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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前我的母亲，那时一个不满18周岁的女孩子，便是背着背包，随着土改工作队乘坐“豌豆角”沿着龙船河去到山里。
很久以来，这溪面上的船具大都是一种叫做“豌豆角”的小船，窄窄的如同一只弯弯的豆角，那小心地坐在船上的人儿也就是豆米了。溪的历程险滩密布，往上走的船必得船工上岸拉纤，三五个全裸了身子的男人弓着腰，长长地拉着纤绳，将步子走成无数个之字，才能破开箭一般的急流，过了那滩去。母亲用一把油纸伞挡住自己的眼睛，峡谷里便只有了纤夫回荡的号子，没有了赤裸的晃动。她顺着那小溪来去了好几年，在她后来的讲述中就常常提到这里的故事。
我第一次来到龙船河是在10多年前。兴许因为那里有过母亲的踪迹，便奇妙地感觉处处似曾相识，而那个正宗叫着龙船河的地方，一群当地山民的歌更使我惊喜亢奋不已。那是一片与附近陡峭的峡谷显然不同的开阔之地，村舍周围果木成林，鸡鸣狗叫，一派温润，无论是上滩还是下河的人都必得到这里作短暂的歇息。那日，我们一行也上得岸去，好客的主人摆下了热热的苞谷酒，三巡过后，鼓声大作，一群汉子跳上堂来，表演了土家人的歌舞“跳丧”。“啊啊，撒忧儿嗬，撒忧儿嗬……”那歌声调高亢且富有强烈的穿透力，饱含生活的机智和历史的沧桑，让我深深的感动。
久居山野的土家人古来便信奉“天人合一”，他们与大自然的关系十分亲近，对于生命的来去因此而达观从容，把死亡看作是生命的另一种方式，不过是踏进了生的另一道门槛。亲友离去之后，活着的人们不是以悲伤告别，而是载歌载舞欢送亡人的远行。歌者酣畅淋漓地吟唱亡人生前的事迹，还有古往今来的传说，通宵达旦，多者可达三天三夜。
在这之前，我也见到过许多农家的跳丧，但龙船河那位打鼓领唱的歌者显然是最好的。歌者那时不过20来岁，长着一张很平常的瘦脸，但只要他手中的鼓槌一声敲响，他的两眼会顿时炯炯放光，满脸自在得意，人一下子变得潇洒自如，极为生动起来。随着他敲动着的不紧不慢却又动感极强的节奏，他晃动着身子，并不时随意地将歌唱翻上高八度，可将人的情绪提到极致，而令人久久难以忘怀。
在我后来的写作里，我便多次用到了龙船河这个名字。它是一个现实的世界，也成为我写作世界里一个极为亲切熟悉的家园。有一位导演叫郑克洪，他很早以前是位诗人，后来却去北京学习拍摄电影电视，跟我联系上，将我的中篇小说《撒忧的龙船河》拍成了电影，他和制片人都坚持将片名叫做《男人河》，我心里一直存着遗憾，对那龙船河多有不舍。不过电影也就是在那溪里拍的，可惜拍摄的日子是在冬天，龙船河的水浅浅的，不似小说中描写的那样水流湍急。导演在河里找了一块大石头，刻上了“朝我来”几个大字，造就了电影中的一个细节。后来乘船从溪面上游走的人们，都会指手划脚地看那块石头，多了一份谈资。
但那条小溪却在不断地变化着。由于三峡工程的进行，大坝蓄水的时候，回水将进入这条小溪，旅游中引以为特色的乘坐“豌豆角”漂流将不可能在下游进行，而沿途的峡谷景点也会相应消失或者变矮，悬棺、栈道，将会没入水底，觅食的猴子也将会搬到更高的山上……这些令人怅惘的担心挂在许多人的嘴边。那年夏初，我特地到了巴东，想在龙船河涨水之前，再一次看看它秀丽而险峻的模样，想把那些悬棺栈道都保存在心里。
人们告诉我，三峡大坝的回水最终会涨到龙船河上游不远的罗坪，那是一块大山里少见的平阳大坝，足有上千亩良田。我从母亲的讲述里早已得知，当年她就是在那里丈量着土地，然后将它们一亩亩地分到欢天喜地的穷人手里。于是我站在龙船河旁的山坡上久久地俯视那大田。
经过千百年的经营，它就像一张精心打造的棋盘，横竖有序平平整整，绿茸茸的，可知世代官匪豪绅在那里演绎过多少血腥的故事？那块即将淹没的河滩是历朝历代的杀人场，到了夜间，小孩子绝不敢单独从那里走过，河滩上的阴风会让人生出恶病。但无论是肥沃的土地还是杀人的河滩，都将会变成一片湖泊。当时我想，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用文字记下它们。
那年6月的好几个日日夜夜里，在老人们心痛的注视下，水一寸寸一圈圈地涨起来了，绿水掩没了旧日的故事留下的许多痕迹，慵懒地平静地伸展着，自在的形式就好像它原本一直就是那样，从古至今。当我随后再一次来到龙船河时，不由想到，来过这里或者熟悉这里的人会不会有一种惊慌，“周围”都到哪儿去了？
事实上，水的上涨是无声无息的，它丝毫没有惊天动地的喧哗，面对它的无声，所有的伤感和惆怅都似乎感觉欲哭无泪。那块刻着“朝我来”的大石头也被淹没了，而且为了不影响小船的航道，还将它炸了一回，我从绿水荡漾的水面上经过的时候，人们指给我看炸药飘过的黄色痕迹，淡淡地残留在岩壁上。
只有龙船河畔的歌声让人寻找到从前。
就在罗坪附近那个酷似鸭子嘴的小山坡上，盖起了一群具有土家风格的亭台楼阁，可供人歇息，也可观看歌舞。随着咚咚敲响的鼓声，响起了一个高亢熟悉的声音，不由让人怦然心动，寻声看去，正是当年领唱的歌者。十年过去，他显得越加游刃有余，炉火纯青。我特地找到他，由衷地说非常喜欢他的鼓和歌，他高兴地笑了。
原来他姓谭，父母都会唱山歌，他从前辈那里继承了500多首，可以唱上几天几夜不重复，而这一带学唱的人有了好大一帮，他成了歌师傅。
于是我相信，一代又一代的，会重新唱熟那山和水。温润的，潮潮的暖暖的家园。
利川的山
鄂西高原多山，利川尤甚。
走过其他许多地方，见过很多的山，有眉清目秀的，遍体翠绿缠绕，娇小玲珑着，温柔如待嫁的女子；有雄健挺拔的，巍峨朝天而立，直把一腔胸怀问了天去，便如侠肝义胆的伟丈夫；也有那寸草不生的，荒凉着石头，白森森黄灿灿满山遍野，令人心惊；还有大起大落的，有着深不可测的险恶，便一直往前走再也不想回头……而利川的山虽然险峻但不乏温良，虽然娇媚却不失侠义，从山的起势容貌到古往今来山的故事，让人生出许多的爱惜和眷念。
这块地，因八百里清江之水流贯，人们视这地为有利之川，故名利川。境内诸山属巫山余脉，接壤黔蜀，由东北朝西南走向，有名之山如齐岳、都亭、福宝、星斗、甘溪，石板岭等，各具灵性。
齐岳山古来多名，一为七岳，明崇祯年间因其参天插云，敢与五岳相比而名七岳；又为七曜，因山有七峰，人称日、月、金、木、水、火、土，每逢春秋时节山光明媚，七峰似扬晖吐火，煌如七星，从名称的由来可知古人对这山的情感非同一般。这山又如一条卧龙绵延横亘数百里，被地方誉为长城，自古以来即是川鄂屏障、军事要地。山上曾设有七处关隘，明末李自成余部夔东十三家首领刘太仓等在山上立营，坚守几年之久；后川楚白莲教借助天险，大败清军；1934年红三军也曾在此安营扎寨，多次打败前来围剿的敌军。而今苍山依旧，昔日争战之地松杉成林，草场丰茂，一片郁郁葱葱，却有川鄂两地游人往来不绝。跑马看山顶夕阳，似在咫尺之间，恍然天人合一。山间河溪众多，大鱼泉小鱼泉龙洞沟……群溪凑成清江源头，继而直下落水洞——也就是享有盛名的腾龙洞，伏流30里，浩浩然汇成一江清水，向长江奔腾而去。
都亭是悲壮之山，据《方舆胜揽》载：后周置亭州，以此山为名。史载巴国有将军蔓子，因巴国内乱而请师于楚，许以三城，乱平，楚使来讨要三城，蔓子曰：借楚国之力克绥了祸乱，应致以礼，但将我的头拿去，而城不可也。当即拔剑自刎，以头授楚使。楚王感其忠烈，以上卿之礼葬其头于荆山之阳，巴国葬其身于都亭山。巴将军的一脉忠义豪情广为流传，都亭山与巴将军成为鄂西人宝贵的精神资源。
另有省级自然保护区星斗山，是不可多得的天然植物园和动物园。据考查，在第四纪冰川时期，星斗山受冰川影响甚小，因此种类繁多的古老稀有植物得以保留至今，维管植物达187科，1019种，有银杏、珙桐、化香等珍贵树种；还有头顶一颗珠、七叶一枝花、白三七等名贵药材。这山生得奇妙，上鹰嘴岩入神仙洞远观滴水岩瀑布，可谓一步一景。山上原有古寺三邑寺，为明朝天启年间所建，寺庙虽然早毁，但古遗址犹存。与星斗山的植物争奇斗艳的还有福宝山，这山高大平稳，山顶开阔盛产各种药材，远销海外。有品质甚高的黄连，可以跟东北人参媲美的人参和天麻，还有高营养价值的莼菜。这菜本为佳肴，点滴嫩芽滑爽生津，且是吸山间清泉之水而长成，并无半点污染，更为珍品。
位于利川城附近的甘溪山，山势巍峨，高峰耸峙，有八条溪流潺潺而下，溪水甘甜而清洌，故称甘溪。每到冬日山尖积雪经久不化，形成碧绿清泉与白雪互相映照的美景“甘溪积雪”，为世人称道的利川八景之一。
如果说甘溪山是以秀美而引人注目，而石板岭便是以险要而出名。古来从施州府去往利川，必经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石板岭。清朝年间有官员经过此地，不禁喟然曰：施路多崎岖，而利川之石板岭尤高，始知蜀道之险无逾于此。那时悬崖陡峭荆棘丛生，险峰之中难以寻得路径，值得一书的是有一位叫做王庭桢的施南知府会同利川知县陈国栋，上下同心协力集资铺修石路，将一条石径终于从山下修到了岭上，并在岭上建一卡门，上书“利川要隘”四字。解放战争时，国民党军宋希濂部一个师败退驻守石板岭，以为天险难攻，不料解放军独立二师的一个团放弃正面强攻，绕道攀登山后的岩壁而突然奇袭，宋部狼狈溃逃如鸟兽散。解放军一举占领石板岭，进而长驱直入利川城，历史掀开新的一页。
利川的山很多，利川就是由一座座山以及山与山之间的缝隙构成，山的缝隙间或是一段峡谷，间或是让人赏心悦目的平川大坝。利川群山的平均海拔高在1800米以上，是名副其实的高山，那山的情状能给人以深深的感动。倘若是平原，即使是海拔百十米的小山也会显得格外高傲，可是利川的山却因为整体足够的高度反倒显得平和坦荡，它们默默然经过亿万年沧桑巨变，温暖地起伏着，以一种宽厚谦恭的姿态耐心地凝视着人间。在它们的怀抱里，人感受到的不是渺小而是一种融合，人因为山的存在而存在，而山因为同人及万物的亲昵而获得了生命最宝贵的意义。
责任编辑易山
往事二题
梁 琴
饥饿的饭勺
从小学课本里，很早就知道了有一条古老的京杭大运河。没想到多年以后，我从南昌移居北京，就住在京杭北运河边。按时尚的说法，叫做“运河岸上的院子”。
每天清晨，沿着大运河散步，都能看见一辆辆满载货物的卡车，挂着冀、鲁、辽的车牌，飞驰向我家附近的“八里桥市场”。市场货物琳琅满目，山东寿光的蔬菜，黑龙江的五常米，内蒙的绿鸟鸡，阳澄湖的大闸蟹，还有台湾的水果，让人眼花缭乱。
隔三岔五，我就和先生上“八里桥”采购，每次都大包小包往回扛，扛不动就打“蹦的”。我对先生说，我们才两个人，就要消耗这么多东西。想想我母亲当年，她一个人要对付10来张嘴（我父亲下放垦殖场整整22年），真不知道，她是怎样用一只旧竹篮子，把一大家子的吃喝搬回家的。靠着父亲78元工资糊口，母亲成天为了一家人的柴米油盐犯愁。倘若母亲活到今天，看见市场上物资这么丰富，不定有多高兴。
60年代初，城市居民按人头供应蔬菜，每人3两。每天凌晨4点钟，母亲把睡在堂屋的三哥叫醒去菜场排队。
从小懂事的三哥，很能体贴母亲的艰辛，即便刮风下雪，也从不让母亲多操一份心，只要母亲屋里的灯一亮，三哥便一骨辘从被窝里爬出来，套件薄绒衣，穿两条单裤，光脚塞进破球鞋里。拿上头天晚上母亲搁在床头边的供应卡，抓起门边的菜篮子，拉开门栓，消失在无边的夜色中……
10岁的三哥，为了全家赖以维生的2斤多包菜萝卜就像一个真正荷戟的战士，被插队的细伢子打过，也打得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