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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女性交之前，要在两个分开的小房间之内独寝。性交时辰一到，就有一位女领导人从外面把两扇门打开。性交的时刻，要由星相家和医生努力抓住以下的时刻来决定：金星和水星处于太阳以东的吉室中，木星处于良好的方位，土星和火星也要处于良好的方位或处于它们（起作用的）方位以外。这对于经常成为阿费塔的太阳和月亮来说，也是特别重要的。他们喜欢星占表中的室女座，但也密切注意，使角落里不出现凶星，……而这些角落是可以根据整个或部分宇宙的协调来决定生命力的根源的。
在康帕内拉思想中，仍带有“只为欢愉而性交是不好的”这样的倾向，因此他为太阳城男女们设计的性交时刻，仍主要着眼于如何生下健康完美的后代。作为一个星占学家，谈论这类内容自然是他的老本行了。
最后，康帕内拉借那位“航海家”之口，大大谈论了一通太阳城人的星占学观——当然也就是康帕内拉本人的星占学观。大致有如下几端：星象是赞成人类善的意志的，星象是赏善罚恶的；星象与技术的发明、法律的演变、宗教的传播、王朝的更替、女性的掌权，以及淫乱、卖淫、道德败坏等等，都有密切关系。在《太阳城》后来的版本中，康帕内拉还加进了这样的段落：
他们不会相信英明的基督教最高主教会禁示星相术，只会禁止某些人所搞的星相术，即滥用星相术来预告以自由意志为转移的行动和超自然的事件。因为星辰对于超自然的现象只作为预兆，对于自然现象只作为普遍原因，而对于意志坚强的行动只作为理由、动机和促使行动的动因。……由此可见，星辰所指示的邪道也罢，战争也罢，饥饿也罢，它们之所以发生，大部分是因为人们多半受感性的动机所控制，而不是受理智的控制。《太阳城》，第136页。
这样的星占学观，已经颇为合理。
最后不妨顺便谈一谈，星占学还曾在《太阳城》作者多灾多难的一生中帮过他的大忙。康帕内拉因参与政治活动被判处无期徒刑，在过了二十五年铁窗生活后，被教皇乌尔班八世（Urban Ⅷ）将他引渡到罗马。教皇此举主要是出于他个人的兴趣爱好——他是一位星占学爱好者，而被囚的康帕内拉在星占学方面名声很大，写过好几部关于星占学的书；教皇欣赏他的才学，所以设法庇护他。起先只是允许他公开发表作品，尚无人身自由，但当他完成了《人如何能避免星辰所预示的命运》一书后，终于得以重获自由。尽管他晚年还是免不了政治逃亡之苦，他的《星占学》一书又被政敌指为他不服从教会的证据，但罗马教皇曾因他的星占学而庇护他，这幕插曲还是很有助于了解星占学在那个时代风靡一时的盛况。
第二部分 外国篇第56节 星占历书：畅销读物
星占历书很可能是16、17世纪最为畅销的读物，据说销售册数超过《圣经》。姑取一些这一时期英国的有关数据以见一斑：1600年之前，在英国已出版了600余种这类历书；而在下一个世纪中这类出版物超过2000种。当时一位极负盛名的星占学家利利（W。Lilly）（下文还要专门谈到他）所编的星占历书，销量逐年上升：1646年印13500册，1647年为17000册，1648年为18500册，此后则每年售出近三万册。注意这仅是一城一地、一位星占学家作品的印刷销售情况，则全欧洲当年星占历书之盛行与畅销已不难推想。
这种如此畅销的出版物，究竟靠什么内容来引人入胜？一册星占历书，通常由三大部分组成：第一部分相当于现代的《天文年历》（当然要简单得多），包括这一年的天文事件，如日食、月蚀、行星的“合”之类；这部分要依靠天文学知识来预先推算。第二部分比较简单，大体相当于今天的月份牌，给出该年的历日以及注明重大的宗教节日之类；这只要按历书规则排算一下即可。最重要、也最能检验出历书编撰者“道行”的是第三部分，即对该年重大事件的预测（历书都是在前一年预先编算好的），这些事件包括战争、自然灾害、年成丰歉等等。除此之外，星占历书还有各种五花八门的内容，比如集市与庙会的一览、公路及里程指南、“开天辟地以来”的重要历史事件简表、医药处方、法律用语、园艺须知之类。还有专供某一类职业的人用的历书，其中专门附有这种职业所需的常识，如供海员用的历书中有航海须知、供治安推事用的历书中有法律措辞，甚至还有迎合各种不同政治立场的内容。总之是尽量将历书编成一本对日常生活有用的手册。
公众购买这种历书之后，至少有如下几种效用：可以很方便地排算各种时刻的天宫图；可以“预知”来年的大事（准不准那要看造化如何了）；可以知道日常许多行事的吉凶宜忌，比如哪天宜服药、哪天忌放血之类；可以获得一些日常生活和工作中有用的常识或信息。这些用途，无论对于受过良好教育的上层人士还是很少受教育的下层民众，都是需要的，所以几乎社会各种阶层的人都会去购买这类星占历书。
编撰畅销的历书虽然可以赚到钱，但也有风险。出版商来找星占学家，请他编来年的星占历书，付给他报酬，出版发行方面的风险由出版商承担；但是，如果星占学家在历书中对来年的大事“预测”不准，则不仅下次没人再找他编历书，他作为星占学家的“职业声誉”也要受损，以后就要“不好混了”。反之，倘若“预测”准确，则声誉大振，找他编历书的人越来越多。这方面开普勒就是一个有趣的例子，开普勒头一回干这种事是奉命编1595年的星占历书，他在历书中预测此年的大事有：“好战的土耳其人侵入奥地利”、“这年冬天将特别寒冷”等，结果都准确应验了，于是他作为一个历书编撰家名声大起，此后不断有人请他编历书。
星占历书在那时大行其道，许多上层人士都受其影响。当时有人抱怨道：“人们更喜欢查阅和思索他们的历书，而不是《圣经》。”许多乡绅把时间消磨在研读历书上，以便查找来年的国内外大事。1642年3月英国内战前夕，据说“即使国会中最优秀的分子”也被当时著名星占学家布克（J。Booker）所编历书中的预言扰得心神不安，因为那册历书在3月份处预言：“在本月下旬将有残酷和血腥的计划付诸实施”。而在1666年，六名密谋者研读利利所编的历书并进行星占学计算之后，择定9月3日作为起事的日子。类似的事例K托马斯曾举出很多。
图23一份1518年历书中的一页。
第二部分 外国篇第57节 形形色色的职业星占学家
在著名的《浮士德》（Faust）“悲剧第一部”的开头部分，可以读到如下诗句：
起来！快逃吧！逃往辽阔的境地！
难道这种神秘的书籍，
诺斯特拉达穆斯的亲笔，
还不够作你的伴侣？
认识星辰的运行，
接受自然的启示，
那时你心灵的力量豁然贯通，
好比精灵与精灵对语。
凭这枯燥的官能，
解不透神圣的符记！哥德（J。W。von Goethe）：《浮士德》，董问樵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第24页。
哥德（Goethe）在这里提到的诺斯特拉达穆斯，是16世纪上半叶一位名噪一时的法国星占预言家，当时欧洲的国王们竞相设法罗致他，以便得到他的“服务”。而所谓“这种神秘的书籍”，自然是指诺斯特拉达穆斯那本久负盛名的《世纪预言》（Les Vrayes Centvries et Prophetles）。此书由一系列意义隐晦不明、几乎可以解释成任何事情的韵文构成对未来世界的“大预言”，简直就是中国古时流传的《推背图》、《烧饼歌》的法国兄弟。据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德国党卫军首脑希姆莱（H。Himmler）曾请了一位星占学家翻译此书，竟看出其中连柏林的陷落都已预言了！
与大言惑众，名动王侯的诺斯特拉达穆斯不同，佛罗伦萨的帕古洛（M。pagolo）作为一个星占学家，却“过着圣徒般的苦行生活”：
他几乎不吃什么东西，蔑视一切世俗的财货，而只是收藏书籍。他是一个技术高明的医生，只是在他的朋友中间看病，并且规定他给他们看病的一个条件是他们必须坦白承认他们的罪恶。……他也常常和老科西莫（Cosimo）见面，特别是在他晚年的时候；因为科西莫也接受和使用占星术，虽然可能仅仅是为了次要的目的。不过，帕古洛照例只是向他的最亲信的朋友们解释星象。布尔克哈特（J。Burckhardt）：《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何新译，商务印书馆（1979），第501页。
这位星占学家之所以要过这种苦行生活，据说是由于他希望能使星占学“有利于道德”。
另一位意大利星占学家卡尔达诺（G。Cardano）的生平则又是一幅充满传奇色彩的画卷。此人精通数学、医学、物理学、哲学等多种学问，直至今日数学教程中仍留有他的恒久印迹——例如求解一般三次方程的“卡当公式”（英语将他的姓拼成Cardan，故习惯译成“卡当”）。他出生于1501年，活了76岁。早年聪慧、博学但不富有，成年后偏又家门不幸，长子犯罪，幼子堕落，他本人在几处大学先后任教职，声誉渐起。他年轻时，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正是叱咤风云的大人物，相传因自己命途多舛，路德曾改变了自己的生辰日期——希望通过这样“暗改八字”来扭转厄运；但卡尔达诺为之排算天宫图，预言他一生未可乐观。卡尔达诺这种喜欢为名人排算天宫图的嗜好后来给他带来了大祸——他竟为耶稣（Jesus）排算起算命天宫图来了！并宣称救世主一生的遭际都是由天上星象所支配的。结果于1570年被宗教法庭监禁，起诉他是“异端”（还有人说他入狱是由于债务，另一说是异端与债务两罪兼而有之）。他只好宣誓“放弃异端邪说”，才被释出狱，图24一份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的算命天宫图。中间方框中注有他的姓名和出生日期：1483年10月22日；但史书上记载的出生日期是这年10月31日（儒略历）。两者的差异或许正是“暗改八字”所致。但已受了几个月的牢狱之苦，而且失去了教授职位，并且不准他出版著作。这下生计无着，只得去罗马另谋出路，不想在那里时来运转。教皇庇护五世（Pius Ⅴ）赏识他的星占之学，付给他终生年薪，留他在教皇宫中任职，他总算有了一个平静的晚年。临终那年他写了一本带忏悔色彩的自传《我的生平》（De propria vita liber，直到1643年始在巴黎出版）。关于他的死，还有一种惊人的传说：相传他早已为自己算定了归天的日期，到了那一天，他为使自己的预言应验，以维护他大星占学家的声誉不坠，采取了惊人之举——他是自杀而死的。
与上面这些依靠王侯庇护供养的星占学家不同，另一部分星占学家已经在这个时代成功地走上了商业化道路。他们开办星占学事务所，公开营业，为公众（王侯与平民同样来者不拒）提供咨询，“答疑解惑”，当然，也要为此收取费用。在英国，一个由这样的星占学家组成的学会早在17世纪中叶就已成立，并在1649～1658年间每年在伦敦集会——请注意，近代科学团体的冠冕皇家学会要到1662年才正式宣告成立。这些星占学家中特别有名的几位，在他们多年的经营活动中，留下了大量类似工作日志的文献，现代研究者托马斯称之为“判例汇编”。通过这些文献，可以了解当时作为一种行业的星占学的经营细节，并提供这类星占学家的典型个案。
在16～17世纪的英国，有三位最负盛名的星占学家——他们都在伦敦开业：
福尔曼（Simon Forman，1552～1611）
利利（William Lilly；1602～1681）
布克（Johm Booker；1603～1667）
这三人可称为那时的“三大星占学家”。其中福尔曼年辈最早，他主要作为医生，同时又作为星占学家、炼金术士和巫术师，活动于伦敦近30年，因为是“无照经营”，曾几度入狱。在他上述几种职业中，只有作为医生获有剑桥大学发给的许可证。这三人中名声最大、影响最广的是利利，出身于贫苦自由民之家，起先在人家家里做仆人，后来娶了东家的遗孀，差得自立。他只学习了不到两个月的星占学，居然就敢在1641年正式开业。三年后他出版了他的第一册星占历书。看来是由于他的天分，他迅速成为这一行的后起之秀，又进而成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