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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子扔到酒坛里，伤口不大，支撑几天才死还比较可信。所以如果真有断肢泡酒这一项，《新唐书》的说法比较能让人接受，没可能砍手砍脚地丢下去。这段记载真真假假，带有太多吕后造人彘故事的痕迹，大约凡是想证明某个女人残忍，大都让她这么杀人。不过王萧二人为受尽屈辱而死，应无疑问，之后武后还将她们的姓名改为蝮、枭，让她们的家人姓名之上也蒙羞带垢，沦为贱民，可见怨毒之深。
面对这样残酷的结局，废后王氏却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勇气，只是静静地下拜：“陛下万年！昭仪承恩，死吾分也。”面对出尔反尔、负心薄情的丈夫，她曾经收容过、怜惜过，却反过来夺走她名誉、地位、甚至生命的女子，仍保持着不卑不亢的风度，不曾在死亡的面前露出丝毫怯意，不曾乞怜哀求，为对方的胜利再增添一丝快感，甚至不屑做无谓的口舌上的抨击指责，世家女子的骄傲和涵养，在此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既然不容她活下去，甚至不肯让她好好的死，她仍然可以从容地饮尽这杯命运的苦酒。人性的高贵与尊严，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依然散发出光彩。算来她死的时候也不过就20多岁吧，大约相当于武媚初入感业寺的年纪。
从史书上的寥寥几笔中，我们可以看出王氏并不是一个聪明的女子，单纯得甚至有点蠢，武媚的几句好话竟然让她可以在高宗面前为自己的情敌说话。她个性拘谨，不知道怎么讨好自己的丈夫，“性庄重，不曲事上下”。为人有点迟钝，一点儿也察觉不到自己身边的人已经被别人收买。她的一生，从来不曾得到过丈夫的宠爱和疼惜，生命于她不过是块橡皮泥，任人搓圆捏扁，皇后的尊荣是出于他人的安排，受到打击也没有丝毫的还手之力，荣也罢辱也罢，都非她自己所能左右，这种身不由己的无奈，也正是那个时代的女子所共有的悲哀。临时前的从容与镇定，或许已经是她唯一可以做到的事情了吧！
写这一段的时候感觉非常矛盾，固然佩服武则天够狠够强，情感的天平却不由自主地向王皇后倾斜，只因她的命运才是那个时代的女子最典型的命运。我们没有几个可以做成武则天，却有太多是王皇后这样的平凡女子。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我们应当庆幸，一旦嫁错郎还有机会可以重新来过，不必付出生命的代价。女权，于我而言，从来都不是要求所有的女子都去做女强人，而是女子可以有更多选择自己人生道路的权力和机会。愿意做贤妻良母的没有会笑话她，看不起她，骂她是寄生虫软脚蟹，愿意在事业上有番作为的，也能有同等的上位机会，不必行此心狠手辣之事。
而被武后处死的另一个女子萧淑妃就没有那么好相与了。她临时之前大骂武后，扬言来世一定要变猫，武后变为老鼠，以报今日之仇。据说武则天虽然胆大包天，对这种因果报应的神秘事物还是心头发毛，从此后宫不再养猫。可还是经常遇到王萧二人的冤魂作祟，所以劝说高宗常居洛阳，直到晚年才返回长安。这个故事流传很广，从此猫儿就有了天子妃的别称，但这明显和通鉴上的另一段记载抵触：长寿元年，当时已经是武周女皇的武则天专门调教猫和鹦鹉和平相处，试验成功后出示百官，结果猫当场把鹦鹉给吃了，让她十分尴尬。（“太后习猫，使与鹦鹉共处，出示百官。传观未遍，猫饥，搏鹦鹉食之，太后甚惭。”）不过这段记载也挺有讽刺意味的，而武则天怕猫的故事一则萧淑妃心怀怨毒之下完全有可能出言诅咒，二者武则天本人也的确比较迷信，看来可信度挺高的，那么有没有可能后者才是编造呢？
在《全唐诗》中，我们看到武周朝大臣阎朝隐所作的一首《鹦鹉猫儿篇》，下面是序：
鹦鹉，慧鸟也。猫，不仁兽也。飞翔其背焉，啮啄其颐焉。攀之缘之，蹈之履之，弄之藉之，跄跄然此为自得。彼亦以为自得。畏者无所起其畏，忍者无所行其忍。抑血属旧故之不若。臣叼践太子舍人，朝暮侍从，预见其事。圣上方以礼乐文章为功业，朝野欢娱。强梁充斥之辈，愿为臣妾，稽颡阙下者日万计。寻而天下一统，实以为惠可以伏不惠，仁可以伏不仁，亦太平非常之明证。事恐久远，风雅所缺，再拜稽首为之篇。
阎朝隐以谄媚出名，被张说称为风雅罪人，在这篇序言里，他描述了亲眼看见武则天调教出来的鹦鹉怎么样驾驭降伏猫儿的情景。里面称鹦鹉为慧鸟，猫为不仁之兽，鹦鹉如何怡然自得地啮啄逗弄猫儿，然后从中感悟到了真理，就是智慧无敌，仁者无敌（“惠可以伏不惠，仁可以伏不仁”），就像皇上您这样聪明仁慈地治理国家，朝野欢娱，就连恶徒们也拜倒在您的脚下一样呀。这件事也说明了如今天下是何等的太平。担心事情要是隔久了别人不知道，现在就专门写首诗把它记录下来。
可见武则天亲手驯猫实有其事，她让猫与鹦鹉共处，或者更准确的说是让鹦鹉驾驭猫，并出示百官，以显示自己的驾驭能力，因为猫被认为不仁之兽而鹦鹉被认为是慧鸟，让鹦鹉与猫共处实际是一种政治比喻，于是这件事的结果：鹦鹉被猫吃掉这件事也就成了一种政治上的预兆，事实上这件小事得以流传下来并郑重其事的记入史书，也正是因为这种寓意吧。那么反过来说，武则天怕猫的传言也就不攻自破了。像武后这样城府深沉的人，即使害怕也不会让情绪轻易地流露人前，只会深深地压抑在心底，到了她实在承受不了的时候，这种恐惧会以另外一种方式发泄出来，并导致了她人生道路中的又一次危机，这是后话了。
新皇后册立不到一个月，废后即被处死，亲戚并流岭外，连新年都过不了。武后行动之快捷，手法之残酷，令得人人震怖，完全达到了杀人立威的效果。六宫之主的权威，至此牢不可破地树立了起来。此时的武则天，内宫外朝眼线遍布，任何风吹草动尽在掌握之中，君恩如海加之霹雳手段，从此无人再敢与她争宠，也无人再敢说她半句不是。马基雅维利要求君王必须让别人感到谁都不要指望可以欺骗他，她倒是做得丝毫不差。太子忠原本因是王皇后养子而被册立，眼见得王皇后落得如此下场，吓得魂飞魄散，主动上表要求辞去太子位，前后足有四次之多，武后毫不客气，本着她一向打铁趁热的原则，顺势就将自己的儿子李弘扶上太子宝座。短短数月间一口气连下两城，可谓大获全胜。
多事的永徽六年终于过去，朝廷下诏改元显庆，废太子忠为梁王，出为梁州刺史，立皇后子弘为皇太子，大赦天下，更因新皇后崇佛的缘故，特地在玄奘法师译经的大慈恩寺举办无遮大会，为新太子祈福。这标志着后贞观时代的彻底结束，从“显庆”这个年号，我们可以隐约看见新皇后踌躇满志而略带自得的微笑。而就在朝野上下为新太子的册立而欢呼喝彩的时候，废太子忠黯然离开了长安，启程前往梁州赴职。时正值新年的正月，家家张灯结彩，爆竹声声，然而这份喜庆丝毫不能感染这个薄命的少年。废太子诏书一下，原东宫官吏都怕受到牵连四散逃亡躲藏，没有一个人敢来见他。世事如棋，人情如纸，当这位年仅十四岁的少年迎着凄冷的北风前往遥远而陌生的梁州时，他所感受到的，必定是彻心彻骨的孤单和无助。
而对于这一切，元老集团一直采取坐视不问的态度，或者是已被武后的毒辣手段吓呆，或者是明知道劝谏也无用，总而言之他们一直都保持着沉默。于是高宗御宇七年整，终于尝到了宸衷独断的滋味，欣欣然之余自然要好好打赏一众“翊赞功臣”，而头一个表态支持立武氏为后的李义府，便以中书舍人的身份加同中书门下三品，正式入阁拜相。原本一个朝不保夕的小角色，突然跃居宰辅之位，咸鱼翻身的李猫，就像一个投机成功的赌徒，用无节制的追逐声色财富来弥补自己长期受人轻视压制的屈辱，卖官鬻爵，贪赃枉法，欺凌百姓，无恶不作。小人得志便猖狂这句话，就像专为他而设一样。他看上一个犯案系狱的洛州美妇人淳于氏，便指使大理寺臣放人，打算纳为侍妾，此事被有司弹劾，朝廷展开调查，李义府怕事情败露，竟然逼得帮他违法放人的大理寺臣自杀灭口。然而高宗知道事情原委之后，仍然“原义府罪不问”。身为宰相，竟然于天子脚下，擅杀六品寺丞；侍御史王义方认为这样伤天害理的事情决不能就这么不了了之，然而李义府圣眷正浓，权势熏天，王义方纵有舍生取义之心，也担心老母在堂不能尽孝道。而王义方的母亲也是位深明大义的老人，勉励孩子为国尽忠，不必以他为念，王义方含泪拜辞母亲，坚持提出弹劾，言辞恳切，正气凛然，力陈天子广置大臣，便是为了君臣一体，同心协力才能共创太平盛世，“不可独是独非，皆由圣旨”。其中“雪冤气于幽泉，诛奸臣于白日”之语，千载之下，读来依然震撼人心。高宗阻止不了王义方的弹劾，可是听完之后却仍然开释了李义府，反而责怪王义方毁辱大臣，言辞不逊，贬为莱州司户。＇1＇ 一场人命关天的大案，就这样一床棉被遮盖蒙混了过去，恶徒逍遥法外，正义遭受羞辱，遥想高宗初登位之时，曾经就政府官员徇情枉法的风闻专门问政于长孙无忌，表示担心引起民愤，此刻言犹在耳，行事却已经大相径庭。如此黑白倒置，纵容迁就，无非就是报答李义府当日“打响了第一枪”而已。
王义方事件，让天下人都清清楚楚地看到天子的真实意图，不问是非，只计成败，只要在某一方面立有功劳，便是天良丧尽的奸邪小人，皇帝也会一力维护到底。从原东宫僚属不敢为废太子忠饯行的风声鹤唳中，从王义方力图伸张正义却被贬黜的赏罚错位中，可以约略想见当日黑云压城城欲摧的严峻态势。于是，人们沉默了，知识分子的道德和勇气，在强权面前低下了头。在之后一连串莫须有的谋反大案里，大批朝臣遭受清洗、流放、杀戮，再没有出现一个王义方式的人物，质疑这些谋反案件的真伪和犯案人士是否无辜。直言敢谏君臣共治的贞观遗风已然成为过去，朝臣的监督功能逐渐让位于天子的意志，一切正按照高宗的梦想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彼此都是聪明人，李义府自然也知道皇帝为何为纵容他，投桃报李，当然也要尽好枪手的本分，与许敬宗等人日日夜夜密切监视，准备抓元老集团诸人的小辫子，再立新功，不把旧党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誓不罢休。只因没有别人的血泪和尸骨，哪有自己的泼天富贵？人人都眼绿绿地盯着被元老重臣们占据已久的高位，恨不得干脆一脚把他们踢飞自己抢过位子来坐。权力的高位，原本需要踩着血去换。而这一切的背后，当然也少不了武皇后的身影，她的皇后之路是越走越宽敞了，弘被立为太子后不久，她便第四次怀孕，于当年十一月生下皇子显。生育的频密，足可证明她在皇帝心目中的地位，仍是三千宠爱在一身。
新皇后地位越来越稳固，新党又是如此咄咄逼人，元老集团中人终于坐不住了，特别是被新皇后点名提到要好好“奖赏” 他们一番的韩瑗和来济。新皇后在册后大典之前，出人意料地突然上书要求褒奖二人反对封她为宸妃的“忠心”，那番皮里阳秋的说话一直让他们寝食难安。眼见事态发展越来越不妙，他们急需找回以往的主力战将褚遂良以修补其翼，这年十二月，由韩瑗出面，为褚遂良讼冤韩瑗上疏，称褚遂良体国忘家，为“社稷之旧臣，陛下之贤佐”，却无罪被斥去朝廷，就算他有违忤天子，被贬一年也该够了，希望皇帝能将他召回。
高宗好不容易才摆脱了紧箍咒，哪肯傻到自己再戴上去，当即召来韩瑗，话说得很不客气：“遂良悖戾犯上，以此责之，朕岂有过，卿言何若是之深也！”
韩瑗眼见无望，一激动又不觉用上了以前常用的腔调：“遂良社稷忠臣，为谗谀所毁。昔微子去而殷国以亡，张华存而纲纪不乱。陛下无故弃逐旧臣，恐非国家之福！”这不仅把褚遂良的被贬说成是高宗听信谗言的结果，更把是否召回褚遂良说成是有关社稷兴亡的大事。
教训，又见教训！高宗早已烦透了这些说教，只觉对方动不动拉大旗作虎皮全然无视天子权威，于是一纸令下，将褚遂良从潭州（今湖南长沙）贬到更遥远的桂州（今广西桂林），而旧党看不顺眼的李义府却升迁至中书令，作为给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