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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国民党政府一起，组建联合政府，制定并且实施《施政纲要》，全面推行民主选举，人民的民主权力、自由权力，都将得到保障。
过了没多久，我和一个叫阿木提·艾则孜的青年，结伴返回库车。这个人具有进步思想，家在拜城。一路上，这个阿木提·艾则孜又向我灌输了很多新的东西。回到库车，我没有立即去见政府官员，而是先拜访了艾则孜·玉素甫等人，向他们通报了乌鲁木齐的所见所闻，还转达了阿合买提江·哈斯木等领导的希望，艾则孜·玉素甫也向我介绍了库车的斗争情况，最后，我们就进一步加强青年革命运动，广泛宣传十一条协议等达成一致，决定利用“主麻日”礼拜时间，进行宣传。没过多久，一个“主麻日”，我到哈尼卡清真寺，向依玛木穆安津礼拜宣礼员通知，礼拜后，我要向群众发表重要讲话，要求群众礼拜之后，暂时不要离开。礼拜后，我激动地走上领拜台，向三四千名群众介绍了三区革命的胜利、三区革命和国民党当局的和谈情况，联合政府的组建和十一条和平协议，还有《施政纲要》等等。我说，按照《施政纲要》精神讲，我们即将全面进行民主选举，全疆各地，将要通过民主选举产生政权机构。我们将要取消压在人民头上的非法苛捐杂税，将对贪污腐败、贿赂等行为进行严厉打击，消除剥削和压迫！人民将享有发言权、出版权和聚会权。最后我要求，群众回去后，在农牧区加强这方面的宣传。我的话刚结束，全场立刻沸腾起来。群众感到非常高兴，很激动。这是我头一次在这样大的场合发表政治演讲，是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接下来发生的却是出乎我意料的，那一次的被迫发言，也是我一生的一件憾事。
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11月15日的傍晚，我在花帽巴扎的王府，也就是今天库车的古力巴格街时，一个叫李清贵的人，独自来找我。这个人的维语名字叫达吾提卡日，也是库车人，是维汉混血儿。我和他是1939年认识的。那时，他在盛世才的省立警察局担任翻译，精通维汉两种文字，我当时学汉语的劲头儿很大，愿望很强烈，就结识了他。当时他大约只有36岁。
李清贵在我家喝着茶，“关心”地对我说：“我在库车有40多个耳目。每天发生的事情，不同的传言，我都随时了解。”他说的“耳目”，实际上指的就是“密探”，也就是今天说的“特务”。我这时才明白，他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啊！一起没聊一会儿，李清贵果然就劝我，要特别注意一些事。第二天晚上，李清贵又来找我，大讲特讲新疆局势，特别是库车局势，并且威吓说：“库车部分青年，老是抓住十一条协议不放，发表反政府言论，从事反政府活动，甚至成立反政府组织、刊印《曙光》周报、开展宣传”等等。还说我在“主麻日”那个演讲，在群众中造成恶劣影响。政府认为我是主谋，虽然年纪小，但社会影响大。希望我立即悬崖勒马，站到政府这边来，说这对我很有好处，政府不会怪罪我的，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我这一辈子在三区民族革命中（上）（2）
我很不赞同李清贵的话，回答得也很不客气。当时，我弟弟马木提也在场，我们兄弟俩就围绕这个议论一番。我弟弟在乌鲁木齐读书，毕业于省立师范学校，学识比我多得多。第二天晚上，我和弟弟在家中闲聊，李清贵又来了，见面就问：昨天我说的事，你考虑了吗？到底准备走哪条路？希望得到明确表态。我郑重申明了自己的态度。李清贵很严肃地说：“目前，美国在世界上最强大，是无敌的国家。美国在支持我们，苏联能和美国对抗吗？现在国民党部队装备精良，新疆边防巩固。三区政权根基非常不牢，我忠告你……我们已经掌握你的全部材料，你目前的处境很危险。当今世界，可不是你所想像的那么简单。如果你仍顽固坚持立场，可能会死在暗枪之下……”他缠着要求我表明态度，我愤怒地回答道：“我没从事什么反政府活动，只是宣传联合政府十一条和平协议，你爱怎样就怎样吧！”
李清贵突然掏出手枪，对我吼起来：“你不想活了是不是？”说完，气呼呼地扭头就走了，当时已经是深夜11点了。第二天，我闷在家里，整整考虑了一天。晚上，我们全家正准备睡觉时，听到有人叩门。在这样的局势下，晚上听到敲门声，让人感到很害怕。我自己去打开大门，一看是政府的两个人。他们说县长叫我去一趟，有急事，正等着我。我说现在该睡觉了，明天一早去吧。他们不干，说县长要我马上去！无奈之下，我跟家人告别了一下，就和他们一起去了县政府。
警察局长张靖平先开口，说：“你知道最近你在库车，都做了些什么事吗？”我答道：“我没做任何坏事！”他说：“你不要以为我们不知道！我可以明确告诉你，你什么时间去了乌鲁木齐，与谁见了面，做了些什么，回库车后，又从事了哪些反政府的活动，这些我们都清楚。你不要顽固了，老实交待吧！”我还是重复刚才的话。张靖平非常生气，冷冷地敌视着我。这时，丁立楠拿起一份电报，让李清贵翻译给我听。李清贵就把电报译成维语，我记得大意是：据西北军政公署所掌握的情报，最近南疆库车县，以达吾提王为首的部分青年，依仗所谓三区革命，拼凑15人的青年运动委员会，从事反政府活动。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影响恶劣。尔等接此电后，务必立即召达吾提王面谈。如其有悔改之意，可考虑观察一段时间，予以从宽处置。如其仍顽固坚持反动立场，则镣铐侍候，立即派一个排士兵，押到西北军政公署。
当时，我还不知道那个电报是假的。李清贵译完电报后，县长丁立楠问：“上级电报的内容，你明白了吗？”又指着一边的镣铐问，“你都看到了吧！”我想起不久前发生在阿克苏的一个惨案，况且他们又逼着我立即表态。这种情况下，我无奈，表示退出革命青年运动，今后不再参与活动，支持民国政府。他们听后，才缓和了口气，对我说，这个态度还不错，但不能这么就算了。他们要求我再做两件事：第一，明天上午，把库车头面人物、达官显贵请到家里设宴，当着大家的面，宣布退出15人青年委员会，今后支持国民党政府；第二，在即将召开的全城民众大会上，做重点发言，发言稿由政府来准备。否则，就按“上级”指示办，那就是坐牢呗！我提出没钱请客，府中也没厨师。他们马上答复，客人只是以我的名义请，费用由县政府开支……当晚又熬到12点左右，才允许我回家。
这时，李清贵执意要送我。他当时穿着警服，腰里别着盒子枪。我走到县政府大院，看到左边约十几米远的财务室那边，站着艾则孜·玉素甫和阿木提·艾则孜。这时，夜空晴朗，月明星稀，我没法和艾则孜·玉素甫他们打招呼。后来我才知道，他俩听说县政府把我抓走了，都很担心，所以来县政府大院，想了解一下情况。我进屋时，家里人都没睡。第二天一大早，县政府的人就来我家，张罗宴请的事。不一会儿，被请的人陆续到了我家，一共大约三四十人，区长、乡长、商会会长、维吾尔协会会长、镇长、县政府教育科长、宗教人士，县政府这边的头头丁立楠、张靖平、胡克强、李清贵等等，都来了。这次宴请是县政府以我的名义筹备的。宴中，我按要求宣布退出青年委员会。一阵沉默后，县政府方面有人问，还有谁要退出？这时，被请来的人当中，一个年纪稍小的问，不是已经有人退出了嘛。青年运动组织到底做错了什么？只不过向群众宣传了联合政府双方签署的十一条和平协议，这有什么错……那个青年没说完，县政府方面就有人打断他，宣布散席。散席前，丁立楠通知第二天召开全县民众大会。
第二天的大会地点，是在库车老城河西北面十多亩地的大会场——乌伦巴格。会场北边的正中央，用木料临时搭建了主席台；南边入口，是砖石砌成的大门。我到会场时，许多人已按指定位置就座。会场西边，有全副武装的士兵，主席台两旁还站着几十名军警。主席台前面摆着一排椅子，坐着库车的头面人物：阿訇、文教工作者代表、部分科局负责人、区长、乡长、镇长，也有十来个革命青年代表。会议的议程用维汉两种文字写着，挂在主席台的前方。第三项议程，就是我的表态。无奈之下，我只好按他们提供的稿子发了言。宣布自己正式退出15人组成的青年委员会，同时表示拥护政府。我读的稿子里，有很多歌颂国民党政府的话，也有很多谴责、诬蔑青年运动的内容。当我念这些内容时，会场上的一些人，公开对我表示抗议，大声喊口号：“达吾提王滚下去！”“我们不听达吾提王讲话！”“坚决执行和平协议！”“实现人民民主权力和自由权力！”我立即停了下来。这时，骑兵团副团长唐秀荣站起来说，你们不能这样，达吾提王必须讲话。如果你们有意见，可按照大会议程，轮到你们发言时再讲。许多青年人高喊，如果一定要有人讲话，可让县长、局长们讲嘛，我们不听达吾提王讲！他们也不许宗教人士代表讲话，强烈要求青年代表上台讲。这样，会议没法继续开下去，警察局长张靖平很生气，借口宣读省政府《施政纲要》，上台讲话，威胁参加会议的青年。这时候，青年组织的成员艾则孜·巴拉提把事先印好的报纸和传单，从会场大门向主席台方向扔过去。他身后紧跟着一大群年轻人，全都对张靖平的话表示抗议，大声要求他立即停下来。骑兵团的副团长唐秀荣再次登上主席台，愤怒地向青年们吼叫：“今天会场上有反动分子故意破坏大会秩序，企图引起骚乱。我要坚决镇压，你们都小心点！”话还没有说完，就听到一片枪响，会场四面的军警，同时向群众开火，会场南边的国民党运输连据点炮台上，也响起了嗒嗒嗒嗒的机枪声。国民党军警就这样开始屠杀了。到处都是枪声啊！人们四散逃命，部分群众趴在地上，主席台上的人也就地卧倒。唐秀荣在主席台挥着手，命令军警停止开枪，枪声才慢慢停下来。我走出会场时，看到艾则孜·玉素甫在清点伤亡人数。后来我才知道，他们这次主要是想枪杀艾则孜·玉素甫，有意策划了这次屠杀事件。艾则孜·玉素甫幸免于难。混乱中，吾甫尔那瓦依等三名群众，无辜遇难，另外还有几个人受了伤，也都是老百姓。
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的11月20日，在驻扎库车的国民党骑兵团操场，召开了一个大会，县长丁立楠、骑兵团指挥官刘承绪，参加了大会。县政府各科的科长、各局的局长、国民党库车党部的负责人、还有区（乡、镇）长、阿訇，以及部分的民众，都参加了会议。县长丁立楠主持的这个会，李清贵当翻译。会上，会议前一天，也就是11月19日那场流血事件的主要责任，被归到革命青年组织身上，国民党当局把自己的罪行，推脱得干干净净。当天晚上，警察局的几个人就堂而皇之地出动了，把艾则孜·玉素甫、阿木提·艾则孜、艾则孜·巴拉提（麦森托夫）等好几个革命青年，统统逮捕了。有的被关进军队的监牢，有的被关进警察局的监狱，总之，一个也没有放过。
这件事情对我的教育很大。什么十一条和平协议啊、民主选举啊，彻底失败了，都是骗人的鬼把戏。事实证明，国民党反动派，就像过去毛主席说的那样，他们坚持独裁和内战政策，就是不让人民享有任何利益和实权。就在他们抓人的第二天，也就是11月21日，根据县政府的安排，副县长阿不都克由木·麦合苏木、维吾尔协会主席斯地克·铁木尔、商会会长司马义、吾守尔阿吉、宗教领导人物哈斯木艾来木阿訇、沙依木·穆夫提阿吉等人，还有我，乘坐两辆马车，到“11·19”屠杀中遇难者的家属那里去“慰问”。这血腥的事件，库车各族人民永远都不会忘记的。
我这一辈子在三区民族革命中（下）
王府修缮完毕后，我们住了进去。
那一年，也就是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库车的革命青年运动发展很快，整个新疆的革命运动也发展很快。十一条协议很快就签订了，紧接着，联合政府就成立了，《施政纲要》也制定实施了，张治中出任省主席，阿合买提江·哈斯木、包尔汗任副主席。新疆恢复了相对和平，双方被押人员统统被释放了。当时新疆联合政府还向全疆发表了题为《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