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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另外一个时候就是我写《乌泥湖年谱》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时候是很辛苦的，因为没有写过长篇作品，我又属于那种性子比较急的、比较贪玩那种，很难坐下来把一本书写到几十万字，就像我开会讲话是一样，觉得没什么好说的，写到五万字就觉得好了，这个书就差不多可以完了。写到十万字就已经是累得半死了，或写不下去了。而这部小说写了四十万字，我就真的把我自己折磨得够呛。当时我为什么要写这部小说也是有一个心结。因为我写这部小说主要是写我父亲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我当时住的那个宿舍里面的人几乎就都是修三峡的那些工程师。1957年以来大家都住在一起。以后他们的命运回想起来我很震动，以前没觉得跟别人有什么不同，就这样过来了，可是在这之后你回想他们的人生道路、他们所经历的一切，想他们参加的那些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运动，你就会想到为什么1966年一夜之间知识分子会全部崩溃。那么简单吗？五·四以后知识分子那种拍案而起、直面呵斥的精神都哪里去了呢？这肯定有原因。这原因是什么呢，现在回过头来去想，想到的是你父辈这些人的经历，他们怎么走过的路，他们所经历的改造。改造这个词是很可怕的，它把一个人改造到骨髓里面去了。到现在为止，像我们这代人也接受过一些改造，可是我们还能转变。而那些老牌知识分子吃过的苦头，比我们多得多，有时候你真的是很恨他们，他们好多已经是改变不过来了。我记得以前看过廖冰兄的一幅漫画，一个人被放到瓦罐里，缩着手进去了，可是后来把瓦罐打破了，他也还是缩着手，我觉得老知识分子就有点像这个样子。我有一个邻居，当年在北大学地质，是地质学家。修三峡就把他调去了。他在1959年就被打成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然后就送到一个外业的勘测队去煮饭。一直煮到粉碎“四人帮”之后，他平反退休回来了。看到我这样的小孩从他面前经过，他都要迅速避到一边，低着头让你过去。他已经抬不起头来了。可是他年轻的时候非常傲慢。我看过他年轻时的照片，那神气简直是不可一世。可能也就是因为是这种人，他才容易被打下去，这个形象对我印象太深刻了。然后让你觉得更恐怖的是，他觉得他的事业未竟，他还有很多书要写，那么现在退休了，有自由了，就应该写书了。他在家里面每天熬夜写了很厚的一本关于地质方面的书，可是根本就没有机会出版。自然科学方面的观点变化、淘汰太快了呀。那书出来之后可能已经很陈旧了，别人已经写过了，所以那堆手稿到现在还在家里，然后他就死掉了。当年我还帮他查资料。现在想起来，这代知识分子真的很惨很惨。包括我父亲，当然我父亲去世得很早。当年他们就是一心想为祖国的建设事业作点贡献的。这种技术性的知识分子对政治不感兴趣，国民党的时候他们也做工程，不管谁坐江山，国家总归是需要这些建设，他们的想法很简单。可是不行，必须回来参加政治学习，你必须参加各种运动，在这中间你要说错了一句话就完了。我最早的邻居是工程师，是我爸爸的高班同学，也是上海交大学建筑的。他就说了一句怎么打右派像拉比例尺一样呀，就这一句话，把他打成右派赶回老家。然后子女全部下放，非常惨非常惨。我在小说里还写了他们家的一些东西。他家搬走前，就放了两网篮的书在我们家床底下。这些知识分子的命运反映了一个时代，这个时代给我们带来的挫折也好、给国家带来灾难也好，我们应该有一份真实的纪录。我是到后来回想起这些事情才决定写的。其实这是一件很蠢的事。我写过一篇文章《一个蠢人做的事情》，因为人文学者对三峡工程有天然敌意，陈村说亏我想到这句话，上与不上三峡，争论很大。我父亲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跟这个工程上与不上的争论是没有关系的。我没有作任何评判，我没谈应该上还是不上，我只是想把他们在做这个工程中的命运写出来。而且它这里面又牵涉了很多资料性的东西，包括术语，我查资料查得头都是大的，因为你不能出硬伤。所以写这种小说就很笨，我觉得我几乎陷入到困境之中。写到一半的时候，我对自己的这种叙述口吻已经烦透了。写了二十万字还在这样写，但是放下过后，回过头来想想我父亲他们这一代人的命运，想一想他们所经历的一切，就觉得还是要做下去。我觉得走出这种困境实际上是一种往事的力量在推动，就是一定要说出来。虽然它不可能充满情趣，不如充满了第三者的小说畅销。但我不在乎，我只想把它写出来。
问：现在有中日女作家作品选，其中有中方方阵和日方方阵，你怎样看待？中日女作家精神真的是很近吗？
答：中日女作家去年9月在北京开了个会。我觉得中日女作家在一起有点对不上话。日本女作家说的是非常琐碎的、具体的事情。中国的女作家，如张抗抗、徐坤作发言时，自己的想法都能说的一套一套的，而日本作家很认真的讲一些似乎与文学不相干的话。后来，我明白了。我们中国作家是在政治生活中出来的，是在政治运动中成长的，我们特别擅长总结经验和想法。日本女作家可能天天在家做饭，看孩子，侍候丈夫，她们没有我们的经历，不会像我们一样可以很轻松地概括一个现象。就像我写中国女性的叛逆等等，好像很有见解、很有想法的样子。反衬出日本女作家特别没有见解，特别没有想法。从另一个角度说，生活的环境不同，思想不同，中国的女作家受惯了政治教育，没她们那么感性。我觉得中日女作家由于大家都是女性的关系，在精神上还是很相近，首先，大家一谈起孩子来，脸上都放光。可从语言上讲，就大不相同，虽然语言本身不同，她讲日语，我们讲中文，但语言的内容也不同。我说心里话，在私下里，我说中国女作家比日本女作家强。
问：你有没有想过得诺贝尔奖？
答：没想过，诺贝尔奖我觉得离中国作家也没多远，中国作家推十个上，也能上，那些得诺贝尔奖的作家也不见得水平很高。诺贝尔评奖我觉得同中国作家协会评奖也差不多，都有很多其他的因素来制约着你，高行健要不是在法国也得不到奖。有很多其他的因素来制约，得奖本身并不等于你的作品十分十分的好。因为文学作品本身就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中国人说好，可能外国人不一定说好；外国人说好的作品，中国人不一定看得上。所以，我觉得诺贝尔奖和中国的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没有什么差别。
问：您对70年代作家怎么看？
答：我觉得他们才华横溢，对世间事物的敏感程度非常高，很细腻很微妙的东西都能写出来。但我觉得他们最大的问题在于他们的阅历，文学除了才华，阅历也很重要。你看70年代作家的小说，大部分都是在酒吧、家里、公司、床上，就在这些地方转。你看一个人的小说就等于看十个人的。这么雷同，是什么原因？其实，每个人的生活都差不多。你的小感觉，你自己觉得有很大差别，其实，没多大差别，都是这种类似的感觉。
在和平的时候，大家的生活都相近。你没有经历过下乡、文化大革命、抄家，没有这种深刻的东西刺激你的情感，没有亲历这样一些事，可能你作品里面真的很难找到情感力度。我觉得作品后面还是你个人的内在力量，还是你个人内在的真实的东西表现在纸上。70年代作家最大的问题在于他们的阅历，不是才华问题，而是阅历问题。山西的蒋韵说君特格拉斯写的小说是集体的记忆，可是他的小说那么富有个性，那么有他个人的特点。而我们每个作家都认为我们写的是自我，都是个人化写作，可是我们写出来的东西却那么雷同。其实她提出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问题。
可能这个时代就是文学的一个低潮时期，引不起兴趣来，大家的兴趣点不在这个上面，或者说没有这个兴趣点。确实我们现在的文学作品很雷同，最大的雷同在于70年代的这一批作家的作品，我觉得他们需要阅历，才华不是问题。
问：和朋友偶然说到大学生的蜕变，说到80年代的大学生个个奋发向上，以民族精英自居，而到了我们这代大学生，特别是男生，整天沉溺于电脑游戏，再一看五·四运动，那股热情，真觉得离我们好远。你怎样看待网络作家？看过《安妮宝贝》吗？平时听音乐吗？
答：听音乐，也听流行歌曲。我觉得我们那时候上大学时没你们这么好的条件。我们那时候读《大众哲学》还提西方的靡靡之音这类话。我们这代人是和这个时代同步过来的，你们是在我们这个时代走得差不多了，已经快定型的时候进来的。你们加入了这个时代，但是你们一开始没有我们这种经历，对有些东西不理解。我们当时上学很热情，能够体会到五·四青年为什么有热情。我们当时十年没有办大学，人们没有上大学的机会。我当过四年工人，班上同学有的工人农民解放军全都当过，上大学的时候已经30岁有孩子。我们非常珍惜学习机会，每天到图书馆去抢位子（当时条件不是很好，我们端着饭碗就去抢位子），我们很早起床早锻炼，然后背单词。当时我家住汉口，在武昌学习，星期六回去的时候就拿着一本书在船上背单词。我们在宿舍里的时候，只要有人说话，马上就有人出来制止说现在是学习时间不要讲话。我们当时凭的就是一股热情，一种叫做激情的东西。同样我也能够理解现在的大学生为什么贪玩，喜欢上网——你们的高中太苦了！你们的初中太可怜了。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要感谢文化大革命，我们上初中高中几乎没有吃过什么苦，也没有怎么上学，也没怎么考试，就这样混混过着，然后我们也上了大学。现在初中升高中，坐了六年的牢，上了大学就好像要报复一把似的，拼命地玩，我觉得也是可以理解的。
网络作品我看过一些，我觉得垃圾比较多。但我不否认将来网络会替代纸，我觉得这是必然的。就像当年纸张替代竹简一样，这是科学发展的必经之路。我们淘汰了竹简，有了纸张可以把文章写长。而以后的纸张对于未来的人可能也就像竹简一样成为文物。网络作家的前景是很大的，只不过要好好写而已，因为网络上不用修改不用编辑把关太容易了，所以也不是很认真，网络上的垃圾就特别多。我觉得网上这代人太聪明了，写的东西太好玩了。但是作为文学来说，仅仅是聪明、好玩是不够的。很多网上的小文章如顺口溜、段子，非常好玩，但是对于文学来说那就太轻了。文学是能从你的文字中感觉出品和格的。中国人以前最讲品讲格。可是网上的东西总是让人觉得离真的文学有点远，再加上还有许多垃圾在中间，所以要当上网络作家还得要好好练练。
问：在《奔跑的火光》和《暗示》中您关注了女性的命运，包括在城市和农村。那么您认为女性的结局和归宿在哪里，家在哪里，最后英芝的房子有没有盖起来？
答：我觉得女性的归宿真是不好说。我在《奔跑的火光》里也表达了，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传统观念比较严重的国家，女人是没有家的。特别是在农村。女人总是要出嫁的，家里要有祖传秘方总是传媳不传女的，女儿要嫁出去而媳妇是自己的。可是女儿嫁到别人家去，离开自己住了十几年的地方到了一个新的环境，从她内心来说她是总难融合的。你比方说我们最容易相融的就是我们童年的环境，就像我们写小说，一写到童年就有一种非常温暖的东西。哪怕你童年或者是少年的时候很苦，你回想的时候你仍然有一种温暖的感觉。实际上这是和你的人生经历是融合在一起的。可是女人到十几岁的时候你把她拔出来放到陌生的地方，她有一种很难融入的感觉。那么她永远不会从心灵上认为这是我的家。除非他们是另外建一个家不和父母一起。但是中国农村，她是和夫家在一起的。表面上她是把公公婆婆的家当作自己的家，但是内心她是没有家的，这种空荡荡的感觉非常强烈。我没有下过乡，但是我和农村的妇女聊过，包括我这次采访的英芝的原型人物。她对我说这不是我的家，我一定要为自己建一个家，我在这个家里没有出头之日。她的丈夫打她而公婆帮着她丈夫，她要掌管钱财，可是这是不可能的，包括整个家族都认为她是错误的，因为不可能你挣钱多你就要掌管家里主要钱财等等，这样一些事情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