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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将古代中国非常完备的日食记录与理论计算结果进行对比，肯定了地球自转的减速现象和引力常数G的稳定性。利用中国两千年来关于哈雷（Halley）彗星几十次回归的过近日点记录与理论计算结果之差，天文学家能够讨论太阳系内是否存在第十大行星及非引力效应。太阳黑子在西方直到伽利略（Galileo）时代才肯定其真实性，在古代中国星占学家那里却一直被当作“变则占”（有星占学意义的）天象坦然记录了两千年，利用这些记录，现代天文学家讨论了太阳活动周期，肯定了在现代理论中的11年周期外，还有更长的周期存在。
星占学促使人们对恒星位置进行精确测定并建立天球坐标系。由于星占学要根据天象的变异来预卜人事吉凶，这就必须对奇异天象发生在天上哪一位置进行确认和指陈。只有在天空划分区域，西方是用命名星座（constellation）来划定天区，中国是划分为“三垣二十八宿”及各种“星官”，这样才能对天象发生于何处进行有效的陈述。而对天象位置的确认又必须是定量的、精确的，这就必须借助恒星来建立天球坐球系，西方古代习惯采用黄道系统，中国古代则一直采用赤道系统。在传世的古代星占学文献中，各种恒星位置表（特别是标有坐标值的那些表）和星图始终是现代天文学家和天文学史专家特别重视的部分之一。历史上几乎所有著名的恒星位置表和星图都出自星占学大家之手或与星占学有关，比如古希腊时代的希巴恰斯—托勒密（HipparchusPtolemy）星表（1025颗星）、中国先秦时代的《石氏星表》（120颗星，但学者们对确切的观测年代颇有争议）等都是这种例子。
星占学还极大地促进了对日、月和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运行规律的研究。这一点东西方在结果上完全相同，而内部机缘则稍异。在古代西方，盛行的是生辰星占学，这必须详细推算各种给定时刻的算命天宫图——正是由日、月和五大行星的不同位置构成。在中国古代星占学体系中，则极其重视日月交食和行星在周天二十八宿中的不同位置，这些天象都被赋予重大的星占学意义。结果是，东西方不同的星占学体系要求对同样七大天体的运行规律进行研究。这方面的研究构成了古代数理天文学（mathematical astronomy）的绝大部分内容——如果不是全部内容的话。今人看到古代数理天文学内容如此丰富，比如诺吉鲍尔（O。Neugebauer）那部权威的《古代数理天文学史》就有三巨册近1500页，很容易将古代的星占学—天文学家误认为是现代天文学家的同一类人，将他们所从事的活动误认为是同一性质的活动，而忽略了至关重要的一点：在古代，这些数理天文学知识在大部分情况下只是星占学的工具。这种误解在谈论中国古代情况时尤为严重。中国古代的历法被称为数理天文学，这固然不错，历法的全部内容就是对日月五星七大天体运行规律的研究和数学描述；但许多人习惯于将中国古代历法系统与星占学完全对立起来，假想出“迷信的星占学”与“科学的数理天文学”这样“两条路线的斗争”，那就是硬将现代概念加之于古人，强迫古人就范了。事实上，中国古代历法中的绝大部分内容是为星占学家事先推算天象之需而设的。关于此事的详细论证请见《天学真原》第四章Ⅱ，第137～167页。
最后，古代星占学还为后世的历史学家们留下了一项意想不到的遗产——解决年代学（chronology）问题的独特资料。星占学家总是对奇异天象十分注意，通常越是罕见或惊人的天象就越是被赋予重大星占学意义，星占学文献中也会留下越多的细节记录。同时，星占学又相信天象是对人间大事的兆示和反应，因此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往往被相信星占学的人——古代社会中的智者、先知和哲人大多是这种人——将其与当时的奇异天象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历史学家则经常为确定某些重大历史事件发生的准确年代而绞尽脑汁，有时因史料不足，某些年代学问题几乎无法解决。这时，如果历史学家转而旁顾，注意一下也许是他们往常不屑一顾的“迷信的星占学”的文献，并能借助于天文学史家的专业知识，就有可能使一些年代学问题“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因为利用现代天文学的理论和方法，许多天象出现的时刻都可以回推和预报，哪怕时间相隔千百年之久。于是，如果能够在某个其发生年代尚待确定的历史事件的有关记载中找到此事发生时某种奇异天象的记录，就能通过回推这一天象发生的准确年代来确定该历史事件发生的年代。对此可以举一个特别著名的典型事例来加以说明。
在中国历史上，周武王伐纣灭殷当然是第一流的重大历史事件。但这样一件大事的年代却未有史料明确记载，历史学家为此想过很多办法，但都无法得到明确的答案。值得庆幸的是，武王伐纣这件大事是古代星占学家特别重视的大事之一，许多奇异天象都被与此事联系在一起。其中有些天象显出后人附会，或是语焉不详，没有推算的价值，但《淮南子·兵略训》中有如下一小段记载：
武王伐纣，东面而迎岁，至汜而水，至共头而坠，彗星出而授殷人其柄。
这段记载明确指出武王伐纣向东进军时，东方天空曾出现过一颗彗星，而且彗尾指向西方（彗星形如扫帚，柄指彗头，“授殷人其柄”表明彗头在东方），这就可以实施数理天文学方法的回推计算。已故的紫金山天文台台长张珏哲推算的结果是：武王伐纣时出现的这颗彗星就是著名的哈雷彗星从公元1910年往前数的第40次回归，当时这颗彗星过近日点的确切日期是公元前1056年3月7日。而它恰在公元前1057～前1056年之交的四个月间行至地球附近，明亮可见。张珏哲最后的结论说：
假使武王伐纣时所出现的彗星为哈雷彗星，那么武王伐纣之年便是公元前1057～前1056年。这个看法，对于我国年代学上这个疑案的解决，可能有所帮助。张珏哲：《哈雷彗星的轨道演变的趋势和它的古代历史》，《天文学报》19卷1期（1978）。
类似的事例还可以找到一些。
此外，推而广之，许多成书年代有疑义的古籍，也可以根据其中的星占之说所记述的有关天象进行回推，由确定这些天象的发生年代再进而推断该古籍的成书年代。这类工作中外学者都做过一些。不过这其中牵涉到许多旁的因素，实际操作起来十分复杂，也不太容易获得一言九鼎的决定性结论。
星占学和其他古代文化成分一样，若深入研究和发掘，完全有可能发现更多的有价值的遗产（当然远远不限于科学或历史学方面）。以上所论，只是较为重要且明显的几个方面而已。
第二部分 外国篇第6节 巴比伦的有关历史背景
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一词，源出希腊语，意为“河间之地”（两河之间），指西亚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的两河流域地区。这片土地今天基本上在伊拉克共和国境内。美索不达米亚是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文明发源地之一。那种认为此地是人类文明共同源头的观点，现今固然已经没有什么市场，但是就星占学这一具体事物而言，则美索不达米亚作为共同源头的地位，看来在很大程度上至今还未能动摇。
在一些通俗性读物中，美索不达米亚的名声似乎不及巴比伦（Babylon）来得响亮。也有人认为这两者似乎是一回事。其实，美索不达米亚只是一个地理名词（即古希腊人所说的“河间地”），当然也常笼统地用它来代指这片土地上的古老文明；而巴比伦则既是两个王朝的名字，又是一座城池的名字，同时也常被笼统地用来代指两河流域土地上的古老文明，还被用来泛指不同时代活动于这片土地上的民族——这会引起不少混淆。
美索不达米亚可以算得上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多民族政治舞台。许多民族征服过这里，许多强盛的王朝在这里如日中天，最后又土崩瓦解。几千年间，这里的人们真可谓“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
美索不达米亚的文明史至少可以上溯到距今六千多年前——约公元前4300年。那时苏美尔人（Sumerians）已活动于两河流域的南端，人类最早的文明就在这里诞生。另有一些考古发掘甚至表明这一文明能上溯到约公元前5000年，1946年开工挖掘的埃利都（Eridu）遗址就被认为是证据之一。学者们现在相信，保存在《圣经》里的关于创世和大洪水的古老传说都是源于苏美尔人的；而这又与保存在泥版上、现已被释读出来的苏美尔人关于埃利都的传说联系在一起，因为其中有这样的记载：
所有土地都成为一片汪洋。之后就建立了埃利都。
当然，洪水之事的真实性是另外一个问题。
在西方学者的著作中，苏美尔文明从发端直到约公元前2900年，通常都被称为“史前史”。从公元前2900年开始，则称为“苏美尔早王朝”时期，这一时期为时颇短，不久之后，苏美尔人的北邻阿卡德人（Akkadians）向南入侵并征服了苏美尔各城邦。约公元前2370年，著名的萨尔贡一世（Sargon I）统一两河流域南部，建立起阿卡德王朝，持续到约公元前2230年而亡。文化相对落后的阿卡德人吸收了苏美尔的楔形文学、苏美尔语中的许多词汇，还有书写工具——泥版与芦苇，用苏美尔文写记阿卡德语，为后世留下了大量历史文献，包括星占学文献在内。在阿卡德王朝衰亡之后的很长时期内，阿卡德文字一直是两河流域地区的主要文字，甚至成为近东各国外交上的通用文字。
阿卡德王朝亡后，又经历一段异族入侵的混乱时期，接着苏美尔人有一次短暂的复兴，建立了“乌尔第三王朝”（约公元前2100～前2000年），乌尔城（Ur）成为整个帝国的首都。
接下来，“巴比伦”之名才正式登场。巴比伦，在阿卡德语中意为“神之门”，原为一城邦，后来成为“古巴比伦王朝”的王都，遗址在今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以南约90公里处。古巴比伦王朝之第六王、历史上大名鼎鼎的帝王汉穆拉比（Hammurabi）于公元前1758年大振军威，统一了两河流域地区。他颁布了一部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法典》，镌刻在一根3米高的石柱上。《法典》使汉穆拉比名垂千古（连那根刻着《法典》的石柱，历尽劫波，至今仍保存在巴黎卢浮宫），汉穆拉比则使巴比伦的名声传遍四方。
古巴比伦王朝持续至公元前1531年，此后美索不达米亚一度处于卡西特人（Kassite）统治之下。此时亚述人（Assyrian）已经崛起，不久成为巴比伦的主人，在两河流域地区开始了长达近千年的“亚述帝国时期”。在此期间巴比伦曾多次反抗以谋求独立。强悍的亚述军队和残酷的四方征战使这段历史充满血腥味。亚述帝国历史上最后一位有作为的名王亚述巴尼拔（Ashurbanipal）于公元前669年登上亚述王位，为挽回帝国昔日的光辉，他穷兵黩武尽力征伐。公元前662年远征埃及，将埃及首都、历史名城底比斯夷为平地；公元前646年攻克巴比伦城，使得老大帝国的回光返照看起来竟像是“中兴”光景。亚述巴尼拔是星占学的热烈支持者，他在帝国首都尼尼微（Nineveh）建立起王家图书馆，里面除了当时巴比伦、埃及等处星占学家提供的各种星占学文献之外，还有医学、数学、地理、历史、巫术等方面的大量书籍。19世纪中叶，英国考古学家在这座图书馆遗址中发掘出泥版文书两万余块。
转眼到了公元前612年，亚述帝国的末日来临，尼尼微在巴比伦与米底（Medes）王国联军的兵锋下化为废墟，美索不达米亚开始了“新巴比伦王朝”时期（公元前611～前540年）。由于这一王朝系由居于苏美尔—阿卡德故地的迦勒底人（Chaldaean）所建，故又得名“迦勒底王朝”。后面这个名称在后世更为响亮，因为这个短短的王朝却是星占学大放异彩的时代。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迦勒底人”后来在西方人笔下成了“星占学家”的同义词。迦勒底王朝的名王是尼布甲尼撒二世（Nebuchadnezzar Ⅱ，约公元前605～前562年在位），他曾征伐犹太王国，将其中的王公贵族及部分居民掳至巴比伦，即历史上著名的“巴比伦之囚”；他在巴比伦城中所建马杜克（Marduk）神庙内的塔庙就是《旧约》中所说的“巴别塔”（Babel，即“通天塔”）；而古代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巴比伦空中花园又正是尼布甲尼撒二世为取悦于他的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