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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的现代化与民族化-陈来-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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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 众:您刚才说冯友兰先生在三十年代的时候,他的主要工作是以中国传统的文化和哲学为素材,引用西方近代哲学观点来审视来继承中国的传统哲学,那么为什么冯友兰先生不倒过来一下,就是以中国的传统哲学和思想为基础,来吸收和批判外国就是近代的那些哲学观点?就是说,冯友兰先生不选择后者,而选择前者,在三十年代这种历史背景下,有没有它的历史必然性?

    陈 来:我想,因为冯先生在三十年代他是一个比较注重现代化的,是比较注重现代化的一个观点。一方面是社会的现代化,一方面是哲学的现代化,他是比较注重这个的。所以呢,当时的知识分子,我想普遍象你讲的那样,非常关切,怎么样从西方引进很多先进的东西,一些好的东西,我们缺乏的东西,来帮助中国进一步地发展。所以我想,那个时代应该说,不就政治层面,帝国主义当然都是要批判的,就是你刚才提到,为什么冯先生不选择以中国的思想为基础来批判西方,是吧?我想当时呢,不仅是冯先生,一般来讲没有这个潮流,那么当然了,冯先生在这个时代,他注重现代化,所以他在经济上,在文化上,他都非常注重吸收西方的东西。那么但是因为他同时又是个中国哲学家,他就想把这两者结合,所以他采取的,比如说《新理学》这本书,他写一本书叫《新理学》,不是老的理学了,是新的理学,新的理学就是接着讲,照着讲就是老的理学了,什么叫新理学?新理学就是那些概念,还是中国的概念,但是那个讲法,和那个问题的组织方式,这个就变成一个西方了,这是他选择的一个路径,这个选择呢,当然是跟整个当时这个时代,大家怎么样思考东西文化的问题,考虑中华民族的现实处境那是联系在一起的,是跟这个背景有一定的关系的。

    主持人:好,下面看两个来自凤凰网站的网友的提问。先看这一个。这个网友的名字叫“会跳迪斯科的现代大儒”,他说请问陈老师,哲学是否有一个真正的分支叫生活哲学?据说林语堂和周国平就是这样的哲学家,就是生活哲学家,他们写的书都是畅销书,好象现在的大学教授就是看不起那些能写畅销书的教授,我认为他们的工作就是复兴哲学,促进哲学现代化和民族化,您怎么看林语堂和周国平,会不会看不起他们?

    陈 来:那不会了。我想他讲的是有一定的道理,就是说,这些人的工作是有意义的,而且应该受到重视,我想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另一方面,这个,他讲的另一方面也不完全符合事实,就是说,因为这个哲学作为一门学科,不管是作为一个学术研究的学科,还是在现代教育制度里面的一个教学的领域,它确实没有生活哲学这一门。

    主持人:根本就没有这一分支?

    陈 来:它没有这个名称叫生活哲学这一门,这个是确实是这样的。这个为什么会是这样呢?不等于不讨论生活问题,我刚才讲了,伦理学里面当然是讨论生活问题,象林语堂里面讨论的问题,象周国平所讨论的问题,有些是属于人生哲学,在伦理学里有一个表达叫人生哲学,是跟人生哲学有关系,但是他们的表达呢,可能是比较具体的,比较文化的,比如林语堂,那么这个呢,在广义上可以看作是一种跟人生哲学有关系的一种表达。但是就哲学里面,我刚才说作学术研究领域本身来讲,人生哲学呢,它也有它理论上的一套做法,就是这个学科里面它有一套规矩,就是要做人生哲学怎么样做理论的表达,这些规矩当然不是不可以打破,但是并不意味着这些做人生哲学的人呢,就是看不起前面提到这两位先生的工作,据我了解,应该不是这样。只是说,他们不是选择这样的方式,是选择比较理论化的建构方式,而不是选择象林语堂和周国平,他们这种比较具体的、具项的,甚至文学性比较强的那种表达。所以就我个人来讲,我不会说看不起,我很佩服,我很佩服写畅销书的,因为我写不出畅销书来。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畅销书都是好书,这也是同样的道理。我想我要讲的就是这个意思。

    主持人:这位网友呢通过您的这个回答,知道了您不会看不起这两位写所谓生活哲学的作家兼哲学家,但是他不知道,我觉得我应该替他追问一下,您会不会不仅是不讨厌他们,而且跟他们一样,也去写这样的书?

    陈 来:我其实呢,向来是肯定做这种比较有点普及性的哲学工作的学者,所以我的工作性质决定了我的主要的方向一定是理论、学术的研究这些方面,我自己,可以说我的职业,我的工作性质,当然也包括我个人的兴趣,是不大会向那个方向发展的。

    主持人:行,我听明白了。

    主持人:好,先看一下,下面一个网友的问题,这个网友叫“喜欢老梁”,他说梁漱溟和冯友兰都是中国哲学家,但两个人却截然不同,老梁因为直抒心意,而三缄其口,老冯批林批孔,晚节不保,直到他们行将就木,老梁也几乎没有原谅过老冯。据我所知,陈老师曾经是为冯友兰小传写过序,想必呢,有幸认识冯老前辈,不知道您怎样看这两位前辈?

    陈 来:那当然,因为冯先生是我们的老师,跟我个人也有密切的关系,因为我也给他做过助手,一直到他去世。他讲的这段公案,我想不是……他的了解可能还不够细致,另外这个问题牵扯比较复杂,先说简单的吧,就是说他说梁先生始终没有原谅冯先生,这个讲法呢,我想是不对的。就是梁先生,他曾经跟一个人讲话,批评过冯先生在批林批孔的时候的一些著述、言论,当然冯先生就写了一封信给这个梁先生,就是讲这个过程,然后把这个冯先生写的自传类的书叫《三松堂自序》,现在在《三松堂全集》的第一卷,把它送给梁先生,那么梁先生后来就来联系,还是要跟冯先生见面。

    观 众:刚才你说,就是上个世纪我们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激进主义的批判态度是主要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就割裂了我们与传统的关系,那么您现在也提倡哲学的民族化,那这种割裂给哲学的民族化带来哪些困难呢?

    陈 来:对,我觉得是造成了一定的影响,这个影响比如说,不管从哪一个思潮来看,象五四时代,比如说自由主义的思想影响比较大,那么后来比如说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比较大,那么在有些时代里面,我们都可以看到,就是说,由于过分的排斥传统,所以大家的思考就不能向这个方面走,他不会考虑这个问题。比如说在批林批孔的时代,批林批孔的时代,虽然是表扬法家,批判儒家,但是没有人想怎么样建立一个民族化的哲学,哲学的民族性怎么体现。或者象文化革命前期,甚至五十年代后期,这方面大家都不太考虑,觉得这个,可能旧的中国哲学已经没有什么用了,完全没有什么用了,我们可能是有这样的一种影响,所以还是,应该说是有影响的。就是到了今天,我想大家可能还是这方面考虑得比较少,我觉得这个跟我们现代化的过程有关系,就是当处在一个现代化受挫的时代,在这个过程里面,大家的民族自信心不强,在这个时候比较少,当然有些人还能够顽强的表现、提倡,追求这些东西,但是大多数人就比较少考虑这个问题。但是随着我们整个经济发展的良好的这种前景的出现,现代化,我想现在大概没有人怀疑中华民族的现代化的能力了,所以我想,刚才我讲以前大家少考虑这个方面是有一定的原因的。

    观 众:你谈就是中国哲学的现代化和民族性里,谈二者之间能统一起来,但是我的担忧就是说,我认为二者之间很难统一起来,因为现代化它本身也是一个包罗万象的概念,但是我认为里面肯定有三个非常重要的因素,第一个就是政治,还有一个是经济,还有一个是军事,也就是说,在这种非常现实的意义的影响下,在诉求中国哲学的民族性,有没有可能,也就是说在现实中有没有可能。因为现在老子和庄子对我们现在非常陌生,对我们现在非常熟悉的是美国的大片和麦当劳,这些对我们是非常熟悉的。

    陈 来:你说的这个现象当然是存在的,但是我想,这可能是个过程,可能经过一段各个过程,现代化越来越平稳,这些大家看的大片也看烦了,慢慢会有一些内在的,一些精神性的一些东西的要求出现,它会重新亲近老子、庄子、孔子,这些书,所以我想,不必悲观,可能现在只是个过程,再过一段看,这个情况我相信会好转。我觉得,一个民族越现代化,那么它的文化的民族化的意识将来也会慢慢的越来越自觉,越来越强烈。另外,我觉得就是说,你讲政治、军事、经济这个力量的问题,因为中国力量弱嘛及所以大家都对自己的东西没兴趣,就对最强的,世界上最强的是美国,就对美国的东西有兴趣。我觉得这个也不一定。那么一般的民众可能会受这个影响,但是我觉得有识之士,他会……你比如说,我们这个世纪到九十年代以来,我想我们是中国最强的一个时代。象如果五十年代、四十年代,乃至三十年代、二十年代,中国的处境显然比现在差,中国的国力,显然综合国力比现在差,可是仍然我们看到,我刚才举了很多的发展民族哲学的,发展中国性的这些哲学家,象我刚才提到的冯友兰先生,包括金岳霖先生的《论道》,冯友兰先生也认为是中国的哲学,那么象熊十力先生,象梁漱溟

    先生,还有一些其他的先生,还是有的。当然,哲学家总是少的,不管是做哪一种哲学,是这种中国性的哲学,还是哲学在中国,都是少的,在人口比例上还是少的,但是我不悲观,我是认为,还是,即使在现代,仍然是有这样的人,而且会越来越多。

    观 众:第二个问题就是,我记得梁漱溟先生好象有一个这样的假设,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中国近现代不跟西方这样的碰撞的话,那么中国肯定会按照它以前的那种模式发展下去,那么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伦理道德等等等等的观念肯定不会象现在这样,我不知道这段话是梁漱溟哪本书上的话我忘了,我的意思就是您能评价一下梁先生这个假设吗?

    陈 来:这个呢,梁先生讲的就是说,在世界上有三大的文化的系统,就是中国、印度和欧洲,那么这三个系统的文化呢,它的路向是不同的,他说,西方人的路向它是一直往前走,就是拼命地往前奔,是这么一种心态,见到挡着它的,想办法克服,把它战胜,是这么一种东西。中国人呢,是一个调和持中的这么一种路向,注重把人际关系搞好,不是拼命奔钱,我挣钱,我认为一万不够,十万、一百万、一千万,不是那个心态,他就是关系搞好,注重人际关系,它叫做调和持中的这种路向。第三种是印度人,他认为印度人他不向前看,他也不是调和持中,他向后看,就是他看来生,那种人对现实比较悲观,因为他是注重来生。所以他体现在实践上来讲,他认为是比较消极,他是这种看法。但是,梁先生呢,他认为这三个民族本来都是各走各的,本来是互相碰不到的,但是因为历史的发展,它有个规律,就是什么呢?就是人类呀,一定要解决了第一个问题才能解决第二个问题,解决第二个问题才能解决第三个问题,什么呢?就是西方的这个,它是一个面对自然的问题,它是个面对自然,我要战胜自然,不断地克服,要发展,这个硬道理在这儿,他说这是人类的第一个课题,假如你这第一个课题没解决,你一直在走第二个路,或者第三个路,这个走不通,最后还得回来再这样走。所以中国和印度本来这样走,结果一看西方这条路走得很顺,他这个问题解决了,现在受到它的影响,中国人印度人还要回来这样走。但是他说,……所以梁先生说,我们现在都要学西方,走他的第一条道路,所以梁先生不是保守的,他是要学西方的,全盘承受,把全盘都承受它,加以改造。学这个东西,把这个第一条路走顺。可是走顺了,不是说这个西方文化中心主义一切都好,走到一定程度,他就认为,就该走我们的第二条路了,我们的中国文化,注重人际关系,社会的平等,调和,就和社会主义联系起来了,他认为社会主义就是第二条路,这也就是中国文化里面原来的理想,就是注重人的平等、仁爱这些东西,就要走这条路了。走到这条路以后,当然他讲,将来呢,因为西方注重自然,中国注重社会,将来再物质极大丰富,可能也许到共产主义吧,走印度人那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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