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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则天-女皇之路-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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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乾被废之后,太宗本有意立爱子泰为太子,公开为爱子在朝堂上吹嘘,转述李泰欲百年后杀子传位晋王治的承诺,不想褚遂良当面揭穿,——哪有自己已经据有天下之后,竟会杀子传弟的?这样说只能证明魏王的心底险恶和虚伪而已。以太宗的政治经验,原本不难看破这一点,只因惑于一点爱子的私心而已。加之承乾谋反案发后说的一番话,一直在太宗头脑中盘旋:“臣贵为太子,更何所求?但为泰所图,特与朝臣谋自安之道。不逞之人,遂教臣为不轨之事。今若以泰为太子,所谓落其度内。”太宗想想此话也有理,派人一查,的确查出李泰确有不少不轨举动。而此时李泰夺嫡心切,难免破绽百出,想到唯一威胁自己争储位的只有幼弟李治,于是跑去威胁李治,此事为太宗获之。冷静下来的太宗终于意识到立泰的不妥,认为李泰心性险恶不能兼容兄弟,也难以得到朝中关拢重臣的支持,别无选择之下唯有立治为太子。然而才华横溢的泰一直是太宗最为钟爱的儿子,陷入理智与情感中的太宗矛盾万分,通鉴有载:
  承乾既废,上御两仪殿,群臣俱出,独留长孙无忌、房玄龄、李世勣、褚遂良,谓曰:“我三子一弟,所为如是,我心诚无聊赖!”因自投于床,无忌等争前扶抱;上又抽佩刀欲自刺,遂良夺刀以授晋王治。无忌等请上所欲,上曰:“我欲立晋王。”无忌曰:“谨奉诏;有异议者,臣请斩之!”上谓治曰:“汝舅许汝矣,宜拜谢。”治因拜之。上谓无忌等曰:“公等已同我意,未知外议何如?”对曰:“晋王仁孝,天下属心久矣,乞陛下试召问百官,有不同者,臣负陛下万死。” 上乃御太极殿,召文武六品以上,谓曰:“承乾悖逆,泰亦凶险,皆不可立。朕欲选诸子为嗣,谁可者?卿辈明言之。”众皆欢呼曰:“晋王仁孝,当为嗣。”
  
  立储之事,至此尘埃落定。单独留下来的长孙无忌、房玄龄、李世勣、褚遂良,便是太宗心目中的托孤重臣人选,房玄龄先于太宗去世,褚遂良党附长孙无忌,最值得注意的两个人,便是长孙无忌与李勣。
  
  1)长孙无忌
  
  在两仪殿中,太宗的一个举动十分不同寻常——上谓治曰:“汝舅许汝矣,宜拜谢。”治因拜之。可见长孙无忌在立晋王治为太子一事中所起的作用。无忌曰:“谨奉诏;有异议者,臣请斩之!”“晋王仁孝,天下属心久矣,乞陛下试召问百官,有不同者,臣负陛下万死。”从这些言词里,我们可以察觉到无忌的一言九鼎,隐隐然已有领袖群伦的架势。之后太宗不满李治的仁弱,担心他控制不了局势,忍不住在长孙无忌面前抱怨,认为不如吴王恪,当即被长孙顶了回去。(上疑太子仁弱,密谓长孙无忌曰:“公劝我立雉权,雉奴懦,恐不能守社稷,奈何!吴王恪英果类我,我欲立之,何如?” 无忌固争,以为不可。上曰:“公以恪非己之甥邪?”无忌曰:“太子仁厚,真守文良主;储副至重,岂可数易?愿陛下熟思之。”上乃止。)
  
  虽说太宗只是说说而已,不大可能废嫡立庶,将夺嫡的争权之战的对象范围从局限于嫡子之中,扩大到所有生子之中,带来政治局面的大动荡,否则也不会只和长孙无忌密语,长孙无忌却因此留上了心。某日太宗因小过欲杀侍臣,长孙无忌教导李治犯颜直谏,言辞激烈,太宗转怒为喜,收回成命,对李治刮目相看,从此再也不提更换太子一事了。凡此种种,说没有长孙无忌,李治绝不可能当上皇帝,决不为过。当然,长孙无忌也是有私心的,虽说泰和治都是他的亲外甥,但泰的身边已有一群支持者,多与无忌政见不合,且泰自恃太宗的宠爱,对这个舅舅并不是十分尊敬,相比之下柔弱的李治要容易控制得多。而这点私心,太宗也有所察觉,在抱怨李治不如吴王英武而长孙表示反对的时候,太宗便说了一句重话:“你这么反对,是因为李恪不是你的亲外甥吗?”(公以恪非己之甥邪?)然而无忌作为太宗的多年至交,始终是贞观群臣中最得太宗信任的人物。
  
  2)李勣
  
  这几位在场重臣之中,以李勣的出现,最为突然,这是这位长期驻守并州长达十六年的大将首次进入政治中枢。李勣成名甚早,早在高祖时代在军中的威望便可与李靖比肩。然而太宗继位后,他却一直留守在并州,从未做过京官参与过朝中大事。贞观十五年征拜兵部尚书,但也未曾赴京。并州为李唐龙兴之地,紧靠突厥及薛彦陀,确实非常重要,但贞观十七年前,李勣明显不如李靖侯君集那般受太宗器重。这时征调入京,一般认为是李靖已老,侯君集被诛杀,太宗不能不倚重李勣了,但大多忽略了一点,李治在为晋王时遥领并州大都督,正是李勣的顶头上司。李勣的另一重身份,便是李治并州大都督府的长史。故此,太宗在贞观十七年后对李勣大加恩宠,不仅在于李勣文武双全,在军中颇具影响力,也是考虑到他与李治的这一重渊源,期望他日后能为儿子保驾护航。旧唐书载:“(贞观)十七年,高宗为皇太子,转勣太子詹事兼左卫率,加位特进,同中书门下三品。太宗谓曰:「我兒新登储贰,卿旧长史,今以宫事相委,故有此授。虽屈阶资,可勿怪也。」”将这一重关系说得很明白,李勣至此方得拜相,同中书门下三品意同宰相的规定至此而始。然而,李勣虽然进入了中央,但地位远远不能和长孙无忌相比。他长期游离在决策圈之外,和长孙无忌又素无交情,颇觉势单力孤,因此贞观十九年太宗征高丽,他是最积极的响应者,也有借此立功扩大影响力之意。
  
  另一方面,李泰虽然失势,但毕竟是太宗自己处置的,支持魏王的官员受牵连不是很多。像马周、刘洎等等,均被太宗派去辅佐李治,李治的东宫班底,便是由这样一支矛盾重重的队伍组成。而在永徽六年立后事中大显身手的许敬宗,也在此时进入东宫,位居太子右庶子。他既非承乾党,也非魏王党,倒是李治自有的班底之一了。太宗征高丽时命太子监国,“敬宗与高士廉等共知机要”,可见颇得李治信任。然而李治刚刚继位,许敬宗便被人弹劾贬官,排挤出政治中枢。人人都知许敬宗因拥护武昭仪为后而东山再起,却忽略了他原本是高宗旧臣这一点,此处特加以阐明。了解了这些之后,再看永徽六年这场立后之争,或许会有新的看法吧!
  
  贞观末年诸子争储,承乾和魏王各结要臣,文武官员也“各有附托,自为朋党”,严重影响了政局的稳定,迫使太宗最后不得不另选李治以折衷调和。然而李治柔弱的性格,一直是他的一块心病,于是贞观十七年正式册立李治为皇太子之后,太宗采取了一系列行动,拔除国内国外的不稳定因素,以确保唐王朝的长治久安。概括起来有三方面:
  1) 以武力扫除敌国,让李治能够面对一个相对单纯的国际环境。
  2) 整肃清理国内不服李治的势力和可能对李治不利的大臣,确保政局的稳定。
  3) 选好辅政大臣,保障政权的顺利交接。
  
  国际方面,贞观后期的对外战事明显比初期频繁得多,且多以武力快速解决,显得越来越缺乏耐心,颇有欲在生前尽量解决所有争端之意。亲征高句丽也是在这种“不遗子孙后患”的心态下发动的。此役虽未达到一战灭国的效果,唐军并未因此停下征伐的步履。仅仅在高句丽战事结束后的第二年,便以李勣扫平漠北强国薛彦陀,理由是在唐和高句丽开战时该国颇有些不老实。一战灭国之后,太宗更乘势巡幸北荒,敲山震虎地将铁勒回纥诸部落安抚+恐吓一番,漠北悉平。西南,自文成公主和亲吐蕃之后,双方关系尚属融洽,贞观末年,吐蕃赞普松赞干布更助唐使王玄策破中天竺。西北,以阿史那社尔开西域,针对西突厥汗国发动以吞并整个西域为目标的昆丘道行军,唐军杀焉耆王,俘虏龟兹王,“绑架”于阗王入侍,招抚西突厥各部,在碎叶以东的天山南北都取得了重大胜利,唐王朝从此确立了对西域的统治地位。贞观二十二年,即太宗去世前一年,首置安西四镇,以安定西域,守护陇右,捍卫关中。
  
  经过一轮胡萝卜加大棒式的又打又拉,对境外势力的优化组合了一番,唐帝国的国际环境大大改善。而国内政局的稳定,也是太宗十分关心的问题。按太宗的本意,是希望魏王派和晋王派团结一致,精诚合作的,立晋王为太子也有避免大臣结党相互倾轧之意,继马周、刘洎被派去辅佐东宫之后,原魏王党的岑文本又被升为中书令,可见其用心。然而太宗深心之中,始终更为信任长孙无忌为首的关陇旧部,且对于曾经卷入承乾与李泰之争的大臣心有成见,这就为长孙一派打压异己提供了机会。晋王治被立为太子之后,原来拥护魏王泰的大臣均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压,决非偶然。先是崔仁师“忤旨”被贬,贞观十九年太宗征辽,留太子监国,崔仁师与韦挺(也是魏王党)共知海运,又别知河南水运,这是个苦差事,结果两人皆以“失期”被免官。太宗回师之后将其重新起用,“甚承恩遇”,“参知机务,被遇尤渥”,但褚遂良“颇忌嫉之”,终又以“罔上”之罪被贬外放。原魏王派的岑文本升为中书令之后不喜反忧,叹自己非勋非旧而得高官,责重位高,惶恐不安,应是感受到了这种山雨欲来的莫名压力。或者是因为心理负担太重,岑文本越发兢兢业业,疲累过度,不幸英年早逝。马周为太宗一手提拔,淡泊谦冲,很会做人。唯有一向任侠使气的刘洎依然故我,锋芒毕露,终被卷入党争之中而遭横死,成为政治斗争下的牺牲品。
  
  刘洎“性疏峻敢言”,为贞观后期最出名的谏臣,不仅对太宗多有规劝,同僚之中若有过失也同样率直敢言。曾上书猛烈抨击身在高位的懿戚元勋引荐官员多存私心,处事理案有徇私曲情之嫌,“勋亲在位,品非其任,功势相倾。……久妨贤路,殊为不可。”这种性格是否受人待见,问问你自己是否喜欢BBS上老拍你砖头的就知道了^_^ 纳谏是帝王的职业道德,普通人没有这个思想觉悟的还真有点吃不消。不过,刘洎的确也有不知轻重,政治敏感度不够的毛病。他和岑文本同时被提拔为侍中和中书令,分掌门下和中书省,但却没有岑文本那份惧月满则亏的智慧。太宗征辽,命刘洎与高士廉、马周留辅皇太子监国,临行前对他深至叮咛,托以社稷安危,要他小心行事。刘洎贸然答道:“陛下不必担心,大臣如果有过错的,臣立刻就杀了他!”太宗震惊于他的狂放,当即对他说:“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卿性疏而太健,恐以此取败,深宜诫慎,以保终吉。”这几乎是警告了,而刘洎反误解这是太宗对自己的信任,口出狂语,进一步加深了太宗的疑忌。
  
  贞观十九年,太宗自辽东回师,途中病倒,刘洎与马周入谒,出来在门口遇到褚遂良。刘洎哭着说:“圣体患痈,极可忧惧。”褚遂良歪曲原话,添油加醋地向太宗告状,说刘洎认为太宗病倒没关系,正好可以以伊尹、霍光等权臣自命,辅佐少主而铲除异己。重病中的太宗十分恼怒,疾愈后亲自审问刘洎,刘洎据实以答,当时在场的马周也为他作证。然而褚遂良执证不已,太宗于两派之间,始终更为相信褚遂良,于是赐洎自尽。太宗一般不轻易杀大臣,犯罪该杀的也十分慎重,此次居然偏听偏信,置马周的旁证于不顾,当是承乾事件的后遗症,以及征辽临行前刘洎给他的印象十分不好之故。刘洎自尽之前,向狱吏要纸笔欲上奏遭到拒绝,刘洎死后太宗才知道这件事情,可能察觉到了什么,却又无法挽回,只能把狱吏下狱惩办一通。刘洎之死,虽与长孙无忌及诸遂良对于非我族类的排挤不无关系,但主要还是太宗对原魏王派官员不信任的心态作祟,是太宗执政生涯中的一个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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