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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基督教神话中的七大天使之一，见《圣经》《但以理书》第八、九两章。——译注
《手术刀就是武器——白求恩传》第二部分第三部 敌人——法西斯主义（11）
②见《圣经》《创世纪》第十八、十九两章；这两个城市的居民罪恶深重，被天火毁灭。——译注
我弯下身子，隔着那孩子的发抖的身体去瞧塞斯。“他们说得对，”我说，“现在再往前走是毫无意义了。只有一件事是我们能做的——尽量设法把这些人带到阿尔梅里亚，能带多少就带多少。我们得把车后面装的东西都卸下来，腾出地方，这些东西交给头一辆过路的救护车带走。我们只带孩子……”
我们在这狭窄的路上把卡车掉过头来，卸下器械和储藏的血液，随后我就打开卡车的后门。一阵兴奋传遍我眼前的难民，他们都在等候这个机会，可是没有一个敢希望轮到这个机会。我仔细地看了看卡车，估计一下能容纳多少人，随后就跳到地上。“只带孩子！”我宣布道，但是在那乱糟糟的喧嚷声中我的话没人听见，而我却被涌上来的人们推到后面去了。现在，走向安全的门户打开了，每个难民都仿佛认为错过眼前的机会，就再也不能得救了。在他们的疯狂的进攻之下，我一面往后退，一面甩开胳臂挡住了开着的车门。“只带孩子！”我拦住他们，愤怒地喊道。“孩子！只带孩子！”塞斯急忙跑到我身旁来帮助我。
“我们怎么办好呢？”塞斯气咻咻地，往后推那来回转动的群众。“他们会急疯的——那些被丢在后边的人！”
“不许成年人上，”在这一片哀求和啼哭声中，我觉得自己的声音是冷酷的。“我们只能带孩子，没有别的办法。我把他们递给你——不要让别人上来，即使必须用武力也得拦住他们。”
帮助逃离马拉加的难民们。
我不慌不忙地挤到这些歇斯底里的难民的行列中间，嘴里喊着：“孩子！——只带孩子！”现在来决定让谁走，让谁留下，实在太可怕了，比当一个束手无策的旁观者更让人难受。“你，”我喊道，指着人堆里的一个妇女，她怀里有一个婴儿搂着他的脖子，“我们可以带你的孩子！”一双双心甘情愿的人把她推了过来。过一会我就在人堆里走到了她身旁。“我们可以带这孩子，”我重说一遍，可是这母亲只抬起头，以她那又大又黑的陷下去的眼睛望着我，把孩子抱得更紧。也许她没有听明白？我伸出胳臂，但是她仍然没有任何动作，脸上也没有任何表情，只抬头看着我，这时候我才看出来孩子太小，不能离开母亲。我突然感到难过，不知如何是好。“只带孩子”，这话说来容易，可是这个妇女陷下去的黑眼睛似乎在回答：“你若是只带我的孩子，你就使我们母子俩都活不成了。”我用胳臂保护着她，给她开路，把她送到卡车旁边黑曾的手里。“两个都带走，”我说，随后就又挤回人堆里。
我来回地走着，下命令，安慰这些妇女，选择年纪最小的孩子，硬着心肠拒绝成年人上车，把被挑中的孩子一个一个抱到车旁。当我往车上送人的时候，痛苦的声音追随着我。我听见人们在叫唤黑夜里走散的家人。自己的孩子已经在车上的母亲们站在车旁边，低声说些安慰和鼓励的话。男人们一声不响地看着，等到车上快装满了，他们就绝望地走开了，躺到附近的地上。“我凭什么在这儿决定他们的命运？”我问我自己。
“还能装几个？”我对塞斯喊道。
“硬挤一下的话——两个。”
我觉得有人碰我的胳臂。我转过头去，看见一张苍老的脸，伛偻的背，眼泪，以及泪眼里无言的哀求。我望着这个老头儿，等到我喘过气来，我就慢慢地摇摇头。“朋友，我以后做梦也忘不了你的脸，”我心里想，可是我把那只手从我袖子上推开了——一个老年人伸出来向我求援的手，就像一个孩子似的。
车上只能再带两个人了——这些等候着的难民一明白了这个情形，全愣住了，突然寂静了下来：这种寂静是在监狱的院子里，在那绞刑吏把绞索套在犯人脖子上，旁观的人们硬起头皮来看这难以相信的酷刑的时候，才会有的。但是这儿没有旁观者。这儿全是犯人，都觉得绞索在各人自己的脖子上套得越来越紧。
我从一个五十岁模样的妇女面前走过，她未老先衰，可是死去究竟还太年轻。她几乎不能站直了。她的腿粗大得惊人，肿胀的血管在黑暗中都看得出来，筋络盘曲着，像酷刑用的九尾鞭，血往下流，渗入她的布鞋的鞋面。我回到她面前。假若这是我自己的母亲——我将怎么决定呢？我站在她面前，用手摸着她的骨瘦如柴的肩膀。我自己的母亲？虽然不是我自己的，总是另外一个人的——一个西班牙人的母亲，因此也就是我自己的母亲。我扶住她的摇摇晃晃的肩膀，但是她平静地把脸转了过去，仿佛她一无所求。
车上只剩下一点宝贵的地方了，最后上车的那个孩子是我从一个妇女怀里夺过来的。她紧搂着孩子，又哭又叫，随后在哀呼中撒手了，就仿佛孩子是再度在血污和产痛中从她子宫里生出来似的。我抱着这孩子——一个小女孩——从一声不响的人群中走向卡车。这时候有一个妇女突然跑到我前面，抓住车门的侧柱，钻进卡车里。我在半空中抓住她的脚踝，嘴里骂了一句，但是她把脚蹬开了，在那极窄的地方转过身来面对着我。“下去！”我命令她，同时把那孩子举到她的跟前。“你要上，孩子就不能上！你明白吗？你肯占孩子的地方吗？”
她是个年轻的妇女。她的长长的黑发披在她那苍白的脸的两边；她睁着惊恐的眼睛看着我，随后就解开她的大衣，把她的棉布衬衫高高地撩起来。她原来是个大腹便便的孕妇。
我们俩面面相觑了一会，我怀里抱着一个孩子，她肚里则怀着一个孩子。她在她占的那块极小的地方挤着坐了下去，大肚子夹在两个膝盖中间，她对着我笑，并伸出了她的胳臂。她的眼睛、她的胳臂以及她的笑容都仿佛在说：“你瞧，我来抱孩子，这等于我不在这儿，等于我没占任何人的地方。”她把那个女孩子放在膝盖上，让孩子的头靠在她的肩上。
现在这事算完了。四十个孩子和两个妇女紧紧地挤入了卡车和驾驶室。有一半人坐在地上。其余的人只有站的地方。不管好坏，这件事总算完了。
我使劲把车门关上，命令塞斯把他们一直送到阿尔梅里亚的医院，一路上不要为任何人任何事停车。假若他能在路上找几个武装民兵站在踏脚板上把守，不让别人上车，那就更好。他要让他们确实得到食物和医疗，随后向省长办公厅报告这儿的情况，告诉省长必须立刻派运输工具来，不然，死于饥饿和疲乏的人就会比死于敌人枪炮下的还要多。然后他要把油箱灌满汽油，把车开回来再运一批人。他转过身去，一直走到驾驶室，头也没回就爬了进去，踩了油门①……
①第一夜英国人伍斯利和白求恩在一起。后来他就独自开卡车或帮助塞斯。日记中其他部分还有提到他的地方，因限于篇幅我们都省略了。——原注
卡车开走了。妇女们有些因孩子走掉哭了起来，有些因看着孩子没走掉哭了起来。男人们扛起行李，继续前进，怕敌人追上的恐惧像一股热风吹在他们的脖子上。
我在路旁找到了那腿上流血的老妇人。她坐在地上，头枕着膝盖。她抬起了头，憔悴的脸上仍旧带着那副平静的听天由命的表情。我从医药箱里取出一管药膏和绷带，把她的脚包扎了。“起来吧，”我说，“到阿尔梅里亚还远着呢。我们再走一会儿，等到了安全的地方你再歇息。”我说的话，她一句都不懂，可是她把手伸了给我。我轻轻扶起她来，用她从未听过的奇怪语言跟她谈话。
我们俩一起加入了公路上的难民的行列，她的头靠在我的肩上。我们步履艰难地向阿尔梅里亚进发，背后跟着别的难民……
《手术刀就是武器——白求恩传》第二部分第三部 敌人——法西斯主义（12）
……我跟着这群川流不息的难民走，我看了看我的夜明表。才十二点吗？我只走了四个小时吗？这四个小时仿佛是没完没了的，而其他的人至少已经走了四天！
我是在两个小时以前和那位老妇人分手的。那时她实在走不动了，我只好在田野里给她找了块地方，让她躺下，她四围还有好些别的难民，他们都是除了身体下面那块土地以外就什么也没有的。我心里想，也许一辆过路的救护车会把她带走；也许法西斯军会先赶上她。
我已经用完了最后的一包绷带，给人吃了最后的一粒药丸，送掉了最后的一块巧克力，吸了最后的一支香烟，并且扔掉了我的空医药箱。我现在只剩下一双空空的手，在急躁地等候黑曾回来。他回来了又该怎么样呢？再继续运难民？那无异于想用顶针来淘干大海。
……路上忽然骚乱起来。我看出是我们的卡车在爬行着，车灯很暗。塞斯从车上跳下来，面目憔悴，可是情绪饱满……
一连四天四夜，我们往返穿梭，拼命忙着撤退整个城市的剩下的居民。一连四十八小时，塞斯没离开司机的座位，而我则停留在公路上，集合着下一批要运走的人。由于缺乏睡眠，我们的脸色变得苍白。我们忘记了时间。我们生活在留下的人的悲伤和到达安全地带的人的疲倦的喜悦之中。我们在忙着，可是心里在想，每一趟都可能成为最后的一趟，唯恐那些离城最远的难民会落到法西斯军手里。
每次到阿尔梅里亚，塞斯都在省长办公厅那儿停车，嚷着要求派卡车、大车或任何能转动的东西来加速撤退难民的工作。但是在这城里什么样的车辆都没有了。
在阿尔梅里亚讨论难民情况。
到了第二天，我决定不能再单运孩子了：那些与儿女分离的父母的惨状太叫人难受了。我们开始运起全家来，给那些有孩子的人家以优先权。就在第二天，我们尝到了其他人已经尝了五天的滋味——饥饿。在阿尔梅里亚，现在是哪里都找不到食物了。
仿佛是来和我们的饥饿开玩笑似的，一个不知从哪里来的人突然在路上出现，推着一手车橘子，高声叫卖着。在战争、逃难、死亡之中，一个日常的街头小贩！我把这一车橘子全部买下来，自己留了一个，其余的都分了。
一连四天四夜就这样过去了。白天，我们在飞扬的尘土里，在把皮肤晒得起泡的烈日底下工作，我们的眼圈红肿，我们的肚子饿得直叫。夜间，冷得使人受不了，我们又渴望白天的酷热。
一片死沉沉的寂静笼罩着难民。其中饿得快死的躺在田野里，已经进入麻木状态，只是在咬野草时才略微动一动。快渴死的坐在岩石上发抖，或者漫无目的地东歪西倒地走着，眼睛里露出那种病态的迷惑、狂乱的神情。死了的人和病倒的人混杂在一起，目不转睛地望着太阳。接着飞机从头上掠过——发着闪光的银色意大利战斗机和好几队德国亨克尔式飞机。它们大摇大摆地向着公路俯冲下来，就像在作射击演习一样，用机关枪在奔跑的难民周围编织着错综复杂的几何图案……
我看见卡车又回来了。我们能塞进多少就塞进多少。这一次我也上去了。一个孩子坐在我腿上，他呻吟着，发高烧的眼睛注视着我。多半是脑膜炎。过了一会儿，他看着像是不再痛苦了。这是个不好的症状。我希望我们能及时把他送到阿尔梅里亚。他大约有七八岁。
我打了个瞌睡，醒来时发觉卡车正在慢慢地往下坡走。这看来好像是最后的一英里了。但是多么可怕的一英里呀！从西阿拉山①到城里，成千上万的难民队伍活像一根弯弯曲曲的大口细杆的烟囱。他们布满在山上、路上、海岸上，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