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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鬼子这次，仍然是军事威胁与外交恫吓双管齐下。在派出田中隆吉进行交涉的同时，又积极调动兵马，集结军队于张北。他仍然想和往常一样，要用军事恫吓和外交逼迫两手，迫使张自忠屈服就范，乖乖地退到长城以内来。
一时间，风声骤紧，军民震惊。
如果一旦让日寇阴谋得逞，不仅察省省政府要时时受到日军威胁，将随时会发生肘腋之患，而且平绥铁路也会被截断，为日寇后一步攻占绥远铺设道路。
张自忠从前线归来。马彦翀向他汇报了日寇派人来提出照会，要我军退出长城以北地区的要求。
张自忠听后大怒，一掌拍在桌子上：“这小日本鬼子也未免太蛮横无理了吧。他莫要以为中国人都是怕他的。别人怕他，我张自忠可不怕他。马秘书长，你去和日方交涉，强硬地驳回他们的无理要求。告诉他们：咱们不管什么协定，也不管什么长城线。这里是中国的领土，照他们这样，是要我们无法立足。你告诉他们，就说是我张自忠的意见，不论鬼子兵也罢，狗子兵也罢，他只能驻在张北县以北，我军必须驻在张北县与张家口之间的罕诺坝缓冲地带。现在大镜门外，驻有我的军队。如果他们的军队硬要由张北往南开，双方发生误会，责任应由他们承担。你告诉他们，硬是要打，二十九军三十八师奉陪。这次可没有上回察北六县那么便宜。”
马彦翀道：“这个我可以找小日本那个田中隆吉交涉。但他们可能不会善罢甘休，我们要作好迎击敌人的准备才行。”
张自忠：“那是当然。”他叫护兵：“你去通知黄旅长和董旅长他们，让他们立即到我这里来一下。”
一一二旅旅长黄维纲和一一四旅旅长董升堂得到通知后，很快赶来了。
两人见了张自忠和马彦翀后问道：“师长，有什么事找我们来？”
张自忠道：“昨天，小日本派了一个所谓高参田中隆吉，来见马秘书长，向我们提出无理要求，说是什么狗屁《秦土协定》规定日我双方以长城为线，要求我们部队从张北南撤，一律撤到长城以内。当然，这是他们的诡辩，那个鬼协定根本没有那么规定。”
黄维纲道：“这日本鬼子也未免太霸道了一点吧！他以为侵占了我们察北六县，我们不哼不哈的，我们怕了他，又想得寸进尺，一步紧一步来逼我们来了。”
董升堂道：“察北六县事件，大家心头都窝满了火，正没法发泄呢。他要来，那好，我们正好出出胸中这口恶气 。”
第四部分：屈身难煞伟丈夫屈身难煞伟丈夫（3）
张自忠道：“敌人这次想以军事威胁和外交恫吓逼我们退让。我们如果退让，那实质就意味着我们已不能守住长城一 线，我们在张家口也站不住脚，整个察哈尔也只有拱手让给小日本了。不过，这次小日本打错了算盘，他把主意打到我们三十八师头上来了。我们这次的态度是寸土不让，寸土必争。我们请马秘书长立即将我们的态度告诉小日本，叫他们趁早打消这非分之想。但是，我估计他们绝不会就此罢手。因为已得到情报，他们正在向张北集结重兵。所以把你们两个找来。你们立即发兵，各调一个团，迅速占领距大镜门45公里的罕诺坝一带，构筑工事，严阵以待。如果日伪军敢于南侵，就在罕诺坝一带将其阻击、消灭。并作好后援部队的准备工作，以防备敌人大规模的、连续不断的进攻。”
黄、董二人兴奋地说道：“好，我们马上回去布置，只要他小日本鬼子敢来，这次就叫他们一个不剩去见阎王。”
黄、董二人走了。
张自忠对马彦翀道：“这次我是下了决心，如果日本鬼子听招呼，罢了手，大家维持目前这不伤‘和气’的现状最好。他如果坚持要用武力，我张自忠这次也铁了心，好乘此机会把他们从察北六县撵出去。到时请你给我准备一份呈送宋明轩和南京军委会的报告，说明这次事端的挑起，其责任不在于我而在于日寇。”
马彦翀点头道：“好的，我先找鬼子交涉，报告回来就写。”
张自忠道：“态度尽管强硬一点，后面有咱老张替你撑着哩。”
马彦翀笑道：“放心，我和你张荩忱一样，全身上下找不出一块骨头是软的。”
张自忠笑道：“鬼子要耍横，大家都说横话。他要再提那个混账的《秦土协定》，你就跟他说，张自忠说了，那‘协定’不是我张自忠签的，我根本不认那个账，谁签的他找谁去。这察哈尔是张自忠在当主席，在这块地盘上，就得按张自忠的‘规矩’办。”
马彦翀笑着走了。他马上坐车到日军驻张家口的特务机关办公处，下车后命护兵上前知照：“察哈尔省政府秘书长马彦翀先生，特地前来拜会贵机关长及关东军代表，有公事相商，请予通报。”
不一会从里面走出两个日本人来，一个瘦削的是日军驻张家口特务机关长大本，另一个矮胖子便是日本关东军代表田中隆吉，那位专程前来交涉的日军高参。
两人把马彦翀秘书长迎了进去。在客厅落座后，田中隆吉迫不及待地问道：“马先生此次前来，是否对我大日本关东军的照会作了研究，有了结果？”
马彦翀道：“不错，马某正是受张自忠主席之命，就贵方照会特地前来提出复照的。”
大本道：“你们张主席完全同意了我们提出来的条件了？”
马彦翀道：“不！张主席完全不同意贵方所提之一切条件。”
大本及田中一怔，同声问道：“什么？张自忠不同意！？”这完全出乎他们意料之外。
马彦翀严肃而庄严地道：“对！张自忠主席不仅不同意贵方照会所提要求，而且认为这完全是一种蛮横无理的要求。我，作为察哈尔省政府秘书长，奉察哈尔省主席张自忠之谕，代表张主席及察省政府、军民，特向贵方知照如下：第一，长城内外，均是中国之领土，中国军队有权在中国任何土地上驻扎。贵方关东军是客军，无权干涉中国军队驻扎于何地；第二，不管什么协定，也不管什么长城线，照你们要求，直令我们无法立足。不管是贵军或蒙疆自治军，都只能驻扎在张北县以北。我军必须驻扎在张北县与张家口之间的罕诺坝缓冲地带。因为这是属于察哈尔省辖地。现在大镜门外驻有我们的军队。这是我们的三十八师，是曾经在喜峰口、罗文峪、独石口、乌泥河、长梁防守的部队，想必贵军一定听说过。如果贵军由张北往南开，双方发生误会，由此而产生的一切后果和责任，完全由贵方承担。”
大本道：“贵方这个照会，是否也是冀察政务委员会宋委员长和贵国蒋委员长的意思呢？”
马彦翀道：“贵方照会要我军撤退到张北这一段长城以内，让出张北以南地区，这是属于察哈尔省治内的事务，也是一桩纯属地方性的小小事务。按照我国政府官员的职权，张主席作为察哈尔省政府主席，身为察哈尔省最高军政长官，自然有权处理这类辖区治下的地方性事务，不需向北平禀报，更用不着向南京中央禀报了。”
田中隆吉道：“他张自忠难道就不怕大日本关东军的神威？！”
马彦翀道：“田中阁下，关东军也应知道二十九军，特别是张自忠将军指挥的三十八师的分量。张自忠将军还让在下带给贵方一句话，最好是大家保持当前这种和平的局面，不要彼此伤了感情。扯破了脸皮，大家都不会得到好处的。张将军之话请贵方三思而行。好了，在下已把我方态度阐释清楚了，也该回去向张主度复命去了。”
马彦翀起身告辞走了。
这里大本和田中面面相觑。
大本道：“想不到张自忠这次态度是如此之强硬。”
田中隆吉道：“是呀！我们的军队已经由张北往南开了。张自忠的三十八师确实令我们头痛，几次和他相碰，我们都没有占到便宜，反而吃了不小的亏。”
大本道：“我看这事只有赶快把张自忠的态度和二十九军已有准备的情况报告司令官，请他们早作决定。”
第四部分：屈身难煞伟丈夫屈身难煞伟丈夫（4）
由于日方见我态度强硬，且预有准备，知道在二十九军，尤其是三十八师身上占不到任何便宜，所以决定日军停止南进，同意双方以罕诺坝为缓冲地带，并把这一态度通知了察省政府。一场风波终于平息。
从此，在这一带，中日双方在张自忠担任察哈尔省主席的期内终能处于相持阶段，再无大的冲突事件发生。所以后来马彦翀回忆说：“假如当时张将军的态度，如稍有犹疑，恐怕民国二十四年冬（1935年），察哈尔即非我所有。最少限度，在张家口的察哈尔省政府，总得搬家。”
本着“消极应付”这条策略，张自忠对于日伪方面派人来到察省，总要虚与委蛇一番，摆出言不由衷的“亲善姿态”。
当时在察哈尔省有一批以大山为首的日本浪人，专门在察省挑衅捣乱。张自忠采取“怀柔”手段，委任他们为省保安司令部咨议，每月发给80 —100元不等，以资安抚。伪军头目李守信、王英来察，张自忠也曲意应酬，使他们不要惹事生非。1936年1月，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多田骏来察会晤张自忠。张自忠也设宴款待，礼节周到，并合影留念，尽“欢”而散。
从积极准备出发，张自忠从三个方面着手：一是做正面宣传，鼓舞人民信心；二是继续抓部队建设，积蓄抗日实力；三是改进军事交通，作好抗战准备。
自从《塘沽协定》等卖国屈辱条约签订，许多人认为华北已实际沦陷。张自忠却抓住教师、学生等路经张家口去大同参观石窟以及借此为名来了解华北形势的人士很多的情况，对秘书长马彦翀和教育厅长柯昌泗布置：“我们何不借此机会招待他们，和他们谈谈，让他们明了华北各地现在还安然无恙。只要我们政府有办法，国人有决心，仍不是无可挽回的，还可以请他们到处看看，让他们回去转告他人，千万不要人未亡我，而我们却先把我们的地方认为亡了。”
马、柯二人根据张自忠的布置，在张家口市的察哈尔大饭店设了一个招待所，凡经过此地赴云冈参观的师生，都殷勤招待，详细介绍，并备车请他们游览市容。一批批师生看到三十八师官兵忠诚守卫着祖国北疆，很受鼓舞。
张自忠把主要精力放在部队整训方面，提高军队全体官兵素质，尽量补充装备。
1936年，三十八师新增编一个新兵旅，由李九思升任旅长。至此三十八师共辖四个旅，兵力达16 000余人，武器装备也有明显改善。全师有两个旅装备了进口的捷克式步枪，每连补充轻机枪四挺，掷弹筒二门，连长每人配德造手枪一把，每班有枪榴弹发射筒二枝。张自忠还送刘振三、张宗衡、李九思、赵喜鹏、李少涵等人去南京中央军官学校和陆军大学培训，并成立教导大队培养、培训中下级军官。
张自忠预测中日大战将在平津首先爆发，他认为三十八师除担任察哈尔省防务，阻击张北方面日军外，还应抽调一部支援平津作战。但如平津失守，平津我部必沿津浦、平汉两线南撤。届时三十八师驻察省部队再经平绥线转平汉线，势必困难。
经研究，他决定修筑张家口到保定公路，万一南退，可由张家口直至保定。他令李九思查勘线路，负责修筑，并令省建设厅技术人员随军指导。但这条战备公路，因张自忠不久调任天津市长而停顿。
1936年6月，张自忠卸任察哈尔省主席，调任天津市长。
天津市长原来是肖振瀛。关于肖振瀛的天津市长是如何去职的，说法不一，是免职，是辞职，也说法不一。
在肖振瀛尚未去职前，宋哲元曾一度想把自己兼任的河北省主席让给张自忠，而察哈尔省主席由刘汝明继任。但天津市长肖振瀛去职，使宋哲元改变主意，决定让张自忠继任天津市市长。
也许宋哲元当时让张自忠出任天津市长的考虑是：“日本中国驻屯军”总部及各国领事均驻于天津，主持天津政事的首要事务在于对外交涉，尤其是对日交涉问题。也即是说，天津市长还相当于冀察政务委员会外交部长。二十九军将领中，张自忠处事稳健，颇有政治头脑。宋哲元认为他适宜担任这一职务。
张自忠深知天津是个是非之地，对日交涉更是敏感而棘手的问题，所以他不想担任这一职务。为此他找来察省政府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