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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 众：您刚才说冯友兰先生在三十年代的时候，他的主要工作是以中国传统的文化和哲学为素材，引用西方近代哲学观点来审视来继承中国的传统哲学，那么为什么冯友兰先生不倒过来一下，就是以中国的传统哲学和思想为基础，来吸收和批判外国就是近代的那些哲学观点？就是说，冯友兰先生不选择后者，而选择前者，在三十年代这种历史背景下，有没有它的历史必然性？
陈 来：我想，因为冯先生在三十年代他是一个比较注重现代化的，是比较注重现代化的一个观点。一方面是社会的现代化，一方面是哲学的现代化，他是比较注重这个的。所以呢，当时的知识分子，我想普遍象你讲的那样，非常关切，怎么样从西方引进很多先进的东西，一些好的东西，我们缺乏的东西，来帮助中国进一步地发展。所以我想，那个时代应该说，不就政治层面，帝国主义当然都是要批判的，就是你刚才提到，为什么冯先生不选择以中国的思想为基础来批判西方，是吧？我想当时呢，不仅是冯先生，一般来讲没有这个潮流，那么当然了，冯先生在这个时代，他注重现代化，所以他在经济上，在文化上，他都非常注重吸收西方的东西。那么但是因为他同时又是个中国哲学家，他就想把这两者结合，所以他采取的，比如说《新理学》这本书，他写一本书叫《新理学》，不是老的理学了，是新的理学，新的理学就是接着讲，照着讲就是老的理学了，什么叫新理学？新理学就是那些概念，还是中国的概念，但是那个讲法，和那个问题的组织方式，这个就变成一个西方了，这是他选择的一个路径，这个选择呢，当然是跟整个当时这个时代，大家怎么样思考东西文化的问题，考虑中华民族的现实处境那是联系在一起的，是跟这个背景有一定的关系的。
主持人：好，下面看两个来自凤凰网站的网友的提问。先看这一个。这个网友的名字叫“会跳迪斯科的现代大儒”，他说请问陈老师，哲学是否有一个真正的分支叫生活哲学？据说林语堂和周国平就是这样的哲学家，就是生活哲学家，他们写的书都是畅销书，好象现在的大学教授就是看不起那些能写畅销书的教授，我认为他们的工作就是复兴哲学，促进哲学现代化和民族化，您怎么看林语堂和周国平，会不会看不起他们？
陈 来：那不会了。我想他讲的是有一定的道理，就是说，这些人的工作是有意义的，而且应该受到重视，我想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另一方面，这个，他讲的另一方面也不完全符合事实，就是说，因为这个哲学作为一门学科，不管是作为一个学术研究的学科，还是在现代教育制度里面的一个教学的领域，它确实没有生活哲学这一门。
主持人：根本就没有这一分支？
陈 来：它没有这个名称叫生活哲学这一门，这个是确实是这样的。这个为什么会是这样呢？不等于不讨论生活问题，我刚才讲了，伦理学里面当然是讨论生活问题，象林语堂里面讨论的问题，象周国平所讨论的问题，有些是属于人生哲学，在伦理学里有一个表达叫人生哲学，是跟人生哲学有关系，但是他们的表达呢，可能是比较具体的，比较文化的，比如林语堂，那么这个呢，在广义上可以看作是一种跟人生哲学有关系的一种表达。但是就哲学里面，我刚才说作学术研究领域本身来讲，人生哲学呢，它也有它理论上的一套做法，就是这个学科里面它有一套规矩，就是要做人生哲学怎么样做理论的表达，这些规矩当然不是不可以打破，但是并不意味着这些做人生哲学的人呢，就是看不起前面提到这两位先生的工作，据我了解，应该不是这样。只是说，他们不是选择这样的方式，是选择比较理论化的建构方式，而不是选择象林语堂和周国平，他们这种比较具体的、具项的，甚至文学性比较强的那种表达。所以就我个人来讲，我不会说看不起，我很佩服，我很佩服写畅销书的，因为我写不出畅销书来。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畅销书都是好书，这也是同样的道理。我想我要讲的就是这个意思。
主持人：这位网友呢通过您的这个回答，知道了您不会看不起这两位写所谓生活哲学的作家兼哲学家，但是他不知道，我觉得我应该替他追问一下，您会不会不仅是不讨厌他们，而且跟他们一样，也去写这样的书？
陈 来：我其实呢，向来是肯定做这种比较有点普及性的哲学工作的学者，所以我的工作性质决定了我的主要的方向一定是理论、学术的研究这些方面，我自己，可以说我的职业，我的工作性质，当然也包括我个人的兴趣，是不大会向那个方向发展的。
主持人：行，我听明白了。
主持人：好，先看一下，下面一个网友的问题，这个网友叫“喜欢老梁”，他说梁漱溟和冯友兰都是中国哲学家，但两个人却截然不同，老梁因为直抒心意，而三缄其口，老冯批林批孔，晚节不保，直到他们行将就木，老梁也几乎没有原谅过老冯。据我所知，陈老师曾经是为冯友兰小传写过序，想必呢，有幸认识冯老前辈，不知道您怎样看这两位前辈？
陈 来：那当然，因为冯先生是我们的老师，跟我个人也有密切的关系，因为我也给他做过助手，一直到他去世。他讲的这段公案，我想不是……他的了解可能还不够细致，另外这个问题牵扯比较复杂，先说简单的吧，就是说他说梁先生始终没有原谅冯先生，这个讲法呢，我想是不对的。就是梁先生，他曾经跟一个人讲话，批评过冯先生在批林批孔的时候的一些著述、言论，当然冯先生就写了一封信给这个梁先生，就是讲这个过程，然后把这个冯先生写的自传类的书叫《三松堂自序》，现在在《三松堂全集》的第一卷，把它送给梁先生，那么梁先生后来就来联系，还是要跟冯先生见面。
观 众：刚才你说，就是上个世纪我们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激进主义的批判态度是主要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就割裂了我们与传统的关系，那么您现在也提倡哲学的民族化，那这种割裂给哲学的民族化带来哪些困难呢？
陈 来：对，我觉得是造成了一定的影响，这个影响比如说，不管从哪一个思潮来看，象五四时代，比如说自由主义的思想影响比较大，那么后来比如说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比较大，那么在有些时代里面，我们都可以看到，就是说，由于过分的排斥传统，所以大家的思考就不能向这个方面走，他不会考虑这个问题。比如说在批林批孔的时代，批林批孔的时代，虽然是表扬法家，批判儒家，但是没有人想怎么样建立一个民族化的哲学，哲学的民族性怎么体现。或者象文化革命前期，甚至五十年代后期，这方面大家都不太考虑，觉得这个，可能旧的中国哲学已经没有什么用了，完全没有什么用了，我们可能是有这样的一种影响，所以还是，应该说是有影响的。就是到了今天，我想大家可能还是这方面考虑得比较少，我觉得这个跟我们现代化的过程有关系，就是当处在一个现代化受挫的时代，在这个过程里面，大家的民族自信心不强，在这个时候比较少，当然有些人还能够顽强的表现、提倡，追求这些东西，但是大多数人就比较少考虑这个问题。但是随着我们整个经济发展的良好的这种前景的出现，现代化，我想现在大概没有人怀疑中华民族的现代化的能力了，所以我想，刚才我讲以前大家少考虑这个方面是有一定的原因的。
观 众：你谈就是中国哲学的现代化和民族性里，谈二者之间能统一起来，但是我的担忧就是说，我认为二者之间很难统一起来，因为现代化它本身也是一个包罗万象的概念，但是我认为里面肯定有三个非常重要的因素，第一个就是政治，还有一个是经济，还有一个是军事，也就是说，在这种非常现实的意义的影响下，在诉求中国哲学的民族性，有没有可能，也就是说在现实中有没有可能。因为现在老子和庄子对我们现在非常陌生，对我们现在非常熟悉的是美国的大片和麦当劳，这些对我们是非常熟悉的。
陈 来：你说的这个现象当然是存在的，但是我想，这可能是个过程，可能经过一段各个过程，现代化越来越平稳，这些大家看的大片也看烦了，慢慢会有一些内在的，一些精神性的一些东西的要求出现，它会重新亲近老子、庄子、孔子，这些书，所以我想，不必悲观，可能现在只是个过程，再过一段看，这个情况我相信会好转。我觉得，一个民族越现代化，那么它的文化的民族化的意识将来也会慢慢的越来越自觉，越来越强烈。另外，我觉得就是说，你讲政治、军事、经济这个力量的问题，因为中国力量弱嘛及所以大家都对自己的东西没兴趣，就对最强的，世界上最强的是美国，就对美国的东西有兴趣。我觉得这个也不一定。那么一般的民众可能会受这个影响，但是我觉得有识之士，他会……你比如说，我们这个世纪到九十年代以来，我想我们是中国最强的一个时代。象如果五十年代、四十年代，乃至三十年代、二十年代，中国的处境显然比现在差，中国的国力，显然综合国力比现在差，可是仍然我们看到，我刚才举了很多的发展民族哲学的，发展中国性的这些哲学家，象我刚才提到的冯友兰先生，包括金岳霖先生的《论道》，冯友兰先生也认为是中国的哲学，那么象熊十力先生，象梁漱溟
先生，还有一些其他的先生，还是有的。当然，哲学家总是少的，不管是做哪一种哲学，是这种中国性的哲学，还是哲学在中国，都是少的，在人口比例上还是少的，但是我不悲观，我是认为，还是，即使在现代，仍然是有这样的人，而且会越来越多。
观 众：第二个问题就是，我记得梁漱溟先生好象有一个这样的假设，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中国近现代不跟西方这样的碰撞的话，那么中国肯定会按照它以前的那种模式发展下去，那么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伦理道德等等等等的观念肯定不会象现在这样，我不知道这段话是梁漱溟哪本书上的话我忘了，我的意思就是您能评价一下梁先生这个假设吗？
陈 来：这个呢，梁先生讲的就是说，在世界上有三大的文化的系统，就是中国、印度和欧洲，那么这三个系统的文化呢，它的路向是不同的，他说，西方人的路向它是一直往前走，就是拼命地往前奔，是这么一种心态，见到挡着它的，想办法克服，把它战胜，是这么一种东西。中国人呢，是一个调和持中的这么一种路向，注重把人际关系搞好，不是拼命奔钱，我挣钱，我认为一万不够，十万、一百万、一千万，不是那个心态，他就是关系搞好，注重人际关系，它叫做调和持中的这种路向。第三种是印度人，他认为印度人他不向前看，他也不是调和持中，他向后看，就是他看来生，那种人对现实比较悲观，因为他是注重来生。所以他体现在实践上来讲，他认为是比较消极，他是这种看法。但是，梁先生呢，他认为这三个民族本来都是各走各的，本来是互相碰不到的，但是因为历史的发展，它有个规律，就是什么呢？就是人类呀，一定要解决了第一个问题才能解决第二个问题，解决第二个问题才能解决第三个问题，什么呢？就是西方的这个，它是一个面对自然的问题，它是个面对自然，我要战胜自然，不断地克服，要发展，这个硬道理在这儿，他说这是人类的第一个课题，假如你这第一个课题没解决，你一直在走第二个路，或者第三个路，这个走不通，最后还得回来再这样走。所以中国和印度本来这样走，结果一看西方这条路走得很顺，他这个问题解决了，现在受到它的影响，中国人印度人还要回来这样走。但是他说，……所以梁先生说，我们现在都要学西方，走他的第一条道路，所以梁先生不是保守的，他是要学西方的，全盘承受，把全盘都承受它，加以改造。学这个东西，把这个第一条路走顺。可是走顺了，不是说这个西方文化中心主义一切都好，走到一定程度，他就认为，就该走我们的第二条路了，我们的中国文化，注重人际关系，社会的平等，调和，就和社会主义联系起来了，他认为社会主义就是第二条路，这也就是中国文化里面原来的理想，就是注重人的平等、仁爱这些东西，就要走这条路了。走到这条路以后，当然他讲，将来呢，因为西方注重自然，中国注重社会，将来再物质极大丰富，可能也许到共产主义吧，走印度人那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