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冀耍澳锇〈蟀 钡睾沤校肭罅斓济前阉畔吕础Ｋ锒苋ィ降饷床遥崂戳肆娇樽嬖谒慕畔隆Ａ跚斓淇吹搅耍唤虐颜饬娇樽└叻闪恕：罄矗锫植辉俳辛耍逞丈涞们喟祝笱鄢焱哦狭似Ｓ忻癖グ蚜跚斓浣欣矗跚斓淙萌税阉锫址帕讼吕矗固吡颂咚担骸叭漳懵瑁∽八溃∽八酪膊恍校 钡人锒押倩ê暗匠。倩ㄅ吭谒锫质迳戏派罂蓿拮趴拮挪畹慊杷拦ァ！�
公安局的人到了以后，问了几份笔录，就空手回去交差了。那头牛当然被宰杀了，八队的群众每家都分到了一块肉。但是，除了小孩子们兴高采烈以外，大人们没有一个吃出滋味来的。
到了“拔钉子”运动来了后，这件事儿才有人写了告发刘庆典的小字报。支书刘庆典为此被抓到县拘留所里，坐了四个月的劳改。回来后，刘庆典又官复原职，因为上级批示，“拔钉子”运动犯了扩大化的毛病。刘庆典虽然一扫从劳改队回来时头发、胡子很长，又黑又瘦的形象，但整个人深沉得多了，对孙家也比以往宽厚了许多，只是见了孙二孬仇恨的眼光，心里总是打寒战。
第12节 游街
孙满仓死了，生产队里分给牛肉时，贵亭叔让保管员刘庆河多给了胡荣花家一倍，并且亲自送去，交给了孙二孬。胡荣花哭着从床上爬起来，把这些牛肉煮熟，用竹篮子盛着，带着孙二孬、抱着孙丫丫到孙满仓坟上，在肉上插了一双筷子，祭奠这个为牛肉而献身的死鬼，再一次哭得死去活来。孙二孬仿佛一下子懂事了，和妈妈一起跪在坟前，哭足哭够，说啥也不让妈妈把这点肉带回家里，三口人就把牛肉埋在了孙满仓的坟前。离开孙满仓的坟没有多远，孙二孬回头一看，见到两只黄狗在扒那块肉，就疯了一般的奔了过去，拿着石头狠狠地砸这两只黄狗，然后搬来了许多块石头，在孙满仓的坟前又埋了一个这块肉的坟头。
对于孙满仓的死，上级和大队干部定性为畏罪自杀，虽然胡荣花成了犯罪分子的家属，支书刘庆典他们倒是没有再难为她。
孙满仓走后，胡荣花心如死灰，万念俱灰，十几天躲在家里，除了给两个孩子做一点饭以外，自己不吃不喝，以泪洗面，瘦得不像人形。过了十多天，胡荣花开始出门以后，脸上晴朗了一些，几个不知深浅的邻居兄弟，试探着给她开玩笑说：“嫂子，快去给满仓哥的坟头扇干，你再锉一榫儿吧（改嫁给本家兄弟）。”胡荣花的脸一寒，扭头就走，到了没有人处，又放声哭起孙满仓那个死鬼来。她想到，自己的命咋这么苦，一个男人炮敲了，一个男人揪死了，连个男人都守不住。虽然说不清两个孩子到底是谁的种子，她心里只认定就是孙满仓的。两个孩子又年幼，自己再苦再难也要把他们拉扯大。为了不让孩子们当“带犊儿”（又叫“拖油瓶儿”），受后爹的气，发誓至死不改嫁。
有好长的一段日子，无论相好们怎么敲门，她不但不开，还咬牙切齿地骂他们，仿佛立志要给孙满仓守节。由于没有了外来的接济，胡荣花一家三口人的日子越过越差。
大约过了半年左右，胡荣花再一次敞开了爱的胸怀。与以往不同的是，她不再是隔一个时期固定一个对象，而是来者不拒，兼收并蓄。条件是相好必须不能空手，凡是不带东西的人，坐上一坐，说说闲话可以，要想上床是根本不可能的，许再大的口愿也不可能让她把裤带解开。也有人“硬上弦”，强拉硬拽的，胡荣花如同愤怒的母狮子，又抓又咬，又哭又骂，让他不能得逞。因此，二孬和丫丫的生活水平要比同龄的孩子们高一大截子，丫丫还把她妈挣来的糖块分给小伙伴们吃。有一次，贵亭叔的孙女刘小芬，拿着一块糖回家给贵亭婶吃。贵亭婶知道了这块糖的来历以后，勃然变色，往粪坑里扔了这块糖，还动手打了自己最疼爱的小孙女。丫丫再一次给小芬糖时，小芬说啥也不要，并且说：“俺奶奶说了，你的糖脏，谁吃了谁的肚子里生虫子！”
常言道：“寡妇门前是非多。”几年来，寡妇胡荣花的门前门后，发生了不少是非。终于，这些在寨子里经常传得沸沸扬扬的绯闻，演变成了闹剧和悲剧。
那是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一个时期，主要是对群众进行阶级教育，大队小学里的教师们到了夜里，就被分配到各生产队读报，教唱歌，教背语录。“东方红”、“社会主义好”大人小孩都会唱得滚瓜烂熟。其中唱得最多的，是一首“不忘阶级苦”的歌，旋律比较优美，寨子里、地里到处飘荡着这首歌如泣如诉的旋律：
天上布满星，
月牙儿亮晶晶，
生产队里开大会，
诉苦把冤申……
唱“忆苦歌”的同时，大队里还组织召开了忆苦思甜大会。说是忆苦思甜，其实无甜可思，主要还是忆苦。大会之前，支书刘庆典专门让支委们挑了几个苦大仇深、能说会道的人在会上讲演。
刘八爷口才好，就被大队干部荣幸地选中了。会上，他上台绘声绘色地讲了过去受地主老财剥削和压迫的苦难，讲到伤心处，哭得十分哽咽。在一片哀伤的气氛中，台下的男人们个个阴着脸儿，妇女们哭成一片。
当讲到他大伯被拉壮丁的惨痛经历时，刘八爷说：“……我伯一看，队伍上几个大兵来抓他，撒腿就跑，后边几个国民党的龟孙子就撵，我伯跑呀跑，跑到了三队下粉条的院子里，后边的枪声炸豆一样地响了起来。我伯知道这里不能躲藏，又翻上了院外的半截墙，刚刚爬了上去，‘砰’一枪，打着了我伯的后腿呀……”
男人群里不知谁小声问：“老八，老八，咋没有打着你伯的前腿呀？”一群人哄地笑了起来，气得支书刘庆典拿起一只鞋敲桌子，厉声责骂群众：“笑 啥笑？你们到底有没有阶级立场？谁再笑给我揪上来！”一群人伸伸舌头，谁也不敢再笑了。
另一个忆苦对象是周老九，周老九是大队小剧团里唱丑角的，平时说话很惹人发笑，这一次却不搞笑。但他讲的苦处，让人越听越不是味道，竟然诉苦诉起了 1960年饿死人的事情，这可是新社会发生的惨剧。诉这种苦，与刘大爷当政时的政绩分不开，显然有点反动。正讲得带劲儿，支书刘庆典赶紧截住了他的话头，让他下去。周老九小踮脚跑到刘庆典跟前，谦虚地问：“支书，请你批评，我哪点讲得不好？”刘庆典不耐烦地说：“下去，下去！”周老九下去的时候，做了个鬼脸，男人们再一次哄笑起来。
各个生产队还组织群众吃了忆苦饭。我们八队队长贵亭叔安排妇女们，到野地里挖了一些叫“刺角芽儿”的野菜。这种野菜吃着有点扎嘴，荒年没有东西吃时，可以用来救命。据说，这东西煞血，现在在大酒店里，当做降血压的补品。当时，我们八队在牛屋院支了一口大锅，加了一些黄豆瓣儿，熬了两大盆少油没盐的菜汤，又蒸了一些玉米面拌些谷糠做成的窝窝头，用的糠不多，吃起来虽然粗糙一些，也比多数群众在家里吃的红薯面窝窝头还要好吃。食堂解散以后，全生产队的人，许多年没有在一起聚餐了，大家聚在一块儿吃的忆苦饭里，好像加入了兴奋剂，男人领着女人，女人带着小孩，你一大碗，我一大碗，不管吃完吃不完，全部采取了抢的手段，还把主攻方向放在主食上，一大箩筐玉米糠窝窝头很快就被抢光了。
忆苦活动很有成效，群众的阶级觉悟全面提高，革命热情空前高涨，全大队掀起了大做好人好事的活动。白天，生产队干活根本用不着再敲钟了，人人争先恐后，一个比一个积极，以前一天干完的农活儿，现在不到一晌就能完成。到了夜里，更是做无名英雄的好时机，街道不知谁打扫了，白天干干净净的，道路上的坑坑洼洼也有人垫平整了。地里如果有当天牛把们拉去的农家土肥，夜里准有人偷偷地撒开了；如果有当天砍下来的庄稼秆儿，夜里也一定有人把这些秸秆儿挪到了地边上，方便牛把第二天拉粪、犁地。凡是夜里干的活儿，没有人承认，当然生产队里也不用记工分，都是没有报酬的义务劳动。
这种局面并没有维持多久，就没有人再做好人好事了。大队新成立了红卫兵组织，开始揪斗“地富反坏右”这些阶级敌人。最初是把一些戴有地主分子帽子的人拉出来，戴上高帽子游街示众。后来，就乱了套，只要有一点劣迹的人，都可以突然被红卫兵拉出去揪斗。
在大做好人好事的日子里，有几个光棍汉做了好人好事以后，偷偷地去和胡荣花苟合。一般说来，胡荣花好像给他们排了班次，没有碰帮的。
这一天，不知怎么啦，已经有人和胡荣花睡下，又去了一个人。这个人用约好的暗号小声敲门，胡荣花一直不开，也不答话。这个人淫心大动，急得抓耳挠腮，越是听不到里边动静越是着急，锲而不舍地敲门，后来改成拍打。时间长了，胡荣花的门哗啦开了，从里边蹿出一条汉子，拉着这个后到的人就往死里狠揍，两个人拉拉扯扯，在胡荣花门前冒着水泡的粪坑里，打成了一团。开始时，两个人都不吭声，只闷声不响地互相击打。胡荣花嫌脏，也没有上前给他们拉架。后来，也不知谁把谁打得痛苦地出了声，这架就打成了明的。正好又有做好人好事的人回来，就趁机多做了一次好人好事，把他们拉开了。两个像泥猴一样的臭人，对劝架的人都说自己是前来捉奸的。人民群众的眼光是雪亮的，没有人肯给他们评理，大家各自回去休息，一夜无话。
到了第二天，人们把这场发生在我们寨子里的中国人的相扑运动，当成笑料说了出去，很快传到了大队部。支书刘庆典和其他几个领导，以及红卫兵司令刘继先觉得这么胡闹，尤其发生在革命深入进行的时期，很不像话，就决定煞一煞这股伤风败俗、干扰革命运动大方向的歪风邪气。于是，红卫兵组织就首先拿胡荣花开刀，把她拉出去游街示众。人们敲锣打鼓，前后簇拥，让胡荣花戴了一顶写着“破鞋女人”的高帽子，胸前挂了一串子破鞋，脖子里拴了一条麻绳，让一个孩子牵着，在寨子里从东到西、从南到北游了一遍。
当天晚上，早已没有廉耻心的胡荣花，却忍受不了这番污辱。她在外边被牵着游街时，一直高昂着头，目光直达天边。回到家里，也没有掉一滴眼泪。唱着小曲儿，先将孩子们哄睡了以后，烧了一盆热水，把浑身上下洗得干干净净，抹了一身相好们送给她的防止蚊叮虫咬的花露水，换上了多年没有穿过的与孙满仓结婚时的新衣服，嘴里念叨着：“满仓啊满仓，我要找你去了！”站在小凳子上，把那条牵过她的麻绳搭在梁头上，拴着了脖子，两脚一蹬，把小凳子踢翻，“咯咯”地笑了起来，笑着笑着就断了气……
第13节 红薯
胡荣花被贵亭叔他们从梁头上卸下来时，衣着整洁，舌头也没有像其他吊死的人那样伸在外边，灰白的脸色清秀安详。多年以后，人们还说，真是奇怪，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好看的“吊死鬼”。
尸体停放在院里她的那两个相好打过架的粪坑前面，用一条新的花格子土布盖着。寨子里的男女老少差不多全来了，看着凄凄惨惨的两个孤儿，挤得水泄不通的人无不动容。妇女们对这个“大众情人”、她们眼中的“瘟神”，早已丝毫没有了往日的嫉恨，人人掬满了同情的眼泪。只有那些斗过她的红卫兵躲得远远的，仿佛做了一件亏心事儿。
贵亭叔组织了八队的劳力们，七手八脚地把胡荣花与孙满仓合葬在了一起。然后，两个孩子的安置，成了一个让人头疼的大事儿。元叔的母亲让元叔去给队里的领导们说一说，情愿领养这两个孤儿。贵亭叔说，只要有人出面，就是一种善举，让元叔一家领养，也是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谁知给孙二孬一说，他说什么也不肯去元叔家。他说，自己已经十二岁了，完全可以照顾妹妹，一定要自己过日子，不给别人添麻烦。其实，这小子有一个不肯说出去的小心眼儿，就是嫌元叔家是地主成分。看他的态度这么坚决，队里的干部只得作罢，不再考虑他们的安置问题。虽然如此，孙二孬还是对元叔一家心存感激。多年以后，他从外地回来，总是要到父母和元叔母亲的坟上烧纸，还出钱治疗元婶的大病，对元叔在大学读书的孩子提供经济上的资助。
刘八爷在忆苦会上所说的六队下粉条的院子，寨子里的人都知道。在寨子的西南角，有一处大院子，既是六队的牛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