债，加以中、交两行因储备空虚而限制兑现，因此财政总长李士伟不敢到任。军事方面，靳内阁还在企图继续贯彻北洋派的武力统一政策，孙中山也高唱北伐，外交团曾讨论如果中国大规模的内战发生，打算组织各国联军开往长江各省保护侨民，制止南北两军渡江作战。政治方面，卢永祥发起上海会议，吴佩孚发起庐山会议，虽然目的不同，但都具有改造政局和推翻北京政府的倾向。外交方面，日本公使一再催促进行山东问题的直接交涉，全国人民一致反对，中国出席华盛顿会议代表施肇基、顾维钧、王宠惠在进退失据的情况下提出辞职，国际共管的呼声日高。同时，北京政府处在直奉军阀“两姑之间难为妇”的情况下，加上府院之间又发生暗潮，这种局面已经岌岌乎不可终日了。
当英国代表贝尔福质问“中国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国家”的时候，顾维钧把这个情况转告北京政府。徐看到电报后，向交通总长张志潭、院秘书长郭则表示，现在是内阁制，一切问题应由内阁负责。靳听到了这句话，也就气冲冲地回答说，责任内阁徒有其名，事实上用人行政都受总统干涉，叫我怎样能够负起责任来。他还冷言冷语地谈到现在的关键性问题在于南北法律之争和个人地位无法解决，言外之意，是指徐世昌为非法总统，因此南北统一不能实现，而对外借款以及裁兵理财等问题也就无法进行。郭则这些气头话照转上去，就像一支毒箭透进了徐的心窝一样，使他愤怒达于极点，认为外面一切推翻总统和改造政局的计划，都是靳在暗中捣鬼。正当其时，张作霖打来一个电报，指责张寿龄才力不胜，以致烟酒税收入大为减少，应当予以撤职，徐又疑心出自靳的指使。因此，徐、靳两人已经到了势不两立的地步。
在此以前，潘复被吴佩孚攻击而下台。靳认为吴的电报是徐指使的，因此他也致电张作霖，力言张寿龄自任烟酒署督办以来，所有税收账目既不呈报国务院备案，又不送交审计院审查，内阁无权过问。这就是张作霖电请罢斥张寿龄的由来。当时北京政府用人行政都必须取得大军阀的同意，徐、靳两人为了进行贪污，任用私人，各引军阀以自重，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由于靳的恶毒报复，使徐忍无可忍，他便亲自执笔写好一个辞职电报，表示本人决不贪恋权位，并将政治腐败和时局严重的一切责任归咎内阁，这个电报实际上是宣布靳的罪状，借以发泄自己的满腹牢骚。
《武夫当国（1895…1928）》 第二部分第五十六章 北京政府的闹穷风潮（4）
12月1日，靳到公府当面质问徐是否准备发出一个辞职电报。徐干脆地回答说，是的。于是靳竭力阻止发出电报，表示一切责任既然应由内阁担负，总统就没有辞职的理由，本人愿意下台。徐却执意地要发，并且气愤地说：“我身为总统，难道没有发电报的自由！”靳无话可说，只得悻悻地退出来，当天就请假不到院办公。
12月3日，徐的辞职电报发出。这个电报首先惋惜“和平统一”并未实现，而国会问题，“九年（1920年）十月明令宣布用旧法进行新选，乃选举迄今未竣，国会尚无成立之期”。接下去对“联省自治”运动大施攻击，认为“近岁之乱，尝有以自治为名，卒之兵连祸结，土匪乘机骚动，全省糜烂，如是而言自治，是自乱而已矣”。最后一段才谈到本人的去就问题：“以任期言，尚有年余，日月不居，避贤有待”。电文内容并未表示愿意辞职下台，恰恰相反，其真实用意是向各省军阀告哀乞怜，请求他们不要拆台，因此通篇说了一大套“财政如何整理，统一如何筹划”的废话，并且暗示任期未满，本人的地位是不可动摇的。这个电报也并未伤害靳云鹏，这是因为张志潭、郭则等苦口调停，原文中攻击靳的语句都被删去了。
由于张作霖的攻击，张寿龄不得不辞职下台。徐想提拔另一私党袁乃宽继任烟酒署督办，靳却提出要派潘复继任。徐咬牙切齿地说：“宁可牺牲总统，决不让潘复上台。”后来改派接近直系的汪士元为烟酒署督办，又派接近奉系的钟世铭为盐务署署长（12月9日）。
靳内阁是在直奉两系保持均势的局面下成立的。靳与张作霖为儿女亲家，在财政和分配两系的权力地位上颇有亲奉疏直的倾向，直系对这个内阁颇不称心。靳的幕后军师为交通总长张志潭。以前旧交通系分子的倒阁运动，就是这位军师献策邀请张作霖、曹锟到天津举行会议，因此内阁获得稳定，旧交通系阁员被逐下台。张志潭是接近直系的政客。奉系对于以张为核心的内阁也有所不满，特别是任命吴佩孚为两湖巡阅使，使奉、靳之间的关系逐步恶化。徐、靳在用人问题上发生冲突，徐与旧交通系本有历史渊源，因此旧交通系分子利用时机再一次发动倒阁运动。旧交通系本来掌握本国银行事业与交通事业，靳内阁在财政上遇到严重危机，国内银行团坐视不救，就是旧交通系从财政上倒阁的一个手段。他们知道倒阁必须取得大军阀的支持，因此该系中坚分子叶恭绰秘密到沈阳献策，必须控制中央财政，才能更有效地控制北京政府。他劝张作霖收买交通银行股票作为控制中央财政的第一步。张作霖受到怂恿，便于12月12日到天津，次日靳也赶到天津来，他们两人联名邀请曹锟前来再举行一次“巨头”会议，解决当前的一切问题。
吴佩孚力劝曹锟多注意扩张军事实力，少过问北京政府的事情，因此曹托病不肯到天津来。14日，张作霖到了北京。他宣称军人不干政，不过问内阁问题。此行专为讨论“征蒙”问题而来。其实，他在会见徐的时候，大骂直系所推荐的高凌霨不配当财政总长，张志潭对交通事业为门外汉也不配当交通总长，内阁必须改组，才能有所作为。这些话正说在徐的心坎上。到了这个时候，靳才知道自己受到总统、奉系军阀和旧交通系的三面围攻，因此12月17日内阁宣布总辞职，当天靳就离京赴津，第二天徐批准靳辞职，派外交总长颜惠庆代理内阁总理。
曹锟在徐、张两人的再三邀请下于19日来到北京。张作霖虚伪地向他表示，他们两个人应当合力筹款维持中央财政。事实上，张已与旧交通系约好，用投资的方式控制交通银行，他提用东三省公款400万元借予交通银行，按月利息一分二厘，定期半年收回。他还企图合并中、交两行为“中央银行”，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
张作霖虽系北京政府的“顶头上司”，但在帝国主义眼中却是个渺不足道的角色。12月20日，他得意忘形地遍访英、美、法、日四国公使，英国公使艾斯顿当面给以奚落，指责奉军纪律太坏，劝他注意裁兵，气得他拂袖而走。
颜内阁是个过渡性的临时内阁。颜声称，值此华盛顿会议之际，为了避免无政府状态，他只得出面来代理总理，代理之期至迟到华盛顿会议闭幕之日为止。12月24日，北京政府根据张作霖的推荐，发表梁士诒为内阁总理，梁于25日就职。其阁员名单如下：外交颜惠庆，内务高凌霨，财政张弧，陆军鲍贵卿，海军李鼎新，司法王宠惠，教育黄炎培，农商齐耀珊，交通叶恭绰。
以上阁员，鲍贵卿、齐耀珊都属于奉系，高凌霨属于直系，颜惠庆、王宠惠属于英美派而接近直系，张弧属于亲日派的新交通系，叶恭绰属于旧交通系，李鼎新、黄炎培则无所属。这个内阁看起来是直系与奉系、京英美派与亲日派的混合内阁，可是新旧交通系由分而合，而梁士诒以亲日色彩显著的奉系军阀为靠山，所以这个内阁实质上是个亲日内阁。
四吴佩孚猛攻梁内阁。各省直系军阀对梁内阁的电战。徐世昌再派颜惠庆代理内阁总理梁内阁的出现，根据当时的说法，是叶恭绰战胜了张志潭，梁士诒战胜了靳云鹏，可是实质上是帝国主义相互之间的斗争在中国内政问题上的一个反映。日本在华盛顿会议上敌不过美国，却在中国政局上耍了一套手法，利用四国银行团拒绝提供借款，而北京政府几乎被“闹穷”的浪潮所冲倒的时机，扶植新交通系再上台，并拉拢新旧交通系合流，打算通过借款把北京政府夺过来重行成为它的工具。梁内阁的上台，激化了西方国家与日本的斗争，同时也激化了直奉两系的斗争。
曹锟、吴佩孚都反对梁士诒组织内阁。当张作霖推荐梁的时候，竭力把曹拉进来作为推荐人之一。吴劝曹赶快离开北京，不要碍于情面甘受别人的利用。梁知道不打通直系这一关就上不了台，因此向直系表示上台后愿意迅速筹发直军的军饷。吴佩孚信以为真，便改变口气说，“好，姑且让他干一下”。梁上台后，曹锟于12月31日回到保定，张作霖于1922年1月2日离开北京。
梁士诒并无点石成金的妙手，却大吹法螺，夸口统一问题、财政问题都有办法。他与陈炯明早年有过师生关系，前些日子又在香港会见过唐继尧，他进行和平统一的政治资本就是这些。此时张作霖已与皖系、安福系相互勾结，因此提出了大赦安福战犯的建议。这个建议受到吴佩孚的强烈反对，梁内阁不敢全面接受，乃于1922年元旦下令先赦免段芝贵、张树元、曲同丰、陈文运、刘询、魏宗瀚六人，发交参、陆两部及曹锟“随时察看”。吴佩孚对这一措施忿忿不已。1月5日，北京政府公然任命新交通系首领、著名卖国贼曹汝霖为实业专使，并且内定另一卖国贼陆宗舆为北京市政督办，准备以北京市政公所财产及建筑物向日本抵借1000万日元。安福战犯的赦免和卖国贼的再上台，说明北京政府完全控制在亲日军阀的手里，这是西方帝国主义和它的工具吴佩孚所不能容忍的。
《武夫当国（1895…1928）》 第二部分第五十六章 北京政府的闹穷风潮（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