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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la galib，illa Allah
没有胜者，除了真主
我不能复述当我拉住人问、翻开本查、心和手都颤抖着，突然读懂了那句箴言的时候，浑身袭过的震动。后来写那篇《谁是胜者》时我曾经竭尽一试，但是写之前我就明白用笔墨为手段是徒劳的，无论是对含义还是对现场的实感。后来，已经不仅是在宫殿里，包括在远离了西班牙、包括在中国度世的日子里，我总觉得冥冥中自己目击着一种象牙般的浮雕，随着光线明暗和境遇变移，它用优美的曲线，无声地向我说：
Wa—la galib，illa Allah
没有胜者，除了真主
我激动万分。我几乎想大喊出声，几乎想跳进水池。不仅因为我突兀地与它遭遇，而且为着我居然读懂了它。其实我的肚子里只有几十个单词，但不可思议的是就因此我看见了和懂了！这太巧了也太危险了，Wa是起誓词，la是否定词。Illa是一个穆斯林必知的副词，而Allah是无限的存在。我怎能想象自己能读懂这样的一句呢？我又怎能想象——我在全然不懂的情形下离开阿兰布拉呢？……黄土高原小村的夜读浮上心头，但那时谁敢料想今日的结果！……我恨不得扯住谁倾诉，但震颤嗫嚅不得话语。那是一次特殊的体验；它要求的不是解说而是自己攫取。需要视觉、经历，还有三个单词互相碰撞，才可能遇上这一刻的欣喜。而且不是对每一个人；若是正宗的阿拉伯人反而未必能获得我的感受，因为这个短句他们一定从童年就听得耳熟了。反之，若是个一张白纸的非穆斯林，突破自然和建筑的甜美暧昧之后再面l临这个短语——无疑那将是一项艰难功课。我为自己庆贺，体验已酷似奇迹。但我又只是一个慕名而来的旅人，能做的事，只是一遍遍地读着门上、梁上、窗上、廊上、石狮身上和天花顶上的它，在沉默的狂喜中，度过阿兰布拉的时光。
就这样我把最后一个单词也学了。确实galib是个并非重要的词汇，特别正值一个懦夫演出胜者的时代。但是若全世界都拒绝时代强加的结果，那也就意味着世界在等待着更合理的胜利。illa Allah，谁能究明这个含义无限的词汇？只有希望、只有和平、只有理想，也就是说，只有真主。我发现，每个欧洲游客都凝神端着无线解说器，他们的神情肃穆而专注。象牙般的四壁依然柔美，廊下的绿树仍旧葱茏。Wa—la galib，illa Allah……泉水淙淙地清脆响着，目光所及之处，浮雕的箴言展现着一道哲学或神学的考题——谁都知道它早已不限于伊斯兰教范畴——这时我理解了欧洲人为什么涌向这里。他们每个人都缓缓挪着步子，头部一动不动，他们沉浸在娓娓流入耳际的解说中，样子那么有趣。究竟什么是Allah？我猜他们正努力地思索着，调动着自己的宗教修养，企图解开道理中的难点。
Illa Allah，近似读音是：印兰拉。Ilia Allah，惟有真主。摩尔人在显示古老的本色，阿兰布拉在亮起它的眸子。真是这样，四顾横溢世上的不义，每个人都想说：从来就没有谁是胜利者。但究竟什么是Allah？我和他们摩肩并踵走在一起，我们都沉入了幻境，迎着包围的魅人境界。我甚至觉得也许他们会比穆斯林理解更深，因为这是一种一神论的世界认识。印兰拉，印兰拉，Wa—la galib，illa Allah，没有胜者，除了真主，这句话闪亮着，围绕着每一面墙壁和每一个角落。
让人羡慕的华盛顿·欧文当然也读懂了这句箴言。他正如他，在书中不仅热情地赞美，而且记录了这句铭文镌刻始末的，就是生在十九世纪的他。读了欧文的书以后人们知道，当征伐同类的阿尔·艾哈麦尔凯旋归来，在阿兰布拉宫门前受到人们欢呼的时候，这位常胜王心情黯然。他说，我怎么能算什么胜利者呢，要知道，没有胜者，除了真主！……他下令把这句话刻在宫殿里，作为纳赛尔王朝的座右铭。
而在堀田善稦的两本书里，我没有读到关于胜者铭文的段落。
我不太敢相信。
十数年时光孤注一掷，从巴斯克的小村到格拉纳达的阿尔巴辛，一连十几次住进西班牙，那样地倾倒于这个国度难道会不知道这句铭文？……若是真的就太可惜了。但字里行间的信息，又使我觉得这不是不可能的。
我心里浮起一种难以名状的同情。堀田善衔是一位真正的作家，不仅心怀正直，而且具有超人的敏感。
其实堀田留下了一些奇怪的笔墨。除了他鬼使神差地描写了三个蒙面摩尔女子、入神地凝视她们悦耳的欢笑之外，他还这样捉摸自己的心境：
在科尔多瓦或格拉纳达，我发觉自己总是被某种淡淡的悲哀感觉控制着。那悲哀，我想也许由两方面的东西组成。
一是每逢一事，总痛感自己文明享受能力的狭窄。还有另一方面的感慨。无论从青春时代就与之相遇的西欧文明，还是形式上与之竞争的亚非等国所谓第三世界文明——对它们的关心，混合着自己内在的对美与艳的要求，这一切，难道要把留年六十的自己，领到最终为之迷恋的地方去么？……
这样踌躇诉说的内衷，读着译着都很费力。但它掏出的一颗心，是真挚和鲜活的。“痛感自己文明享受能力的狭窄”，“到最终为之迷恋的地方去”，他竟然这样剖白表露。在日本滞留时没有认识他真是遗憾。我理解他的每一个字，可惜在中国难得这样的朋友。在阿兰布拉的时间若是能与他共度，若是我们能谈谈对那句铭文的感受，该是多么好啊。
结束语
在2003年离开格拉纳达的前夕，漫长的冬季就要过去了。
又一次三个月的寻觅求学，一步步接近了尾声。我心里充满想留下一点纪念的欲望；不知该用图画、用文章，还是做一件什么事。
和Al Hamra的相遇，隔了四年又实现了一次。
天色阴郁，但裂着缝隙。雪白的云团和蓝净的晴空，露出在vega的滚滚铅云之间。我们奢侈地，又一回登上了阿兰布拉尽头的棱堡城
头。美丽的内华达山低低地露出雪顶，背后的阿尔普哈拉斯群峰峥嵘。
讲清这次求学的体会并不容易。我对西班牙文物人员的修复作业和他们真真假假的手笔，如今是挑剔的。我很怕他们过度的主动，破坏了红宫的真实。这个原因使我重视华盛顿·欧文的作品，以及描绘阿兰布拉的一批十九世纪铜版画。但年代的标尺还是清晰的；在阿拉伯人营造宫殿的时代，罕见的美确实被创造了。
阿兰布拉，阿尔·罕姆拉，Al Hamra，它矗立在格拉纳达城的中央，统率着阿尔巴辛的窑洞，俯瞰着老城秘巷的市场（sogo）。它象征着一种文明的都市，它遥领马格里布和更远的东方。它的余韵至今在安达卢西亚飘扬不散，如血液一般潜伏于西班牙的身体之中。
但是，毕竟格拉纳达的一代繁华，无法与科尔多瓦那种照亮世界的贡献相比。令人神往的格拉纳达，它只是中世纪欧洲的一抹晚霞。黑夜就要降临了，穆斯林就要退回东方。在离开之前，他们给西班牙要留下怎样的告别礼物呢？
过去已经有过数不清的馈赠：从灌溉农业到一颗砂糖，从思想传统到一柄吉他。在农业、作物、工艺、语言、哲学、建筑……在一切有形无形的领域里，安达卢斯时代提升了整个西班牙的文明。如今它要离去了，它想留下一件可以触摸、如一篇别辞般的东西。
这就是阿兰布拉，它将陪伴未来的西班牙。
它不仅是第一摩尔遗迹，也是东方在欧洲的第一遗迹。精致的奢华遗产，如留下的一个标尺或符咒。人们都说，在军事中失败的摩尔，在文化上又赢得了胜利。确实，败者和胜者的界限是那么模糊，它们常常互相转换。
耳际的无线解说器在讲着最后的一段。
它动员每一个来客都发挥主观；说只要你有足够的想象力，那么心里就能出现更壮观的阿兰布拉。而我只是记住了那句箴言。它是我旅行两海的结语，是我从安达卢斯——穆斯林欧洲带回的礼物。
一支旋律。从雪山到坡麓流淌不息。它与我们一起，在等着这一天的最后结束。紫红的火烧云燃遍了蓝空，这里呈现的伊斯兰，是辉煌灿烂的。我最后望着那句铭文，它高悬壁上，如谜如谶，漠视时间在脚下的流淌。我舍不得离开它。真的，它已经是世界穆斯林的、也是世界史的一个复杂情结。
最后几天我们去了周边。富饶湿润的vaga，留着城堡的石头孤山，还有背后升起的雪岭，我们把一个个在人的历史上留下了痕迹的地点逐个看过。我们想获得完整一些的格拉纳达印象；因为向西班牙告别的地方，向整个安达卢斯告别的地方，应该在这里，格拉纳达。
车驶离格拉纳达市区以后我们就攀住车窗，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后面。道路像一条飞闪的带子，山脊上红褐色的阿兰布拉宫殿的影子，在视野中渐渐远去。田野、山脉、隔着的海，景物依然使人惊奇。车里响着一曲嘶哑的弗拉明戈，摩尔式的旋律回肠荡气。也许就是为了让人靠近真知——如此的地理和自然、还有历史和人心，才汇聚到了一起。
待到有了余裕的时候，我会再来这里小住。在阿尔巴辛找一个窑洞住下，再结识几个吉普赛或摩洛哥的朋友。去阿尔普哈拉斯远足，到萨洛布雷尼亚看海，吃遍每一种不同的橄榄，研究每一处宫殿的铭文。我想若从这儿观察世界，也许会获得有趣的视角。生活在这里非常接近魔幻，人会自比一个留下的摩尔。
终于我接近了堀田的心境。我也要怀着对世界的关心，哪怕身心疲惫，到自己最终被迷醉的地方去。这也是我天性中的、一直在内里鼓动的热望。
完稿于2004年5月
曼德尔施塔姆：昨天的太阳被黑色担架抬走
北 岛
一
我是从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中头一回听说曼德尔施塔姆（Mandelstam）。这套四卷本的回忆录，几乎是我们那代人的圣经。爱伦堡是俄国作家，十月革命前被放逐巴黎，他见证了若干历史事件和人物，包括二十世纪众多伟大的作家和艺术家。
我们至今都不知道，是哪只手浑水摸鱼，在这套专为高于阅读的内部读物（即所谓黄皮书）中，选上包括《人·岁月·生活》在内的近百部世界文学的现当代重要作品的。后来赶上文化革命的混乱，最终落到我们手中。我常为我们这一代感到庆幸，若没有高压和匮乏，就不会有偷尝禁果的狂喜。如今我走进书店，为自己无动于衷而恼火。波兹曼在1985年出版的《娱乐至死》一书中说：“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强行禁书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失去任何禁书的理由，因为再没有人愿意读书。”“一切公众话语都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娱乐成为我们的文化精神。”
在高压与禁忌的年代，《人·岁月·生活》成了我们窥视世界的秘密窗口。这书我不知读了多少遍，由于四卷并非按顺序到手，那阅读方式特别，像交叉小径，就在这小径上我和曼德尔施塔姆不期而遇。
说到《人·岁月·生活》，让我想起赵一凡，我是从他那儿借到这套书的。在北京，他家是禁书和地下文学作品的集散地之一。我是通过我的邻居和一凡结识的，时间大约在1971年。一凡的岁数至今都是个谜，估摸长我十来岁。他自幼下肢瘫痪，嗓音尖细，脑袋硕大无比。初次见面的印象是混乱的，他似乎既羞怯又自持。那时友谊往往取决于政治上的信任程度，而我们并没做任何政治试探，一下就谈到文学和书，就像对上了暗号。我把我的诗给他看。他让我把诗留下，并答应帮我找书，包括《人·岁月·生活》。
他和家人住同一大院，在后院另有自己的小屋，很僻静。一凡行动不便，还是常骑车外出。那时没有电话，每次撞锁，我就在他门口的信箱留个字条。即使一凡在家，我也并非总是幸运的。他会摊开厚实的手掌，慢吞吞告诉我，书还没到他手上，让我过几天再来。好在那时人有的是耐心。
《人·岁月·生活》是1960年在苏联出版的，那时曼德尔施塔姆尚未平反，故有的地方闪烁其辞，特别是他生命的结局，爱伦堡只提了一句：“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1938年春在莫斯科。”曼德尔施塔姆仿佛身披黑色大氅，在交叉小径上消失。
爱伦堡这样写道：“我们俩都生在1891年，奥西普·埃米利耶维奇比我大两周。我听他读诗的时候常想，他比我聪明，比我年长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