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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日，甘石桥俱乐部发出支票573张，每张为5000元。支票签名有秋记（吴毓麟字秋舫）、孝记（王承斌字孝伯）、兰记（王毓芝字兰亭）、洁记（边守靖字洁卿）的四种，分由大有、劝业、麦加利等银行付款，以边守靖所办的大有银行为最多。支票一律未填日期，须在总统选出三日后，由开票人补填日期并加盖私章 才能付款。除普通票价外，还有一万元到一万元以上的特殊票价。一直到这个时候，行贿者与受贿者之间还存在互不信任的心理，有些议员怀疑总统选出后，直系翻脸不认账，他们打不起臭官司来。大多数议员则认为曹锟当选后，还须继续利用国会为其政治工具，不会恶劣到行骗赖账的地步。
《武夫当国（1895…1928）》 第四部分第六十四章 曹锟：1356万买来的总统（4）
直系公开贿选总统，摄政内阁公开进行交易，直隶、山东两位省长公开到北京来替曹家办事，一时铜臭熏天，通国皆知，可是还缺少实人实证。10月4日，众议院议员邵瑞彭突向北京地方检察厅举发高凌霨、王毓芝、边守靖、吴景濂的行贿行为，并将行贿证据制版送交各报发表。这个证据是大有银行的支票5000元，上面未填日期，签名者为洁记，并盖有“三立斋”图记，背面注有一个“邵”字。证件发表后，直系在铁一般的事实面前无可抵赖，而他们也就公然置之不理。邵瑞彭先将眷属送出北京，随后本人也到天津转道往上海避难去了。
10月4日，吴景濂召开宪法会议以测验出席议员是否足够选举总统的法定人数。当天出席者551人，因此四个月来流会达44次的宪法会议得以召开。出席议员要求摄政内阁公布众议院任期延长案，当然可以办到。吴景濂将宪法草案地方制度章 自第二条以下各条提付表决，通过了二读会，国权章 也交二读会讨论。当天选举总统会发出通告，定于次日上午10时选举总统。
4日晚间，甘石桥大选机关通宵加班活动，门前停放汽车达几百辆之多。同一天，拆台派也在六国饭店设立机关收买不投票的议员，最后每人的代价高达8000元，共计收买了40人，终因财力不继而在最后一个回合中失败了。在这40人当中，还发现有两面拿钱的。
5日上午，北京军警机关出动了大批人马，在北自西单牌楼，南至宣外大街布置了气象森严的警戒线，并派保安队往来梭巡。宪兵警察在象坊桥东西两口夹道排队，除议员及参观人员外，任何人不能通过。北京军警长官王怀庆、聂宪藩、薛之珩、车庆云都亲自到场指挥。无论国会人员和旁听人员，入场前必须经过人身搜查，女宾由女侦探担任搜查。旁听席限制很严，必须取得议员的介绍证件，并规定入席后不得擅行退出。这些情况，分明是剑拔弩张、杀气腾腾的战时紧急状态，哪里像个选举总统的庄严会场！
选举会主席吴景濂于上午8时半到院，立刻吩咐秘书查点到会人数。因签到者不多，临时改为不定时开会，即何时签足法定人数，何时开会。甘石桥大选机关派出汽车180辆，分途迎接议员到会。上午11时40分，签到者还不过400多人，吴景濂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便又派出可靠议员分途去拉同乡同党的议员，每人至少要拉一人回来，因此有些患病议员也被他们拉来。为了凑足人数，临时决定凡不投票而肯前来出席者，也一律发给5000元的支票。一直到下午1时20分，签到者有593人，才摇铃开会投票。4时唱票完毕，直系军阀首领曹锟以480票当选为“总统”。孙中山也有18票。废票12张中有“孙美瑶”、“五千元”各1票，“三立斋”3票。
曹锟用利诱的手段取得总统，和1913年袁世凯用威胁的手段，堪称“异曲同工”。袁在选举总统的一天，派出大批军警并嗾使“公民团”包围国会，非选出总统不许议员外出，曹也派出大批军警对国会进行了“和平”包围。以前投票选袁经过14小时，而这次投票也经过6小时。所不同的，这次选举备有午餐茶点，却比选袁时忍饥挨饿的情形好得多。由于选举进行得还算顺利，吴景濂所布置的夹底票匦和冒签人数的一套把戏都没有搬出来。
总统选出后，总统选举会赶办公文通知摄政内阁，内阁赶派专车迎接“新总统”来京就职。议员到保定恭祝“老帅”当选者竟占两院人数的3/5左右。
以前袁世凯采取了先选后宪的办法，这次曹锟却采取了选宪同时并举的办法。10月8日续开宪法会议三读会，宪法十三章 141条全部获得通过，即于10月10日上午11时由众议院予以公布。十年来经过无数波折没有完成的宪法，在10月4日至8日的5天之内，随着贿选总统而开快车完成了。
曹锟于10月10日到北京就职。
曹锟当选总统后，在沪议员和各省联席会议代表纷纷通电讨伐贿选，孙中山下令通缉附逆议员，并电请段祺瑞、张作霖、卢永祥同时起兵讨贼，卢永祥宣布与北京政府断绝关系。上海、杭州、芜湖等处市民举行反曹示威大游行，安庆和杭州都发生了市民捣毁贿选议员住宅的事件。各省团体纷纷调查本省参加贿选的议员名单，予以公布。
曹锟所用贿款共达1356万余元，其中补助各政党党费3242万元，特别票价141万元，普通票价3045万元，宪法会议出席费572万元，常会出席费20余万元，特别酬劳费324万元，“冰敬”（夏季津贴）、“炭敬”（冬季津贴）和夫马费190余万元，招待所临时费120余万元，秘密费70余万元。
四外交团提出临城劫案的责任问题。帝国主义“护路”、“护航”的叫嚣
曹锟当上总统后，首先顾虑到各国公使是否前来庆贺新总统就职。这个问题本来无足轻重，可是在军阀眼中看来，这是一件大事，如果帝国主义各国公使不肯前来道贺，就是表示不承认这个政府，这个政府就将得不到他们的支持因而站不住脚。当时各国公使故意地提出惩办临城劫案负责长官为庆贺新总统就职的先决条件。曹锟未尝不感觉到接受这样一个公开干涉中国内政的条件，对他的面子很不光彩，而且山东督军田中玉是他的把兄弟，自己刚上台，首先拿把兄弟开刀，在情理上也说不过去。但是为了取得帝国主义的承认与支持，他就不能顾及自己的面子和把兄弟的交情了。其实，临城劫案的真正责任者就是帝国主义者自身，它们当然避而不谈，而在劫案发生的时候，身任直鲁豫巡阅使的曹锟也应是此案的责任者，外交团仅仅要求惩办山东督军，已经是给了曹锟的面子了。
曹锟把田中玉叫到北京来，并派高凌霨劝他自动辞职以全体面。192310月13日，北京外交部将惩办临城案负责长官、山东督军田中玉的一件事情照会外交团。同日，总统府发出请帖定于15日招待各国公使。15日，曹锟下令准许田中玉辞职，并裁撤山东督军一职，派郑士琦督理山东军务善后事宜。另下命令提升荫昌、刘冠雄、张怀芝、田中玉、马联甲五人为上将军。在此以前，曹锟本已内定调任王承斌为山东督军，忽然接到驻鲁第五师师长郑士琦及鲁军将领联名反对因外力干涉而更换督军的电报，曹锟知道郑士琦自己要做督军，如果不能坐升，就会称兵反抗，而如果山东发生事变，又可能会引起皖奉各系的军事联合行动。当时直系政权还不稳固，为了避免战争和迅速解决外交团庆贺总统的问题，曹锟不得已改派这个皖系军阀坐升山东督军。改督军之名为“督理”，本来是黎元洪废督不成用以解嘲的一套鸵鸟政策，曹锟也就人云亦云地把这个政策继承下来。提升田中玉为上将军是给以下台的体面，另外又提升四个人则是请出来的陪客，用以遮掩外力干涉的痕迹。
10月15日，各国公使虽然应约前来庆贺，可是他们对曹锟所耍的这套把戏深为不满。16日，领袖公使、葡萄牙公使符礼德代表各国质问外交部：一、在外交部照会上明明说是惩办山东督军，但在总统命令上却又说成是批准辞职；二、升授田中玉为上将军，不是惩办而是奖励；三、河南督理张福来报称已救出被匪掳去的英国女教士2人，查无其事。以上三件事情，说明中国政府对外毫无信义，因此限于48小时之内撤销授田中玉为上将军的命令，否则各国将另行考虑对待中国政府的态度。这样一来，外交总长顾维钧处境非常尴尬，只得表示辞职。曹锟安慰他说：“少川不要灰心，要不干咱们大家一起不干！”
《武夫当国（1895…1928）》 第四部分第六十四章 曹锟：1356万买来的总统（5）
17日，曹锟派蔡廷干分访各国公使，解释“上将军”是个有名无实的虚衔，给名义下台是中国官场上的传统习惯。各国公使都不满意这种解释。美国公使说：“美国自开国以来只发表过五员上将，而上次欧洲大战也只有潘兴将军一人得授上将。”法国公使说：“欧洲一场惊天动地的大战，法国政府只授给霞飞、福煦两人为上将。”洋大人既然不点头，事情就更难办了。于是高凌霨出了两个主意：一、向外交团声明，上将军命令决定在前，免职命令决定在后，两道命令同时发表是印铸局手续上发生错误，可以更正；二、如果这个说法蒙混不了外国人，不妨另作更正说，升授上将军的是田文烈而非田中玉，是缮稿人写错了。不料这两个主意还未使出来，就被各国公使打听得清清楚楚，他们却又嗤之以鼻：“中国政府所讲的话没有一句不是假的，我们一定不能答应它。”
最后，曹锟只得自己出马劝田中玉自动辞去上将军，以免政府为难。田气愤地说：“临城案的最高责任者不是我呀，为什么单单拿我开刀！现在各省督军哪个肯服从中央，只有我服从，就受到惩罚，以后谁敢服从中央！”曹锟央求着说：“老弟委屈点，看我的面子。”田听了这句话，他的气就更大了：“总统也要给我点面子呀！”他一怒而走天津，并且声言要讨回他所报效的贿选经费40万元，因此事情更弄糟了。
这是曹锟上台后的“打泡戏”，这副媚外辱国的可怜相，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鄙视和唾骂。幸而外交团还要利用这个傀儡工具，后来在这个问题上不了了之。
临城案发生后，帝国主义乘机叫嚣采取军事行动来共管中国。驻华英国商会和美国人协会建议取消华盛顿会议许给中国的一些“甜头”，加派军队来华，首先将中国铁路置于国际共管之下。上海外侨怂恿中国资产阶级组织“商人政府”，并且伪造全国商联赞成这个计划的文件，在报纸上大肆鼓吹。英国政府向有关各国交换关于保护在华侨民的意见，并训令驻华公使草拟所谓“护路案”，建议成立一个护路机关，这个机关设华人总办一员摆摆样子，其一切实权操于洋会办之手，各路局会计师和训练路警的教官也要由外国人担任，所有经费却要路局开支。这个草案经过外交团所组织的“护路委员会”讨论多次，由于各国利害不一致，一再进行修改，最后决定催促北京政府成立一个护路行政局，设洋会办一人，洋会计员5人，洋调查员10人，在10年内非经外交团同意，这一机关不得撤销。以上消息传出后，北京学联致函领袖公使符礼德，各省团体也纷纷发出通电，一致表示反对。
帝国主义把中国描绘成为一个内战不停、土匪充斥的腐败国家，声称中国人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必须置于国际共管之下，才能促进中国统一，恢复全国秩序。其实，帝国主义本身就是中国内战的策动者，它们在中国推销剩余军火，并在物质上、精神上援助投靠自己的军阀，企图扑灭中国人民的革命力量，同时它们在中国问题上却又存在矛盾和斗争，中国内战不停正是这些矛盾和斗争的反映。另一方面，帝国主义加紧经济侵略和制造内战，严重地破坏了中国城乡的生产力，使得中国广大人民的生活日益恶化，这又是全国遍地皆“匪”的根本原因。当时“匪”患最炽的地方，正是农业生产水平最低和农村破产的鲁南、豫西一带。雄据洛阳的直系大将吴佩孚，醉心于武力统一政策，他不可能也无意于集中兵力来消灭在他肘腋之下的“土匪”，只是采取一面收编一面推出门的办法，以求相安无事，因此河南“土匪”时附时叛，都不把这位“常胜将军”放在眼下。由于外交团的压力，吴佩孚不得不派兵进剿掳去英国女教士的范明新。不料同一时期，被吴收编的张国信（即张庆，绰号“老洋人”）因为拒绝调动，所部忽然哗变，6月中旬由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