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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种方法是承认自己在排算天宫图时发生了差错，所以导致预言失误。但这并不是直截了当认错就算，也有一套动听的说辞，不妨举前面谈到的意大利星占学家卡尔达诺为例。他成名之后，曾于1552年去英国，本来是为爱丁堡大主教和其他达官显贵治病，但大星占家的名声在外，自然不能不算命；他预测幼王爱德华六世（Edward Ⅵ）至少可享寿55岁，谁知这位君王不久就去世了，这一下预言彻底失败，卡尔达诺何以自解？他的办法是坦然发表了他为爱德华六世排算的天宫图，并附上一篇题为《我的事后思考》的文章，其中解释说，他的预言之所以失败，是由于他在计算时略去了一些细节；而这些细节的计算要耗费他一百多小时的工作量，他“因懒惰而冒险”，这才铸成大错。由于他应付得宜，他作为星占学家的声誉并未因此事受损，而因他这一番“作秀”，知名度反而大起来。
第二部分 外国篇第63节 如何解释说准的预言
星占预言在古代人看来有着“精密科学”的外表，因为天宫图的计算确实是数理天文学知识的运用，一点也容不得弄虚作假；而在现代人眼里却又更多地看到它“伪科学”的一面。其实在这两者之间，确实有一些颇为微妙的机制，能使预言变成真实。这些机制中最重要的一种，就是暗示的作用。中国民间俗语有所谓“诚则灵”，也是此意。比如两人决斗，技艺相当，本来各有五成胜算，但是星占学家预言甲方必胜，若甲方相信其说，因有必胜信心而勇气倍增，结果果然获胜。又如星占历书预言来年将有饥馑之虞，谷价将要上涨，如果农民和商人相信其说，必然会对谷物惜售和囤积，结果谷价果然上涨。再如财物失窃，当主顾去求助于星占学家时，他心目中通常已经有可疑之人；星占学家并不具体指明窃贼为何人，而只是对窃贼外表作某些玄远空泛的描述，这些描述有时会启发主顾的思维。特别是当窃贼本人也敬畏或虔信星占学时，效果会更好，可以设想当某主顾从星占学家的事务所回家后宣称：“无所不知的利利先生已经告诉我窃贼是谁”，窃贼就有可能露出马脚。
最后，人们确实无法否认，星占学家们曾作出过一些非常准确的预言，正是这些预言给星占学家带来巨大的声誉。说句实在话，我们今天如想对这些说准的预言作出解释，其实比当年星占学家为自己未说准的预言作出解释要难得多！如果我们站定在不违背现代科学原理的立场上，能够尝试进行解释的思路大体有如下几种：
概率论的解释。即在众多的预言中，总有可能“蒙对”一两次，也即古人所谓“多言或中”之意。对于答案比较少的问题（比如甲乙二人决斗谁胜谁负），这种解释听起来比较有道理。
心理学的解释。即上文所说暗示所产生的“诚则灵”的实际效果。这可以用来解释不少成功的预言。
社会学的解释。无论是出入于宫廷的御前星占学家，还是开设事务所的或是编写星占历书的星占学家（搞得成功了，往往一身三任，如利利即是如此），通常总是通晓世故，练达人情的；许多成功的预言，实际上是星占学家们灵活运用他们的社会经验、政治情报、商业信息所致，与天上的星象倒不一定有多大关系——天宫图有时只是一种“包装”。
在上面所说的“成功的预言”中，已将那些事后附会、神奇传说之类的情况排除在外。除了概率论、心理学、社会学所能解释的，还有一些记载明确、从各种情况看起来都相当“过硬”的成功预言，确实令人费解。也许，当星占学家——这些多年沉溺在神秘主义思想中的人——面对天宫图冥思苦想之际，真能有某些现代科学尚无法理解的启示使他们窥见未来？但是我们如果这样一想，立刻就有从先前设定的立场上偏离之虞。
第二部分 外国篇第64节 打击、反对与衰落
一、打击之举与反对之声
对星占学的打击主要来自政治斗争之中，这当然多半是星占学家自己卷入政治风波而招致的。最容易召祸的莫过于星占学家对君王寿限的推算和预言，这种事古已有之，我们前面曾提到一些古罗马时代的事例。到文艺复兴时期，情况并无改变。例如1555年，英国星占学家迪和其他三人被逮捕，因为他们用星占学为女王伊丽莎白和别的君王推算寿命。1581年英国国会通过法令，规定：预测女王寿命、为女王或她的继承人排算绘制天宫图（哪怕仅作公式计算）等，皆为重罪。而在上一个世纪，已经有好几位星占学家因推算君王寿限之罪被处死。其次，为耶稣基督算命和排算天宫图的念头也长久地吸引着星占学家，而这也是很容易召祸的举动。前面提到的意大利星占学家卡尔达诺因为替基督算命，被指控为异端，受了牢狱之灾；与他相比，二百年前他的意大利同行阿斯科利的遭遇要惨得多了，他也是为基督排算天宫图，并从中推算出基督被钉死于十字架的结论，结果被罗马宗教裁判所判处火刑烧死（参阅本书第六章第一节一）。
反对星占学的论述，同样古已有之，我们在前面几章中已谈到过不少例证。在文艺复兴时期——这个现代世界到来的前夜，反对星占学的声音却并不比前代更多更响。这种声音主要来自文人学士。例如哲学家彼特拉克（F。Petrarch）晚年与薄伽丘（Boccaccio，《十日谈》的作者）的通信中，表示了他对星占学家的极端轻蔑——然而他与他们却并非没有私人交往。当时一些历史著作家也表示了反对星占学的态度；在《古代故事百篇》之类的小说作品中，星占学家经常成为嘲笑的对象。那时的文学家圭恰尔迪尼（Guicciardini）曾有一段妙语：
占星家们是如何地幸运啊！如果他们在一百句谎言里边说了一句真话，人们就信仰他们；而其他的人在一百句真话里边说了一句谎言就失去了一切信任。见于圭恰尔迪尼（Guicciardini）的《回忆录》，引自《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
当然，这个时代反对星占学最有名的人物无疑是米兰多拉的皮科伯爵。他写了《驳星占学家》，照J布尔克哈特的看法，这部作品对当时的星占学造成很大打击。当时盛传的三位星占学家预言伯爵死期而应验的故事，似乎也反映了星占学家及其信奉者们对伯爵的反感。但是另一些学者认为，上述这部作品“从根本上说是宗教的而非科学的”；据信它还曾对后来开普勒的思想产生过相当影响。
二、衰落：并不是打击与反对的结果
无论如何，到17世纪以后，星占学在西方是无可挽回的衰落了。有一种长期流行的简单化观点，认为星占学的衰落是科学对星占学、或者说科学家对星占学家“斗争”的结果；但是这种主要是由科普作家“想当然耳”传播开来的观点，实际上几乎一点也经不起历史的考察。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到17世纪为止，对星占学进行抨击的言论，和对星占学家进行杀害或监禁的行动，都已至少存在了1500年以上，但是星占学照样承传不绝，还有过两次繁荣昌盛的黄金时代。文艺复兴时代以后，对星占学的态度更为文明，不再杀人焚书，星占学的处境比以前只有更为“安全”。至于科学家对星占学的所谓“斗争”，很大程度上也是出于现代人的臆想。我们前面曾讨论过，像第谷、开普勒这样的人物，都将天文学家和星占学家一身二任。更生动的例子还可以找到不止一个，比如哥白尼总该算不折不扣的伟大天文学家了，但是他的书斋里也收藏着一些星占学书籍；由于《天体运行论》中完全未涉及星占学，他本人也未留下其他涉及星占学的论述，我们无法知道他究竟对星占学持什么态度——但是D帕克提醒人们：托勒密的《至大论》中也只字未提星占学，而这并不妨碍他写下星占学的《圣经》——《四书》。
与许多现代人假想的场景——以哥白尼为代表的现代天文学与迷信愚昧邪恶害人的星占学势不两立、坚决斗争——相反，当《天体运行论》的日心体系问世之后，许多星占学家认为这并不会对星占学造成冲击。将太阳还是地球放在中心，这只是数学计算上有所不同，对于星占学而言其实无关紧要。事实上，接受日心学说的星占学家在16、17世纪大有人在！比如在英国，最早接受哥白尼日心学说的人士中就包括迪格斯L。Digges（去世于1571年，即《天体运行论》发表后仅28年）等一批星占学家和星占历书的作者。顺便说起，这位迪格斯还是望远镜发明者的重要候选人之一。
16、17世纪的天文学家和科学家们既然对于星占学如此温情脉脉而“划不清界限”，如此“斗争不力”（或者说根本不作斗争），为什么星占学终究还是衰落了呢？照我的看法，这原因可以从星占学的文化功能上入手，去尝试探寻。
在漫长的古代社会，星占学始终作为一种知识体系或解释系统在起着作用。在科学知识的积累和发展都极为缓慢的古代，几千年来没有任何别的体系能够有效地取代星占学，这才是星占学在古代长盛不衰、几乎所有的杰出人物或多或少都要和星占学牵涉在一起的根本原因。但是到了17世纪，局面发生空前巨变——现代科学以极强的生命力生长和扩展，人类知识的增长开始进入有明显加速度的快车道，在与以往的文明史相比显得极为短促的时间内，人们发现大量先前必须借助于星占学和其他神秘主义学说来解释的事物，已经由实验科学作出了更为简明也更为切实的解释。换句话说，星占学的功能大大萎缩了，人们在许多方面已经不再需要它了，它的衰落自然也就不可避免了。
关于星占学的衰落，托马斯有一段颇富文采的议论：
（星占学）这一学科的大部分都是自然死亡的。教士和讽刺文字的作者一直把它追打进了坟墓，但是科学家却没有出现在它的葬礼上。《巫术的兴衰》，第197页。
这段话主要的观点是完全正确的，只有一层意思是言过其实了——星占学事实上直到今天也还未死亡，因此“坟墓”、“葬礼”云云，应该另选别的词汇替代。如果说星占学在衰落之后，已在很大程度上沦为好古成癖之士业余玩赏的对象，那么我们也不能忘记，现代科学知识的边界毕竟也是有限的，因此星占学之类神秘主义（这里的意思是：与现代科学不相容，或是用现代科学无法解释的）的知识系统仍然残剩着相当的市场。这里让我们来看一个有趣的事例以结束本章：
1975年，西方186位天文学家、物理学家、数学家、哲学家等人士（其中有诺贝尔奖金获得者18人）联名发表了一份《186位主要科学家的声明》，这是一次由科学家对星占学的正式讨伐，因为这些科学家们“对星占学在世界许多地方不断得到认可开始感到关注”。此举例是很符合我们上文提到的“斗争”模式，可惜遇到了美国那位专喜异调独弹的科学哲学家费耶阿本德（P。Feyerabend），被他极尽冷嘲热讽之能事，骂个狗血淋头。他雄辩地指出，这些科学家“肯定不知道他们正在谈论什么”，他们的声明比起1484年罗马教廷同一主题的出版物来要远远不如。费耶阿本德的主要论据，是指出这些现代科学家对于星占学这门植根于古代的学问并无了解，因此从他本人所主张的科学哲学观点来看，这些科学家对星占学的指责是站不住脚的。费耶阿本德（P。Feyerabend）：《自由社会中的科学》，兰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第97～102页。
我们看这个事例当然不是要去判断那186位科学家与费耶阿本德之间的公案，而只是借此表明：古老的、曾在几千年中与天文学难分彼此的星占学，在现代社会中仍未死亡；而且要想从理论上彻底驳倒它也并非易事。
第三部分 中国篇第65节 一个运作了2000年的军国星占学体系
自初生民以来，世主曷尝不历日月星辰？……仰则观象于天，俯则法类于地。
——司马迁《史记·天宫书》。
中国星占学的特殊性非止一端，但这里首先要指出的一点是：中国星占学体系就像中国封建社会的结构一样，呈现出类似“超稳定”之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