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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史记·天宫书》。
中国星占学的特殊性非止一端，但这里首先要指出的一点是：中国星占学体系就像中国封建社会的结构一样，呈现出类似“超稳定”之象——基本定型之后，垂两千年而不变。因此本书在以下论述中国星占学的几章中，将不再采用前八章大体作纵向追踪历史沿革的论述方式，而是改用横向展示之法，来进行分析讨论。
一个运作了2000年的军国星占学体系
一、一份统计表
我们在本书一开始就已讨论过，军国星占学与生辰星占学这两大体系的根本区别就是所占之事的不同。要想了解古代中国星占学所占之事的具体情况，最直观的办法，莫过于选择一种典型的星占学文献，然后对其中的占辞进行统计分析。在这里最适合当选的文献是西汉初年司马迁所作的《史记·天官书》。
传世的中国星占学文献卷帙浩繁。历代官修正史中的《天文志》都属此类。此外还有专著，如唐李淳风《乙巳占》十卷，北周庾季才撰、北宋王安礼等重修《灵台秘苑》十五卷，唐瞿昙悉达《开元占经》更达一百二十卷之多，作为统计对象的话，篇幅都嫌太大。敦煌卷子中的星占学文献又零碎不全；再往后的一些星占书籍则年代偏晚，典型性也不够。而《史记·天官书》长久以来一直是年代确切可考的传世星占学文献中年代最早的一种，又是此后各正史中《天文志》的标准楷模；加以篇幅适中，结构却又十分完整。近年虽有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五星占》出土，年代略早一些，但终究简略不全。因此《史记·天官书》确实不失为最佳选择。
下面将对《史记·天官书》中占辞的分类统计结果列出。左侧“分类项目”一栏是占辞中所要预测的事件，右侧“占辞数目”一栏是同一主题的占辞累计数：
分类项目占辞数目1战争932水旱灾害与年成丰歉453王朝盛衰治乱234帝王将相安危115君臣关系106丧107领土得失88得天下79吉凶（抽象泛指者）710疾511民安与否412亡国413土功314可否举事315王者英明有道与否216得女失女217哭泣之声218天下革政119有归国者120物价1上面这份统计表生动反映了古代中国星占学的特征：首先，前三类占辞占了占辞总数（242条）的67％，表明了战争、年成、治乱这类主题受到特殊重视的程度。其次，全部占辞中没有任何一类、任何一条不属于军国大事的范畴之内。“丧”通常指君主王侯之丧，“疾”常指疾疫流行，“哭泣之声”也是指国丧或民众的悲苦，“得女失女”专指王朝君主之间的政治婚姻（比如“昭君出塞”在单于是得女，在汉朝是失女）。总之，都不是针对个人事务而言的。平头百姓的个人生死荣辱、悲欢离合等等，在中国星占学中没有任何位置。
对《史记·天官书》的上述统计结果，具有普遍意义。如对其他经典的中国星占学文献施行同样的统计分析，具体数据当然各有不同，但上述两大特征不会有改变。古代中国的军国星占学，其格局可以说是一以贯之。
二、古代中国有没有本土的生辰星占学？
李约瑟曾在他的著作中引用了一份年代不甚明确（他判断为14世纪之物）的图表，他称之为“一份中国的算命天宫图”。他看到图中有十二地支、二十八宿、各种神煞以及妻、男、财、命等算命项目相互对应的同心圆图形，就断言“立刻就可以看出”这是公元2～4世纪的希腊生辰星占学中的十二宫。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何兆武等20人译，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第379页。但是略作考察就可明白，这种图表虽然确实是用来算命的，却从任何意义上都不能说是西方式的“算命天宫图”。因为图中根本没有任何真实天体及其位置。图中没有太阳、月亮和五大行星的位置——这是西方式的算命天宫图中必不可少的主要内容；图中实际上也没有任何恒星的位置。之所以出现二十八宿的名称，那是因为古代中国算命术中有将十二地支、十二生肖和二十八宿对应配套的习惯作法，这和二十八宿在天空中的真实位置完全是两回事。
古代中国的算命术固然也是从人的生辰出发，即所谓生辰八字，也即一人出生之年、月、日、时的纪年、纪月、纪日、纪时四对干支，共八个字。有时也称为“四柱八字”。但生辰八字只是用干支对该时点的纪录，并不是该时刻的天宫图。生辰八字与生辰时刻的实际天象没有任何实质上的、或者哪怕只是形式上的关系。因此有些学者（比如方豪）将算命天宫图译成“生辰八字表”，只能是一种文学性的修辞手法，实际上难免会带来概念的混淆。
根据迄今已发现的证据，可以初步确认：古代中国并非产生出“土生土长”的生辰星占学。在西方由生辰星占学来完成的算命（个人的穷通祸福）功能，在古代中国由四柱八字算命术来完成。这种算命术形成的年代也相当晚——相传在五代宋初的徐子平（徐居易）手里才确立起来，图28“洋为中用”的欧洲算命天宫图。出于供职清朝钦天监的来华耶稣会士南怀仁（F。Verbiest）之手。他用此图来推算气候和年成，这足以成为中国古代军国星占学传统强大持久的一个有趣例证。所以四柱八字算命术又被称为“子平术”。另一方面，西方的生辰星占学虽然曾几度传入中国（六朝隋唐，以印度为媒介；元明之际，以阿拉伯为媒介；明末，来华耶稣会士撰写中文著作《天步真原》加以介绍），但影响终属有限，最后都归于消歇。从唐代以后，中国平民要想预知自己一生的祸福休咎，并不需要与任何实际天象发生关系，平头百姓被认为没有资格、他自己也不敢去建立这种关系。
此外，中国古代较晚期的一些择吉、算命之书，常喜欢在书名上冠以“星”的字样，这一点很可能也造成了不少误解。比如明代有《星命大全》，清代有《御定星历考原》等等，其实都不是星占学著作，因为书中所言各种择吉、算命之术，皆与实际天象及天体运行无关，根本不符合星占学的基本定义。“星命”云云，就好像上面提到的李约瑟所见之图，虽是有二十八宿之类，却不是指真实天象。
第三部分 中国篇第66节 中国星占学的思想基础
一、中国人的天是有情的天
星占学在古代中国人的词汇中称为“天文”，本意是指各种天体交错运行而在天空中所呈现的景象，这种景象可以称为“文”（《说文》九上：“文，错画也。”）就是天象之意。再由天象引申到“观测天象以占人事”之意。所以古人所说的“天文”与现代意义上的天文学是两个根本不同的概念，然而现代人时常混淆。
世界上各文明中的星占学虽然都不外观测天象以占人事，但是星占学的思想基础，在各种民族、各种文化中可以有很大不同。古代西方人的星占学思想基础，简而言之可以说是“万事前定”——这前定可以是全部的或部分的；是谁所定？则归之于上帝，归之于造物者，总之是神意。但古代中国人则大异于是，中国星占学的思想基础是“天人合一”，或者表述成“天人感应”。
先设法弄明白古代中国人所说的“天”指什么？这要分两个层面来说。就物理的层面而言，古代中国人所说的“天”约略相当于我们今天所理解的整个大自然——远不像现代人对“天”的理解那样狭隘。因此所谓“天人合一”，意指将人类与人类生存于其中的自然环境视为一个整体。由此又可以很容易理解为什么中国星占学所占的范围远不止狭义的天象，而是包括了风云雷电、雨雪霜露，乃至山崩、地震、“河水逆流”，甚至还可及于人兽相奸、男女互化等等。
然而，更值得重视的是古代中国人所说之“天”的另一个层面——抽象的、或者说精神的层面。这个“天”，绝不是近代科学的“客观性假定”中那样的无意志、无情感、可认识、可改造的客体；古代中国人的“天”是一个有意志、有情感、无法彻底认识、只能顺应其“道”与之和睦共处的庞大神秘活物。这个“天”是有意志的，所以古人将“天命”、“天意”视为君子必须讲求的大学问；而“天命”、“天意”的基本原则在古代中国人心目中也是始终如一的，这就是——赏善罚恶，道德至上。这个“天”更是有情感的，我们只要看看那些自古以来就脍炙人口的名句，就能明白一个大概了：
以鹑首而赐秦，天何为而此醉？庾信：《哀江南赋》。
天意高难问，人情老易悲。杜甫：《暮春江陵送马大卿公恩命追赴阙下》。
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李贺：《金铜仙人辞汉歌》。
贯日长虹，绕身铜柱，天意留秦劫。曹贞吉：《百字令·咏史》。
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史记·项羽本纪》载项羽临终之语。
……
此外，古人称颂忠孝节义等事，常说“上格天心”、“孝可格天”；指斥罪恶，则说“上干天谴”；正义的军事行动被说成“躬行天讨”；绿林好汉杀富济贫则是“替天行道”；痛感正义不获申张，常会说“苍天无眼”；祝福男女佳偶，习惯说“天作之合”；庆幸好事终于成就，则是“天从人愿”；……。这类例子可以举出许多，它们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古代中国人心目的“天”是人格化的。
以人格化的“天”为前提，中国星占学建立起自己富有特色的思想理论基础，其中包括如下要点。
二、“天命”的转移
讨论星占学却要先谈通常被归入古代哲学范畴的“天命”，似乎不免失之迂远，其实不然。“天命”观念，实际上可以说是中国星占学的“立身之本”——中国星占学最根本的功效，就是在事先预测“天命”的转移；在事中（夺取王权的过程中）尽力昭示天下“天命”已经归己；在事后则阐释“天命”何以抛弃前朝并转而眷顾我朝。
与西方那种宿命论或半宿命论的星占学思想完全不同，古代中国星占学是非宿命论的。这方面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天命”转移之说。为便于分析，不妨举一个具体事例以见一斑。这是中国历史上特别有名的事件，由此而产生的“问鼎”一词，历两千数百年而不衰，至今仍是汉语中的常用词汇 。公元前606年，雄才大略的楚庄王攻伐“陆浑之戎”而到达洛水，就在周朝境内陈兵耀武，意在向周天子进行军事示威。周定王派王孙满前去劳军，楚王就探问起九鼎——周天子统治权的象征之物——的大小轻重。楚王此问是明显的挑衅行为，王孙满知道他的用意，所以正颜厉色答道：
在德不在鼎！……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于郏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左传》宣公三年。
由王孙满的答复，可知“天命”的三项性质如下：
（一）“天命”可知。周朝的“天命”由周成王定鼎时卜知：可传三十世，享国七百年。
（二）“天命”会转移。即所谓“天祚明德，有所底止”（上天保佑有德者，有一定的期限）。“天命”归于某朝之后，不可能永远固定不动。就是对于自己的周朝，王孙满也坦然承认只有七百年“天命”，不会“万寿无疆”的。
（三）“天命”归于“有德”者。“天命”曾依次归于夏、商、周三代，其间转移之机，即在于“有德”还是暴虐无道。
这样的“天命”观念，在《尚书》、《诗经》等中国最古老的经典文献中，被反复阐释说明，从此深入人心，垂两千余年而不变。星占学家的任务，就是要通过天象观测，预见到“天命”的转移。但是他们靠什么能够做到这一点呢？这又由中国星占学的下一个要点来加以保证：
三、“天垂象，见吉凶”
“天垂象，见吉凶”一语，最早见于《易·系辞上》。“见”在这里的音、义皆与“出现”、“显现”中的“现”相同，意指上天向人间显示种种天象，从这些天象中可看出人事的吉凶。
所谓“吉凶”，主要是指人间政治得失的后果——有德则吉，失德则凶。这可以举东汉正统派历史学家班固的论述为例，在谈到日月交食、彗星流星出现，以及行星运动中的顺行、逆行、伏等各种天象时，认为所有这些天象都是：
阴阳之精，其本在地，而上发于天者也。政失于此，则变见于彼，犹景（即影）之象形，响之应声。是以明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