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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最高峰。”魁北克省的肺结核病人百分数比加拿大任何其他一省都高。病人的数目超过各医院和疗养院所能容纳的人数。生活水平最低的一省肺结核病人比率最高。在全国，在城市贫民区和破产的内地农村，成千上万的人慢慢地死于肺结核，甚至还不知道自己得了这种病。
为什么如此？就在他继续发挥早期肺压缩理论的时候，这问题使他感到不安。他寻找答案的时候找到了另一种正在全世界蔓延的疾病——一种比结核杆菌更易致人于死地、比中古的霍乱传染起来更加迅速的疾病。
像任何其他严肃的医生一样，他一向知道肺病的根源是贫穷。但是现在，不知为了什么缘故，贫穷似乎到处蔓延，源源不绝地产生肺结核病症，他和其他医生每治好一个病人就又有十个新的病人。现在他提出问题以后，解答把他引上了许多新奇并使他不安的道路。
报纸上满篇都是危机、萧条、破产、失业、救济、争论。1929年10月，纽约股票市场有过一点波动，然后就比波动厉害得多了。当然喽，没有必要过分惊慌——人人都那样叫别人安心——但是许多银行、工厂、矿山，没有过分惊慌，却像纸牌砌的房子似的破产了，而那些高唱“慎重的乐观”的人士一个接一个地从他们的华尔街办公室的高窗口跳了出去。
白求恩当然早就知道，经济上出了些小毛病，大家因此议论纷纷；但是据经济学家们说，那只是一种周期性的事情，不久自己就会解决的。然而，五年已经过去了，什么也没有解决。这位下了决心来医治肺结核的医生烦闷了起来，深怕他的一切美妙的理论虽然在手术室里非常实用，却正在手术室外遭受到破坏。
一百万人，加拿大总人口的十分之一①，依靠政府的救济过活。白求恩读到了失业者的生活水平的报道，发现失业者的家庭依靠大人每星期一元二角、小孩每星期八角的政府津贴过活，这种情况使他大为愤慨。那明明是荒谬的事，非得改变不行。但是当他那么说的时候，同事们看着他就仿佛他有点儿发疯似的。难道他不知道到处都是一样吗？他发现确实也是如此。总统们和部长们高谈着“近在眼前的繁荣”，而失业、破产和恐惧却深入到大陆的每一个角落。到处都是动乱和崩溃：在西班牙，普里姆·德·里维拉①用军事独裁的方式进行着统治；在德国，一个怪物和一个奇怪的运动，希特勒和国家社会主义，夺取了政权；在中国，蒋介石正在忙着用屠杀异己分子的方法来减少人口；在日本，一个军国主义的集团做着统治全亚洲的迷梦。
① 1952年加拿大人口已经超过一千四百万。——原注
① 里维拉（1870—1930），西班牙独裁者（1920—1930）。——译注
在白求恩看来，仿佛全世界患了一种集体疯狂病。黑夜好像就是白天，而白天却永远不来。“勒紧你们的裤带，”大腹便便的内阁发言人发出这样的忠告，而到全世界的失业人数达到四千万的时候，他们就停止统计人数了。他们说这完全是一个生产过剩的问题，但是到处人民却什么也没有。
他注意到全世界都有一种令人不安的矛盾。几百万人没有衣服穿，而美国却把地里的棉花翻耕入土。几千万人挨着饿，而加拿大却把小麦烧掉。街角上有人讨五分钱买一杯咖啡喝，而巴西却把咖啡往大海里倒。在蒙特利尔的工人区，孩子们由于软骨病而生了罗圈腿，而美国南方的橘子却成车地被毁掉。加拿大医学会的主席也发出了这样一个警告：除非采取紧急措施以医药供给大多数无力付款的公民，并维持无力免费治病的医生，加拿大医界和加拿大人民将遭遇到严重的灾难。
一天晚上，白求恩站在他的公寓小客厅里的画架前面，懒散地涂抹着，想从俯临着比弗楼广场的大窗口把夜景画下来。这些大窗口是他自己装的，代替了原来光线不足的小窗口。夜晚他可以向外眺望，看到比弗楼山脚下城市的低洼区域、港里的灯火以及集中在公寓南面和西面的巨大的摩天楼。从他的窗口可以清楚地听见圣劳伦斯河上拖轮的哀怨声。北面是圣凯瑟琳大街，那是城里最热闹的街道，再过去是高耸的皇山。他经常站在那儿，感受着周围的城市，现在他想把他的感触在画布上画下来。
他涂来涂去，因为对已经画好的不满意，于是换上一块新的画布。然后他在打字机面前坐了下来。他已经在心里盘算了很久，要把那些使他感到苦恼的种种怀疑和恐惧写下来。他想到进入他的病房的数以百计的人们，真不知道他们的表格上应该注明“肺结核”还是“贫穷”。在特鲁多的时候，他好像认清了外科疗法是解决肺结核的办法。现在好像什么也不清楚了，除了……对啦，至少有一件事好像是清楚的。
《手术刀就是武器——白求恩传》第一部分第二部 敌人——肺结核（6）
他写道，肺结核是人体对一定的环境的一定反应。可是，这话并不新鲜；必须说得更明确一些。特鲁多曾经说过：“富人有富人的肺结核，穷人有穷人的肺结核。”他想，那是现在需要再说一遍的话，而且必须大声疾呼。“富人有富人的肺结核，穷人有穷的肺结核。富人复原而穷人死亡。这很简明地说明了经济学和病理学的密切关系。”人体患肺结核的情况正在蔓延。“让他们继续在这种环境里待下去，那他们一定会死亡！”
每年都有许多男女老少死于肺结核。他无从帮助他们。作为一个外科医生，他从来连见也没见过他们，而且即使事实上能找到足够的医生来医治他们，以后还会有其他的人从同样的家庭、同样的街道、同样的城市产生出来。有发出一个警告的必要！
“今后五年中住满我国疗养院的不治的肺结核患者现在正带着早期而可治的肺结核在大街上行走，在案头上工作……肺结核患者因为缺少时间和钱而死的，比因为缺少对肺结核抵抗力而死的要来得多。穷人是因为活不起而死的。在这里，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压缩治疗专家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他以一种苦闷的心情，把已经写下来的重读了一遍。他懂什么经济学和社会学？他一生大部分的精力都花在当外科医生上；作为一个外科医生，他能医治的是人的身体，而不是那个叫做社会的乌七八糟的鬼东西。他继续写下去：“作为医生，我们不能改变使人易受感染和再感染的外界环境力量。贫穷、低劣的食物、不卫生的环境、和传染病灶的接触、过度的疲劳以及精神紧张，都是我们所不能控制的。如何在这些方面进行根本而又彻底的调整，那是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的问题。”①
① 这篇文章后来发表在《加拿大医学会学报》上。——原注
这篇文章他反复地读了许多遍。它说了什么新鲜而有价值的话吗？不然他是不是又在向一条死胡同里钻？
他对于刚写的文章，对于他自己，对于一切，都觉得不满。或许他只是在他不了解的事情上想得太多吧。他走回画架前面去。
他以惊人的速度一直画到深夜，原先沮丧的心情渐渐消失了。画完以后，他觉得很累，但是很轻松。他离开画架站着，满意地端详着他的作品。
画布中央是一个印象派的上帝，正义和公正的强有力的化身。在他前面站着一个外科医生，谦卑地、害怕地等待着最后的判决。他曾在世界上医治过的男男女女的幽灵围绕着他，指着他，控诉他，满怀痛苦和愤慨在向上帝呼号。
在画布的背面，他用铅笔写下了画名：《最后审判日的外科医生》。
十四
他已经成了一个成功的外科医生，社交界的红人，有结婚条件的单身汉，无休止的晚会上的贵宾。趋炎附势的人、玩世不恭的人以及社会名流都追逐他，可是一旦追到以后又觉得他不可理解了。
对于他的一些同事，人生的支柱是一个舒适的家、抵押借款的偿付、保险以及越来越多的存款。在他们看来，他浪费得惊人。他挣很多钱——花得干干净净。就连弗朗西丝，经过这么许多年以后，也还对他的一些礼物感到惊讶不止。只要他中意的东西他就买，不管价钱多少。他尤其照顾蒙特利尔的艰苦奋斗的青年艺术家，他们的作品如果中他的意，他一见就买。对于那些因为他花钱太随便而觉得不安的人们，他有一个现成的回答：“钱嘛，无非是交换的媒介而已。”
在碰到一个专爱吹嘘他的职业的同行的时候，他喜欢说外科医生和铅管匠没有什么区别，只是他并不总像铅管匠那样地熟练。如果和一群使他厌烦的人在一起，他会毫不客气也不找托辞就离开。有一次，在他典型地突然光临又遽然离开以后，一个朋友无可奈何地说：“认识他这样一个人实在太累人。”
他在比弗楼山上的公寓房子布置得相当奢华——早先在伦敦的享乐主义时代的回声。家具是他自己设计的。画儿包括他自己的和许多加拿大青年美术家的作品。每个房间里都堆满了书。艺术品、地毯、窗帘都是从色彩、图案和质地的观点选择的。但是正像他的翻领毛衣是对他的一本正经的客人的晚礼服的讽刺一样，他独有的一种幽默的特质也使他家的华美的外观变得轻松一些。他的各种文凭——医生们常常精心地挂出来作为自我宣传用的东西——都挂在浴室的墙上。
在伦敦的时候，白求恩开始收藏艺术品。这是他在蒙特利尔的公寓，墙上挂满了他买来的画。在这里的艺术圈子中，他已十分有名。
只要是他喜欢的东西，他没有嫌贵的。然而朋友们都知道，所有他喜欢的东西，他没有不乐于和人共享的。他的可观的藏书每一本里有一张设计得很简单的贴头，上面写着：“这本书属于诺尔曼·白求恩和他的朋友们。”他对书如此，对家也一样。在盆困中苦干的无名艺术家，在当时加拿大艺术所处的状况下只能梦想筹足钱去纽约或是伦敦的演员，还没有享受过经济保障的聪明年轻人——都在欢迎之列，大家也都看得出，在招待他们的殷勤好客之下有着真正的情意。有时他们来到的时候他正在卧室里换衣服。于是他们看他的书，听他的唱片，然后他出来，愉快地说：“我现在出去看一个病人。冰箱里有吃的，浴室里有酒。我不在的时候你们好好玩吧。”
他用萧伯纳式的俏皮话抨击起所有权造成的自满情绪时甚至使他最亲近的朋友也吃惊。一天晚上，一个和他的朋友一起到他公寓里来的年轻小姐爱上了窗上的两幅鲜艳的窗帘。那是用血红色的平绒做的，又长又宽。
“你喜欢这窗帘吗？”他问。
“美极了！”
他拿起一把剪子，把其中一幅窗帘的一半剪了下来，然后扔到房间那一头给她。“我亲自选的，”他说。
“你这是干什么！”她喊道。
《手术刀就是武器——白求恩传》第一部分第二部 敌人——肺结核（7）
他瞟她一眼，心里暗自觉得好笑。“我给了你一点你所喜欢的东西。还有什么？”
爱讲闲话的人——以及和他不大接近的人——往往大惊小怪地谈论他跟女人耍的“怪花样”。在拘谨的人看来，他的态度太直率而且常常使人觉得太窘。他以欣赏的眼光来看所有在路上遇到的漂亮的脚踝。无论在大街上，在客厅里，还是在饭桌上，他讲话都一样地没顾忌。“多精采的大屁股！……”“这骨盆生小孩儿多棒！……”“这脊背做起胸廓成形术来多美！……”
作为艺术家、医生和人，他爱美貌。但是女人的精神比美貌更引起他的兴趣。他有一次问一个同行，吓了那人一跳：“你从来没有和一个女人在一起腻味得非跟她勾搭不可？”
当时有一个漂亮的好莱坞电影明星，芮奈·阿道勒。她患肺结核的时候①，白求恩为她设计了一个特殊的用于膈神经切断术的项圈②。她说，他们在动手术前后的谈话改变了她的一生。在她病愈后写给他的一首贴切的诗里，她说她现在把生活里一切有意义的东西都归功于他。
① 他是在亚利桑那州塔克森市给阿道勒小姐做的手术。——原注
② 这项圈是掩盖疤痕用的。——译注
关于女人的“特殊的精神”的理论使他生气。“女人被奴役得太久了，”他往往说，“我讨厌那些想要继续‘解释’女性精神的白痴。女性的精神是人的精神。在非人的状况之下，它一定受损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