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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日，3月24日，我在寓所中，独自一人。埋葬丈夫、照料女儿渡过难关的责任已经正式完成了，我把餐盘统统推开，第一次容许自己考虑该以什么样的方式来重新开始我自己的生活。我给金塔娜打了电话，祝她旅途愉快。她隔日一大早就要飞走了。听上去她很紧张。她每次旅行之前总是很紧张。自童年起，她每次收拾行李总是担心丢三落四。你觉得我在加利福尼亚不会有事吧？她说。我说没事的。她在加利福尼亚绝对不会有事。实际上，到加利福尼亚去，将会是她新生活的开始。挂上电话时，我觉得清理工作室可能是我迈向新生活的第一步。我开始做这件事。接下来一天，3月25日星期四，我多数时间继续在做这件事。那天很安静，我有好几次发现自己在想，我可能走进了一个新的季节。1月，我从贝斯·以色列北院的一个窗口见到东河冰封。2月，我从哥伦比亚长老会医院的一个窗口见到哈得逊河开始解冻。如今是3月，浮冰已然消失，我已然完成该为约翰做的事情，而金塔娜将会身体健康地从加利福尼亚回来。当天下午，时间一点点流逝（她的飞机应该着陆了，她应该乘坐一辆轿车，驶在太平洋沿岸的高速公路上），我已经想象她和杰里沐浴着马里布三月淡淡的阳光，漫步在海滩上。我在〃准确气象〃网站上输入马里布的邮政编码，90265。屏幕上显示出一个太阳，最高温和最低温我已经忘记了，只记得当时觉得很满意，反正那天的马里布天气晴好。
那儿的山丘上应该有野生的芥菜。
她可能会带他去祖玛峡谷看兰花。
她可能会带他去凡杜拉郡海滩吃烤鱼。
她已经安排好某一天带他去阿珍·摩尔家吃午饭。她可能会重游那些童年的旧地。她可能会带他去看看我们为复活节的午餐捡海贝的地方。她可能会带他到蝴蝶飞舞的海边，她曾在那儿学会了打网球，她曾在那儿跟一个祖玛海滩的救生员学会了如何从浪尖中逃生。我工作室的办公桌上有一张照片，是在她七八岁的时候拍的，马里布的阳光将她一头长发照得金黄金黄的。相框后面夹着一张蜡笔写的字条，那是在马里布时她有一天留在厨房的柜台上的：亲爱的妈妈，刚才你打开门的时候，那个跑开的人是我小娜。
那天晚上7点10分，我正在换衣服，打算下楼跟住在这栋楼里面的朋友们一起吃晚饭。我说〃7点10分〃，是因为电话就在当时响起。托尼打来的。他说他马上过来。我看了看时间，因为我跟人约了7点半在楼下见；但托尼的口气很紧急，所以我没有拒绝他。过去十五年来，他的妻子罗斯玛丽·布列斯林患着一种无法确诊的血液疾病。约翰去世之后不久，她进行了一种试验性疗法，身体变得越来越差，时不时需要住进斯隆·凯特灵纪念医院。我知道大教堂那漫长的一天以及后来和家人的相处损耗了她的心神。约翰正要挂电话，我阻止了他。我问是不是罗斯玛丽又住院了。他说不是罗斯玛丽，是金塔娜。就在我们说话的时候，纽约时间7点10分，加利福尼亚时间4点10分，她正在UCLA医学中心进行紧急的神经外科手术。
8
他们下了飞机。
他们提取了共用的行李袋。
当时杰里提着行李袋走向租车处，在金塔娜前面穿越到达车道。他回头望。时至今日，我仍不知道他怎么会回头看。我从没想过要问他。在我想来，那是一个你听到有人在说话然后听不到了所以你回头看的例子。生活瞬间改变。寻常的瞬间。她仰面躺在柏油路上。他打电话叫了救护车。她被送到UCLA。杰里说，在救护车中，她是醒着的，头脑清楚。到了急诊室她才开始抽搐和失去控制。一支手术队伍开始行动。他们给金塔娜做了一次CT扫描。等到他们开始给她做手术的时候，她的一个瞳孔已经固定了。另外一个瞳孔在他们把她推进手术室时就固定了。他们不止一次对我提起这一点，每次都在强调病情的危急和他们干预的关键性。〃当时有个瞳孔固定了，另外一个在我们推她进去的时候就固定了。〃
第一次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不知道他们告诉我的事态有多么严重。第二次我就知道了。施尔温·纳兰德在《我们如何死亡》中，提到他还是一个医学院三年级学生时，曾见到一个心脏病人的死亡，那人的〃瞳孔已经扩散，张得大大的，固定不动，显示他的大脑已经死亡，而且显然对光线再也没有反应了〃。也是在此书中，纳兰德医生说到有个病人在医院中心跳骤停，一支抢救团队几经努力，却终告失败。〃这些顽强的青年男女看到，他们的病人的瞳孔变得对光线毫无反应，然后慢慢变大，直到变成两个固定的极其漆黑的大圆圈。这个团队不情愿地停止施救……病房中弥漫着失败之后的丧气氛围。〃2003年12月30日，纽约长老会医院的急救人员在我们客厅地板上看到约翰的眼睛时，他们见到的也是这种情况吗？2004年3月25日，UCLA的神经外科医生在金塔娜眼中见到的也是这种情况吗？〃极其漆黑？〃〃脑死亡？〃他们是这么想的吗？我看着一份UCLA当天所作的CT扫描的报告，依然晕了过去。
扫描显示右脑硬膜下血肿，伴随有严重出血的迹象。不排除有活动性出血的可能。血肿造成右脑显著的大面积损伤、大脑镰下疝和沟回疝，三脑室中线自右向左移位19毫米。右侧脑室几乎完全消失，左侧脑室出现卡陷的早期症状。中脑受到中等程度到显著程度的压迫，脑干周围池消失。后脑镰、小脑幕有轻微硬膜下血肿症状。脑额叶右下侧有轻微脑实质出血和前房出血症状。小脑扁桃体和枕骨大孔处于同一水平。头骨没有骨折症状。顶骨右部头皮大面积血肿。
2004年3月25日。纽约晚上7点10分。
她刚刚从医生说〃我们仍不知道病情会如何发展〃的地方出来，现在又回到了那儿。
我当时只觉得事情依然无可挽回。
他们可能告诉了杰里，杰里还没打电话给我，他可能正在迫使自己吸收这个噩耗。
她可能已经在去往医院太平间的途中。
独自一人。在滑轮病床上。和一个推动滑轮病床的人。
我已经想象到这个场景，也想起了约翰。
托尼来了。
他把在电话里对我说过的话又说了一遍。他接到杰里从UCLA打来的电话。金塔娜在进行手术。杰里在医院手术等候区的大厅之中（UCLA正在盖一座新医院，这一座年代久远，而且病人太多了），打手机就能找到他。
我们打电话给杰里。
刚刚有个外科医生走出来通知他手术的进展。手术团队现在〃相当有信心〃，能让金塔娜〃离开手术台〃，但他们无法预料手术后她的状态如何。
我记得当时自己认为这是一种更加乐观的看法：那间手术室原来传出的消息是那个团队〃没有十足的把握能让她离开手术台〃。
我记得当时想理解〃离开手术台〃这几个字，可是不知道它究竟是什么意思。他们的意思是活着吗？是不是他们说了〃活着〃但杰里没有说出来？不管怎么样，我记得自己心里想，她当然会〃离开手术台〃。
当时可能是洛杉矶时间4点半、纽约时间7点半。我不知道到这个时刻手术已经进行了多久。现在我知道了，因为那份CT扫描报告显示扫描时间是〃15：06〃，洛杉矶时间3点06分，也就是说她的手术才进行了大约半个小时。我拿出一本《航班指南》，看看当晚还有什么航空公司的班机飞往洛杉矶。三角洲航空公司有一班晚上9点40分从肯尼迪机场起飞的班机。我正想打电话给三角洲航空公司，但是托尼说，他认为手术尚未结束，最好还是别去坐飞机。
我记得自己没有说话。
我记得自己把《航班指南》放在一边。
我给洛杉矶的蒂姆·鲁滕打了电话，请他到医院和杰里一起等待。我给我们在洛杉矶的会计吉尔·弗兰克打了电话。他自己的女儿几个月前在UCLA急诊室做了神经外科手术。他也说他会到医院去。
我所能做的，就是这么多了。
我在厨房摆好了餐桌，托尼和我吃了一点从圣约翰大教堂回来后家人聚餐吃剩的红酒鸡。罗丝玛丽来了。我们坐在厨房的餐桌旁边，开始讨论，我们将讨论的内容称为〃计划〃。我们刻意使用了〃意外〃这样的词汇，好像我们三个人都不知道〃意外〃是什么。我记得给厄尔·麦格雷斯打了电话，问他我到洛杉矶能否住他的房子。我记得我说的是〃如果我需要的话〃，这也是精心编造的词语。我记得他直接打断了我的话头：他第二天正好要坐朋友的飞机去洛杉矶，我可以跟他们一起走。午夜时分，杰里打来电话，说手术已经结束。他们现在要再做一次CT扫描，看还有没有出血的地方被他们漏掉。如果还在出血，他们会再进行一次手术。如果没有出血，他们会做进一步的治疗，在腔静脉植入滤片，阻止血栓进入心脏。纽约凌晨四时许，他又打电话来，说CT扫描表明血止住了，他们已经植入了滤片。医生跟他说起手术的情况，他把医生的话都告诉我了。我做了记录：
动脉出血，血从动脉喷出来，像喷泉一样，房间里到处都是血，没有血栓。
大脑被挤向左边了。
4月30日深夜，我从洛杉矶回到纽约，在厨房的电话旁边的一张日用品清单上看到这些笔记。现在我知道〃大脑被挤向左边〃的术语是〃脑中线移位〃，我当时并不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但隐隐觉得她的情况已经不妙了。五个星期之前的那三月的一天，我还以为我需要给金塔娜准备依云矿泉水、糖蜜、鸡汤和亚麻籽粉。
看书、学习，把麻烦找出来，去看看书中是怎么说的。
要找的主题已经确定了。
手术隔日早上，在去蒂特波罗机场坐飞机之前，我在互联网上查找了〃固定和发散的瞳孔〃的信息。我发现人们管这个叫〃瞳孔散大〃。我查看了波恩医科大学神经外科系研究人员所写的一份论文的摘要。他们对99个单眼或双眼瞳孔散大的病人进行了跟踪研究，总体死亡率是75％。在过了24小时之后还活着的25％中，15％的情况属于格拉斯哥预后评级中〃效果不佳〃一项，另外10％则属于〃效果良好〃。我转换了这些百分比：99个病人中，有74人死亡。活下来的25人中，过了两年之后，有5人成了植物人，10人严重残疾，8人行动不便，2人完全康复。我还了解到，固定和发散的瞳孔意味着第三颅神经和脑干上部受损或者遭到压迫。接下来那几个星期，〃第三颅神经〃和〃脑干〃出现的频率远比我想听到的次数要多。
9
我记得第一次在UCLA的重症监护中心见到金塔娜时，我低声对她说：〃你不会有事了。〃我在这里，你不会有事的。为了动手术，医生把她的半边头剃光了。我能看到那道长长的切口，还有那些弥合切口的金属钉子。她又只能通过一根呼吸管进行呼吸了。我在这里。一切都好了。
等到她终于能开口说话那天，她问我：〃你什么时候就得走？〃她说这句话的时候很吃力，脸上绷得紧紧的。
我说除非我们两个一起走，否则我不会离开。
她的脸松弛了下来。她又睡着了。
那几个星期间，在我看来，这是自我们从圣莫妮卡的圣约翰医院把她带回家那天以来，我许给她的一个重要诺言。我将不会离开。我将会照顾她。她将会好起来。我还想到这是一个我无法实现的诺言。我没办法永远照顾她。我没办法永远不离开她。她已不再是个孩子。她已成年。这些是所有的母亲所无法阻止或者解决的事情。除非她因为某些事情而夭殇，比如贝斯·以色列北院发生的事情就差点要了她的命，除非她在UCLA不治身亡，否则我会在她之前离开人世。我记得在律师的办公室讨论时，我曾被〃先死〃这两个字弄得心情抑郁。我不能让这种情况发生。每当和律师讨论过之后，我总会以一种新的眼光泰然看待〃相互的灾难〃这个词组。然而，有一次，我从檀香山坐飞机到洛杉矶，飞机颠簸得厉害，我想象到这样一种相互的灾难，却无法接受。在我的想象中，飞机将会坠毁。奇迹般地，她和我将会在坠毁中生还，抓着飞机的残骸，在太平洋中漂浮。我面临一个进退维谷的困境：我当时正来月经，血液会引来鲨鱼，所以我只得抛弃她，独自游开，留下她一个人。
我能做到这一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