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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外国篇第35节 走出中世纪：欧洲
原来星宿注明人的生死，比明镜还照得清楚，只消人们能观察出来。古来多少圣贤豪杰，都由星象预定吉凶。不过人们的聪明不够，未能完全了解罢了。
——乔叟（G。Chaucer）
“中世纪”一词，在西方历史学家笔下是一个含义很不一致的时间段，有人将它定义为公元300～1300年间，例如汤普森（J。W。Thompson）；也有人定义为公元500～1500年间，例如霍利斯德（C。W。Hollister），还有人认为它仅仅表示自公元800年之后的400年时间……由于学者们观察历史各有自己的角度和风格，见仁见智，在所不免。特别是所谓“中世纪后期”和通常所说的“早期文艺复兴时代”，本来就没有判然可分的鸿沟——当西方近现代文明的“长子”意大利已处在文艺复兴的盛世之时，欧洲有些地方却还未从中世纪走出来。因此在本章的讨论中，我们将不拘泥于具体的起迄年代，只是大致从西罗马帝国的覆亡（公元476年）开始。
以前不少著作家常喜欢说“黑暗的中世纪”，似乎这一时期是文明火炬奄奄将熄，一切都倒退到黑暗深渊中的浩劫年代。然而近年西方学者的各方面研究都表明，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在中世纪，文明的火炬仍在散布于欧洲大陆的处处修道院中薪火相传，知识的积累仍在慢慢地进行。而在同时，新崛起的阿拉伯人继承了早先希腊人的丰厚遗产，又辅之以自身的新创造，在科学文化上大放异彩。最后，随着中世纪晚期的大翻译运动，希腊—阿拉伯的遗产重又回到欧洲；在与欧洲中世纪知识体系交会、碰撞、整合之后，最终为文艺复兴时代的全面到来作好了准备。
当我们追踪星占—天文学—古代科学文化中非常显赫的一个分支——在中世纪的历史足迹时，就不难从一个侧面去感受和把握上面所说的历史脉络。由于星占—天文学自身的特殊性，它又与医学、文学、政治、宗教等活动密切相关。而阿拉伯人在星占—天文学方面的贡献，更是中世纪一抹耀眼的亮色。
第二部分 外国篇第36节 从波伊提乌到乔叟
罗马人对于星占学的迷恋，已见前一章所述。随着他们的世界帝国的崛起，罗马人也将星占学传播到了日耳曼、法兰西、不列颠……传播到欧洲各地。
西罗马帝国崩溃之后，意大利本土归入蛮族建立的东哥特王国版图之中。在狄奥多里克（Theodoric）王的统治下，罗马文明看来得到相当程度的延续。在东哥特王国的宫廷中，出了公元6世纪欧洲文化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波伊提乌（Boethius）。他身为大臣，又是元老院议员，但是晚岁被国王监禁，后来被处决。在狱中，他写下了传世之作《哲学的慰藉》（The Consolation of Philosophy）。此书以对话体写成，对话的双方是波伊提乌本人和“哲学”，他自己的话用散文，“哲学”发言则用诗体。这本书名声很大，被誉为“宝典”，波伊提乌本人也常被人世推崇为虔诚的基督徒，甚至视为类似教父那样的人物；还有一些论述“三位一体”之类的神学著作也被归于他的名下（皆为伪托）。但是《哲学的慰藉》一书的基调却是“非基督教的”，里面有着泛神论之类的思想。
在那个时代大部分学者看来，星占学是整个知识体系中的一个重要成分，波伊提乌在《哲学的慰藉》中也不例外。他认为行星的运行是由“不朽的神意”所操控的，而从恒星的天球运动中，可以演绎出尘世的事务。他还赞同柏拉图的见解，认为每个行星有着自己对应的音阶，构成“天球的音乐”，显示出宇宙的和谐。书中也有一些推算天球运行的细节，绘有一些在星占书中常见的示意图——不过这些内容并未为天文学增加任何新知识。这部有着星占学内容的哲学著作后来由公元9世纪末的英国国王阿尔弗列德（Alfred）大王译成（我想多半只是这位大王下令让别人来译）盎格鲁—撒克逊语言，后来又由14世纪时英国大文学家乔叟译成古英语——乔叟同时还是一个醉心于星占学的学者，我们后面专门要谈到他和他的有关著作。
大约从公元800年前后开始，正当阿拉伯帝国如日中天，阿拉伯文化大放异彩之时，欧洲的文化确实陷入了沉寂的低谷，要过几百年才会重显活力。那时欧洲人虽然相信星占学是天地间的大学问，论其高远之旨，可以仰知上天的奥秘；其下焉者，也可以用来指导医学、天气预报、农业生产之类，但真正精通这一套的人并不多。这一时期产生的星占学著作不是没有，但大多失传，只是在后人著作的引文中保存下一点吉光片羽，影响自然也就不会像那些传世之作那样大了。
公元8世纪初，开始出现一些关于星占学家个人情况的记载。比如奥尔德海姆（Aldhelm），一位教师，他留下了星占学方面的论文，还有逻辑和算术方面的论文，看来都是给学生们作为教材的。又有阿尔昆（Alcuin）（有时拼作Ealhwine），在一所学校里长期执教，后来成为查理曼（Charlemagne）大帝的朋友和顾问。据他自称，他曾学习了“天空的和谐——制驭着日月五星和恒星升降出没的规律”，意思是说他掌握了一些数理天文学知识，这当然是星占学家的必修课。再如，公元9世纪留下了两部路易国王（外号“笃信者”）的传记，其中被历史学家认为较好的那一部，作者是一个佚名人物，只留下一个绰号叫“天文学家”。此人得到这一绰号是因为路易国王曾向他垂询过公元838年那年出现的彗星——那正是著名的哈雷彗星的一次回归，我们后面马上就要详细谈到。这位绰号“天文学家”的人物，毫无疑问也是一位星占学家。
非常巧合的是，公元1066年那年诺曼（Norman）公爵威廉（William）渡海征服英国时，又值哈雷彗星出现，人们认为正是这颗彗星“引导着公爵取得胜利”。威廉自己也是笃信星占学的人，他流海远征时带着他自己的宫廷星占学家，星占学家为他择定了加冕为英国国王这一仪式的吉时——公元1066年圣诞日中午，这一时刻被认为非比寻常，它正可为英格兰择定一张新的算命天宫图。这种话头其实和中国历史上把新王朝建立谀称为“乾坤再造”之类完全一样。自诺曼王朝（公元1066～1154年）在英国建立之后，欧洲大陆上流行的星占学说大举输入英国，在伦敦、牛津、剑桥和一些大城市，都有了星占学文献的流传以及星占学的研究者。一些建筑中也增添了星占学色彩，最常见的方法是在天花板等处绘制黄道十二宫的标志和神像。
还有一部大史书值得在此一提，即《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AngloSaxon Chronicle）。此书被誉为早期英国史学中的不朽之作，费时数百年之久，在几个不同地方的修道院中陆续编撰，直到公元12世纪方才完成。通过这部成于众手的史书，也可略略窥知星占学在欧洲中世纪知识体系中的地位。书中记载了大量日月交食、彗星出现以及与行星有关的天象。这些天象总是被解释成各种人间事变的预兆，例如，公元664年5月10日的交食被认为是肯特（Kent）国王之死和时疫的预兆；而14年后8月间出现的彗星则是威尔夫里德（Wilfrid）主教失位的预兆；公元729年那年的彗星更是大凶之兆，一众名人如圣埃格伯特（St。Egbert）、奥斯沃特（A。Osward）、国王奥斯里克（Osric）等接踵死去。
顺便可以提到，我们在前一章谈到过的《圣经》中“三王来拜”的故事，在上面这部《编年史》中也记述了。学者们注意到其中的措词，不是“三王”或“三贤人”，而是直截了当的“三位星占学家”。
当中世纪最黑暗的年代熬过之后，阿拉伯文明的新鲜血液也渐次注入（这个问题我们在后面还要谈到），欧洲文化开始呈现出复兴的端倪，星占学也渐趋繁荣。13世纪初期最重要的星占学家之一斯科特（Michael Scot），就是这一时期有代表性的人物。他是神圣罗马帝国腓特烈二世（Frederick Ⅱ）皇帝的宫廷星占学家，约于公元1230年左右去世。关于他如何被皇帝选中，有一段有趣的传说。相传腓特烈二世皇帝将一些候选的星占学家叫来，要他们各自运用星占之术预言皇帝今日将从哪个城门出城。斯科特写好答案后封呈皇帝，请他出城后再展阅。谁知皇帝有心要让星占学家们出丑——他叫人临时在城墙上挖一个洞，他从这洞中出城，他想这一着出人意外，不会有谁算得中了。但当他出城后打开斯科特的答案，却见上面写着：“皇帝陛下今天将从一条新路离城”。皇帝大为叹服，就录用了他。
斯科特写了一部多卷本的《星占学纲要》（Introduction to Astrology），其中对许多星占学的理论问题进行了探讨（参见下一小节）。他的著作在他去世前后就已风行全欧洲。他本人则成了“箭垛”式的神奇人物，许多奇异传说都附会到他身上。民间相传他骑在一个状如黑马的邪魔身上，来去无踪。他的死亡也有些戏剧性，据说他自己早已预知他必死于头部受到重击，为此他总是戴着钢盔；有一天他和皇帝一起去教堂，不得不脱帽致敬，哪知钢盔刚一离首，就有一块小石头从高处落下，正打中他顶心，竟然就一命呜呼，魂归天国了。
稍后的星占学家中可以提到一个哈利法克斯（Halifax）地方的霍利伍德（John Holywood），他在牛津受教育，约公元1230年时定居巴黎。霍利伍德姓名的拉丁化拼法变异颇大，被拼成Johannes de Sacro Bosco。他之所以能青史留名，是因为写了一本小册子《天球论》（Tractatus de sphaera）。这本小册子几乎一问世就有洛阳纸贵的势头，各种抄本、译本层出不穷，一个世纪中竟至少再版了40次。还有许多渊博学者为之撰写评注，于是书中不少天文学知识方面的错误都被指出来了。
要说13世纪时最重要的拉丁文星占学著作，当推《天文书》（Liber astronomicus）。此书的作者波拿第（Guido Bonatti），也可算这一世纪中最负盛名的星占学家。他挟其星占之术，靠为君主们充当顾问为生。他有一段时间受雇于蒙太费尔特罗的圭多（Guido de Montefeltro），每逢这位君主与敌军作战，他就登上城堡观察敌情，发号施令，摇铃第一通，战士们穿妥盔甲；第二通，上马；第三通，战士们冲向敌阵开战。据当时的一位历史学家维拉尼（F。Villani）的说法，这位君主的许多战役都是靠波拿第的星占预卜之术指导才获胜的。
波拿第在《天文书》中，对星占学极尽推崇之能事。他自豪地宣称：星占学家对于星辰所知之多，远胜于神学家对上帝之所知。针对一些教会人士对星占学的批评，他又将《圣经》一些语句自作解释，来为星占学辩护。照他的说法，亚伯拉罕（Abraham）也曾从埃及人那里学习星占学，而耶稣本人也曾使用（或至少允许别人使用）星占之术以选择吉日良辰。他认为星占学不仅是一门科学，同时还是一门艺术；而星占学家则是学究天人、能够知晓过去、未来和现在的大智者：
星占学家知道万事万物。所有过去曾经发生的事，所有未来将要发生的事——一切事情都无法对他隐匿，因为他知道天体运动在过去、现在、未来所发生的作用，还知道这些作用在什么时刻发生，以及这些作用会产生何种后果。转引自A History of Astrology。p。103。
《天文书》中还列举了各种问题，借助星占学，波拿第认为这些问题都可以得到解答。这些问题中包括诸如一个人能否升任主教、修道院院长、红衣主教，乃至教皇？按理一个牧师不应该提这类问题；但波拿第表示，许多人确实提了，因此星占学家有责任给出“公正的答复”。又如建造教堂、住宅、城堡乃至建设一座城市，什么时刻破土动工才能吉祥顺利？这也是星占学的用武之地——这倒和中国古代的“择吉之术”如出一辙了。
又有意大利人彼得（Peter，阿尔巴诺Albano地方的），生于公元1250年，年青时游踪甚广，到过欧洲许多国家，还曾在巴黎大学活动过一段时间。后来返回意大利，曾与从中国西返的马可·波罗（Marco Polo）有过接触。最后成了帕多瓦（Padua）大学的高薪教授，死在任上。时为公元1316年，这在那时要算高寿了。彼得将星占学家与医生这两种职业一身而二任——这在那时是相当常见的事。他曾任教皇的御医，医名颇盛，得到名流的推崇。他最著名的著作是《安抚者》（Conciliator）一书，主要是论述医学的，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