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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训令广州税务司拒绝执行这个命令。
但是，帝国主义毕竟是欺软怕硬的，由于孙中山采取了强硬政策，广州英国总领事只得出面调停，海关承认拨付关余，但须指定为兴修西江水利之用。这是帝国主义用以遮羞的一种说法。
这是广州政府第一次取得的外交上的胜利。在此以前，孙所领导的中国资产阶级政党，对帝国主义存有幻想，并且慑于帝国主义表面上的强大，以为它们是不可以被战胜的，因此在历年来的革命斗争中，仅以本国军阀为革命对象，从来不敢触及帝国主义。可是帝国主义所乐于支持的是北京政府，对于孙中山一贯采取了敌视的态度。对帝国主义的妥协，除了换得冷眼蔑视而外，不能得到任何其他东西。帝国主义拒绝与广州政府建立外交关系，并将广州政府应得关余交给北京政府为发动内战之用，这件事情曾使孙中山大动肝火，但又莫可如何。此时孙得到苏联的援助、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群众的支持，就不愿再受人之气了，他第一次采取强硬政策，不向帝国主义低头，就打了漂亮的胜仗。由此可见，帝国主义戴上“纸老虎”这顶纸冠，是当之无愧的。
《武夫当国（1895…1928）》 第四部分第六十五章 国民党改组和湘粤川内战（4）
外交胜利后，孙中山于1924年1月4日在大元帅府召开会议，讨论组织政府、出兵北伐与统一广东财政等问题。他首先说明护法问题已经结束，对于几年以来西南护法的结果，曹锟反而利用国会进行贿选，国会议员公然出卖人格，言下不胜遗憾。他说他回到广东后仅用大元帅名义而未建立正式政府，原期曹锟、吴佩孚觉悟，达到和平统一。不料曹、吴利用沈鸿英、陈炯明扰乱广东，和平已经绝望。他建议采取革命手段创造一个新国家。接着讨论政府名称，李烈钧主张定名为建国政府，刘震寰主张用国民政府，蒋光亮则主张用建设政府。最后决定为“中华建国政府”，责成大本营各部长筹备组成（后来许崇智来信反对，因为徐树铮在福州用过这个名称，因此国民党代表会议议决改用国民政府）。关于北伐问题，会议决定责成军政、参谋两部部长与讨贼联军各总司令迅速筹备进行。关于统一财政问题，责成各军于一个月内将所占征收机关交出。
关于组织政府的问题，本来是在直系军阀篡夺总统的时候决定了的。孙中山曾于1923年10月9日通电讨伐曹锟，致电各国请其勿承认北京贿选政府，并拟将大元帅府改组为正式政府。这一问题，事前曾派路孝忱到奉天征求意见，张作霖表示，如果广州组织政府，他一定首先通电表示拥护。后来由于东江战事发生，组府计划只得搁下。直到此时才又提到日程表上来。
孙中山从事民主革命几十年，始终没有找到革命成功的道路。辛亥革命胜利了，但是北洋军阀袁世凯夺去了胜利的果实，他仍然逃往日本做了亡命客。后来从讨袁战争到护法战争，他虽然屡次回到广东组织政府，但不是被野心家排挤下台，就是被自己的部下倒戈逼走。他所依靠的力量，大多是把革命当作投机事业、当作个人升官发财的终南捷径的军人政客；他所拥护的国会，后来堕落成为直系进行贿选的工具；他一手提拔的陈炯明，后来成为甘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叛徒。目前支持他的滇桂军将领也并非善类，有钱才打一仗，没钱就按兵不动，他们都是来做买卖的，不是来革命的。特别是滇桂军就地筹饷、开放烟赌、横征暴敛的行为，引起了广东人民的严重反感，甚至影响到孙中山所领导的革命事业。孙实在受不了，曾有一次召集杨希闵、刘震寰训话，说到沉痛处，不禁声色俱厉地斥责他们说道：“你们戴了我的帽子，却来蹂躏我的家乡！”
1923年6月12日，即当反革命势力从四面八方包围广州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召开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讨论了与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问题。代表大会认为工人阶级必须团结一切反帝、反封建的力量，成立广泛的统一战线，才能取得民族独立和解放。大会正确地作出了与孙中山所领导的国民党合作的决议。此后共产党采取积极步骤团结和改造国民党，使它成为各民主力量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同盟。孙中山在共产党的支持和帮助下，11月发表了国民党改组宣言，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从此国民党开始形成了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四个阶级联盟的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
但是，国民党的改组工作也因战争未停而延缓进行。到1924年1月20日，国民党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孙中山才正式宣告改组该党，随后通过了以三大政策为基本内容的党纲和与此相适应的三项改组方针。共产党员毛泽东、李大钊、林伯渠等都参加了大会，并且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或候补委员。这次大会成了中国革命运动高涨的起点，它标志着中国革命力量将以排山倒海之势飞跃发展，军阀的衰朽势力将迅速趋于瓦解与灭亡。在改组的过程中，国民党内部并不是完全一致的，除左派分子坚决拥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外，勾结帝国主义的右派分子则公开表示反对，投机分子则把自己打扮成为“左”派，暂时地混在革命阵营的里面，以培植自己的力量，这是后来国民党分化的一股暗流。
前面说过，以前孙中山依靠军阀来革命，这些军阀饥附饱走，因此国民党的武装力量是建筑在沙滩上的。为了建立革命武装，孙中山取得了苏联的帮助，于1924年1月24日筹办黄埔军官学校，5月建校完成。苏联派来军事教官并供给武器，共产党派周恩来为军校政治部主任，叶剑英、恽代英、聂荣臻、萧楚女等为教官。这个学校的组织和训练都是取法于苏联红军的。以军校学生中党团员和青年进步分子为骨干而成立的国民革命军，后来成为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和出师北伐的主要军事力量。
但当国民党开始改组和革命武装尚未建成的时期，反革命势力仍然相当强大。1924年2月间，“陈家军”公然卸下了“联省自治”的外衣，林虎奔走于洛阳、南京之间，叶举、林虎、洪兆麟竟联名通电赞成“统一”。3、4月间，“陈家军”又出动到闽南，协助直系军阀孙传芳进攻困守漳州的臧致平。4月11日，洪兆麟、尹骥等由饶平开拔赴闽时，公然通电称曹锟为“大总统”。由于“陈家军”倾巢向外发展，讨贼联军又一次一路无阻地深入东江，占领飞鹅岭，并围攻惠州。4月19日，孙中山致书惠州守军招降。这次战争又因东江水涨而告停止。
4月20日，洪兆麟会合王献臣、赖世璜等部攻下漳州。5月8日，他们又一次回师救援惠州。11日，久不露面的陈炯明在汕头召集林虎、洪兆麟等举行会议，决定乘联军方面湘、滇军不和和孙中山病势沉重的时机，派叶举、林虎、洪兆麟为中、右、左三路指挥，大举反攻。此时沈鸿英已经无足轻重，因此直系军阀把消灭广东革命势力的希望主要寄托在“陈家军”的身上。5月18日，北京政府下令，任命林虎为广东军务督理，叶举为省长，洪兆麟为潮梅护军使，并调沈鸿英为粤桂边防督办。
直系军阀看出“陈家军”无力单独攻下广州，又从北方调兵遣将，以为外援。吴佩孚命孙传芳以闽粤边防督办名义移驻闽南，畀以进攻广东的指挥全权，并调驻防彰德、顺德的陕军胡景翼部南下“援粤”。但是孙传芳无意于冒险南征，胡景翼也借口等待军饷不肯开拔。这一时期，北军进攻广东的计划未能实现，“陈家军”不敢单独作战，而许崇智回粤后被任为讨贼军粤军总司令（5月22日），联军内部主客军的矛盾也日益加深，大家观望不前，因此东江战事又趋停顿。
革命统一战线建成后，引起了内外反动势力的震动，帝国主义便又加紧了从广州内部组织反革命武装，并配合外来力量，以便颠覆广州政府的活动。
《武夫当国（1895…1928）》 第四部分第六十五章 国民党改组和湘粤川内战（5）
广州商团是买办资产阶级、豪绅地主的武装组织，原有团员3000余人，团长就是英国汇丰银行广州支行买办陈廉伯。1924年年初，又有5000余人报名加入该团。5月下旬，广州市政府宣布抽收铺底捐，以便统一马路业权。广州商团在内外反动派的策动下，公然宣布总罢市，并集中商团准备武力抵抗，省长杨庶堪被迫收回成命。因此，商团更加猖獗，竟与地主武装乡团组织联防以壮声势。8月4日，陈廉伯通过粤汉路总理许崇灏（许崇智之兄，商团分子），向军政部领得购枪执照，并向挪威商南利洋行定购步枪4850支、子弹115万发，连同驳壳枪、手枪共计长短枪9000余支。为了扩大他们的反革命势力，广州商团发起于8月13日成立“全省商团联防总部”，并于事前推定陈廉伯为“联防总长”。商团的购枪执照载明，此项枪支在40天内运到，但到8月10日（领照后的第六天）即已运到，而且枪支数目与执照数目不相符合。这些情况引起了孙中山的怀疑，于是命令新任省长廖仲恺扣留当天驶入省河的挪威轮船哈佛号，派遣永丰舰将该轮押往黄埔停泊，并禁止商团联防总部成立。命令发表后，陈廉伯当天逃往香港，但是已经到省的各县商团代表和广州商团代表公然开会挽留陈廉伯，并决定如期召开商团联防总部成立大会。12日，商团2000余人列队到大元帅府请愿发还被扣枪支，声称扩大商团武力，联合各县商团，都是商人的自卫行为。孙中山表示：“此案枪支数目与运到日期都发生疑问，应待查明处理。”
13日，广州市商人休业一天，庆祝商团联防总部的成立，并在晚间举行提灯盛会，恍如欢度元宵佳节。15日，各县商团继续派遣代表到省向帅府包围请愿。19日，孙中山回答商团代表说：“陈廉伯私运军火，企图推翻政府。其中一部分由商人集资购买者，当令省长查明发还。”政府规定：商团领枪每支作价160元，其已付款者仍须补缴60元。商团对此表示不满，坚持无条件发还。20日，廖仲恺出有布告说：“陈廉伯勾结吴佩孚，定于8月14日起事，自为督军，投降北廷。陈又私运军火，事发避港，煽惑罢市，奉帅令予以通缉。”布告发出后，当天商团竟在西关布防宣布戒严，夜晚9时半即将闸门关闭。次日，商团联防总部迁往佛山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在全省范围内宣布总罢市，佛山首先罢市，东莞商团竟与驻军刘震寰部发生冲突。24日，孙中山调兵进省镇压商团暴动。25日，广州宣布罢市，到此全省罢市者已有138埠。在反动商团公开反抗政府的严重形势下，广州政府内部还有人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伍朝枢出面来调停，各军领袖也派人劝告各商店开市，但都没有效果。孙中山命令省河舰队必要时得向商团总部所在地的西关开炮。29日，广州英国总领事致函恫吓广州交涉员，如果广州当局炮轰“不设防”的西关，英国炮舰也将炮轰大元帅府以为报复。同一天，滇军将领范石生、廖行超也出面来调停，与商团代表议定五项条件：一、陈廉伯通电拥护大元帅，大元帅下令取消通缉；二、商团枪支由滇军担保发还；三、商团联防总部改组，受省长的节制，其章 程须交省长核准，如有争执，由调解人仲裁之；四、商店即日复业，军队同时解严，调省各军一律开回原防；五、商团领械时报效军费50万元。以上条件，由商团负责人与调解人共同签字，孙中山予以批准。当天有部分商店复业，次日全市商店全部复业。
商团事件有些问题是容易理解的，如帝国主义在事情弄得很糟的时候，不得不挺身而出，公开支持它所卵翼的商团。可是站在革命旗帜之下的军人，却以第三者的姿态，站在自己的政府与反动商团之间进行调解，而所商定的条件又是完全符合于反动商团的要求的，这是为了什么呢？难道是因为政府下不了台，因而插上一手，为政府作退却的掩护吗？显然不是。事情表明：企图颠覆政府的陈廉伯，只须通过一纸电文，就仍然可以回到广州来担任商团联防总长，而用以颠覆政府的军械，只须缴纳50万元，也就可以重入商团之手。这样一看，滇军军官就不是站在政府与商团之间，而是站在反动商团的一边了。
孙中山本来讲明陈廉伯必须承认“勾结英国，图危政府”，彻底表示悔过，才能发还军械。陈廉伯在9月15日的通电中仅仅表示拥护政府，并未表示悔过，因此未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