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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宫与28宿-第3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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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阴阳之精,其本在地,而上发于天者也。政失于此,则变见于彼,犹景(即影)之象形,响之应声。是以明君睹之而寤,饬身正事,思其咎谢,则祸除而福至,自然之符也。《汉书·天文志》(班昭、马续定稿)。    
    天体运行有其自身的客观规律,这是现代科学的常识,说天体运行受政治得失的影响,在现代人看来当然毫无道理。不过班固的说法显然是非宿命论的,在古代确实有着相当的进步意义——因为这一理论中,天象变异是后果,而政治得失才是前因;而且天象变异对政治得失的反映之快,如回声反响;反映之准确,如影子之于物体之形。所以贤明的君主一见天象,就立刻省悟这是上天对他政治举措失当所呈现的警告(在中国星占学体系中,绝大部分有星占意义的天象都是凶兆),立刻就整饬身心,修明政治,并且深刻反省,如此则可望转祸为福。类似的论述,在历代官修正史的《天文志》、《天象志》或《五行志》中经常可以见到,例如:    
    《易》曰: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此则观乎天文以示变者也;《尚书》曰:天聪明自我人聪明,此则观乎人文以成化者也。是故政教兆于人理,祥变应乎天文,得失虽微,罔不昭著。《晋书·天文志上》。    
    为政首先要合人“人理”,而在儒家学说中,这个“人理”也就是“天理”,这一点可以由许多著名的儒家格言警句加以证明:    
    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尚书·泰誓上》。    
    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尚书·泰誓中》。    
    天惟时求民主。《尚书·多方》。    
    这个道德至上、赏善罚恶的人格化的天,是尊重人心民意的,是为民作主的。因此它明察秋毫,只要见到人间君王政治举措稍有失当,立刻呈示出明显的天象来加以谴责警告。这种警告,愚人或昏君可能不知不觉,无动于衷,但是在星占学家看来,则无一不是彰明昭著,令人惊心动魄。    
    上天不仅会为人间政治的黑暗或修明而垂象指示吉凶,上天还会为某些英雄人物或悲剧人物(这两者往往合二为一)个人的坚强意志所感动,从而用奇异天象向人间昭示正义与美德。这被唐代大星占学家李淳风称为“精诚所感而上灵悬著”。李淳风:《乙巳占·序》。这种观念在中国古代也源远流长,从荆轲行刺而白虹贯日,到窦娥蒙冤而六月飞雪,都是个人精诚意志感动上天的传说——关汉卿杂剧的全名就叫《感天动地窦娥冤》。    
    四、阴阳和谐与为政之道    
    在中国古代先哲的思维中,有三对概念极为重要:    
    男—女    
    天—地    
    阴—阳    
    这三对概念是平行的,每对的双方,都以相互交合为佳境:    
    男女交合(生殖后代)    
    天地交合(产生万物)    
    阴阳交合(达到和谐之境)    
    因而阴阳和谐是古代中国人极力赞美、追求的理想境界:    
    天地缊,万物化醇;    
    男女构精,万物化生。《易·系辞下》。    
    阴阳和谐的意境与中国古代方术的关系极为广泛,这里不能尽述,仅就与星占学直接有关者言之,则有广、狭二义。    
    就狭义而言,古代中国人认为男女交合是大可赞美、绝对必要之事,如果人世间怨女旷夫不能婚配的情形过于严重,就会破坏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宇宙中的和谐状况,这样就会造成灾害,上天也就要垂象示警了。古代史籍中类似的事例甚多,这里仅举其一,是东汉荀爽对皇帝奏陈“对策”中的说法:    
    臣窃闻后宫采女五六千人,……百姓穷困于外,阴阳隔塞于内,故感动和气(感应冲动了和谐之气),灾异屡臻。臣愚以为,诸非礼聘、未曾幸御者,一皆遣出,使成妃合(让她们嫁人)。一日通怨旷、和阴阳,……此诚国家之弘利,天人之大福也。《后汉书·荀爽传》。    
    皇帝后宫宫女多达五六千人,宫内既有怨女,民间必有旷夫,这就破坏了宇宙间阴阳和谐的境界,上天已为此屡现灾异。皇帝后宫宫女太多,经常是臣子们抨击谴责的题目;世间的水旱灾害、年成欠收,乃至五大行星运行的异常,都被认为是皇帝独占宫女太多的结果。而因为水旱灾害严重,将部分宫女放归民间嫁人的事,在古代也史不绝书。    
    就广义而言,则古人有“为政顺乎四时”之说。汉文帝问宰相陈平,宰相的职责何在,陈平回答的首先是“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史记·陈丞相世家》。所谓“顺四时”,是指将“天”假想为与人一样有喜、怨、哀、乐,而这四种情感又与四季相附会,因而各种政令也应与此相配合而行。汉代那位不太“纯”的大儒董仲舒的说法最为典型:董仲舒:《春秋繁露》卷十一。    
    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春,喜气也,故生;秋,怒气也,故杀;夏,乐气也,故养;冬,哀气也,故藏。……与天同者大治,与天异者大乱,故为人主之道,莫明于在身之与天同者而用之,使喜怒必当义乃出。    
    贤明的君主,喜怒必“当义乃出”,这个“义”的意思是“合于时宜”。天的喜怒哀乐是寒暑四季,人主的喜怒哀乐则表现为生杀藏养的政令——当然是完全理想化的,君主个人的私欲在这里已被彻底排除。四时有不同的合宜政令,如果用错,则上天又要垂象警告,星占学家又有工作要进行了。    
    以上所述,就是中国星占学独特思想理论基础的主要方面。在此基础之上,古代中国人建造起自己的军国星占学体系。这体系千门万户,宏大壮观,但从它的思想理论基础出发,就不难加以理解和把握。


第三部分 中国篇第67节 天区划分

    “天”既是人格化的,会与人事相互感应,垂天象以昭示人事吉凶。但天下之大,东南西北,郡国州县繁多,各地的情况又大不相同,吉凶当然也就不能一概而论。因此“天垂象”之后,究竟能从中看出何处的人事吉凶,必须先确立某种对应法则才行。这种天与地的对应法则,就是分野理论。分野理论是军国星占学中必不可少的成分,在别的古代文明中也曾出现,但中国幅员辽阔,版图万里,严密的分野理论就显得尤为必要了。    
    第一节天区划分    
    古代中国对天区的划分,在星占学中应用的主要是“三垣二十八宿”和“十二次”两套体系,依次分述如下:    
    三垣二十八宿体系    
    所谓“三垣”,指北天球北极星附近的星群(中国——以及世界上所有主要的古代文明——位于北半球,所以古人不知道南天星群)。三垣是:    
    紫微垣    
    太微垣    
    天市垣    
    二十八宿则是沿着黄道—赤道带(究竟当初是以黄道还是赤道为划分基准,迄今尚无定论)分布的星群,它们又被分成东、南、西、北四方四群,而且各有自己的象征神物。以下依次列出,括号中是该宿常用的别名。    
    东方七宿,以苍龙象征之:    
    角    
    亢    
    氐    
    房    
    心    
    尾    
    箕    
    北方七宿,以玄武(龟蛇结合)象征之:    
    斗(南斗)    
    牛(牵牛)    
    女(须女、婺女)    
    虚    
    危    
    室(营室)    
    壁(东壁)    
    西方七宿,以白虎象征之:    
    奎    
    娄    
    胃    
    昴    
    毕    
    觜(觜觿)    
    参(参伐)    
    图29东方苍龙。河南南阳出土东汉画像石中的星象图。左上方为月轮,月中有玉兔和蟾蜍。    
    南方七宿,以朱雀象征之:    
    井(东井)    
    鬼(舆鬼)    
    柳    
    星(七星)    
    张    
    翼    
    轸    
    图30西方白虎。河南南阳出土东汉画像石中的星象图。虎前方有一横一竖三星相联的“星官”,很可能是表示参宿及其辅星“伐”(参宿又名“参伐”)。    
    古代中国天学一直使用赤道坐标系统,二十八宿被用来作为这一坐标系统的表达方式。具体的做法是为每宿选定一颗恒星作为标准是,称为“距星”;“距星”的坐标位置要经过尽可能严密的测定。相当于现代天文学中赤经的那个坐标值,被称为“入宿度”——实际上是该点位置与其所在宿的距星之间的赤经差,但由于距星坐标已知,故与现代的赤经可以等价。相当于现代天文学中赤纬的那个坐标值,被称为“去极度”,即与北天极相距的度数,“去极度”等于赤纬的余角。    
    二十八宿体系有两个特别令人迷惑不解的特点:一是不均匀划分——各宿有宽有窄,而且相差悬殊,最大的达到三十几度(井宿),小的则只有几度(如觜宿、鬼宿)。二是各宿的距星大多是中等偏暗的恒星,几乎没有亮星。古人既已不作均匀划分,沿线不乏亮星可选,为什么要舍亮就暗?各宿宿度如此参差不齐,究竟出于什么考虑?这些疑问,迄今未有令人满意的解答。至于二十八宿体系的起源问题(古代印度、阿拉伯等处也有这样的体系),更是一个使人百试百惑的不解之谜。


第三部分 中国篇第68节 十二次体系

    十二次常用十二地支来表示,但每次又有自己的名称,一并对应列出如下:    
    寿星辰    
    大火卯    
    析木寅    
    星纪丑    
    玄枵子    
    訾亥    
    降娄戌    
    大梁酉    
    实沈申    
    鹑首未    
    鹑火午    
    鹑尾巳    
    十二次是对周天作均匀划分的。这套体系的起源,也尚未完全弄清楚。上述十二个奇怪的名称何所取义,古代星占学文献中虽然偶有论述,但是也不得要领。    
    顺便提起,从16世纪末欧洲耶稣会传教士来华之后,他们在向中国人介绍西方天文学中的黄道十二宫时,借用了十二次的名称来作十二宫的宫名,对应如下:    
    寿星天秤    
    大火天蝎    
    析木人马    
    星纪摩羯    
    玄枵宝瓶    
    訾双鱼    
    降娄白羊    
    大梁金牛    
    实沈双子    
    鹑首巨蟹    
    鹑火狮子    
    鹑尾室女    
    在明清之际的中文天文历法书籍(来华耶稣会士和中国学者都撰写过不少种)中,广泛使用着这套黄道十二宫的中文名称。耶稣会士对黄道十二宫的这套译法,未免有刻意仿古的做作之嫌——西方的黄道十二宫至迟在6、7世纪之交就随着佛经传入中国,早有中文意译的译名,与我们现代使用的译名非常相近;耶稣会士即使未读佛经(他们将佛教斥为“偶像崇拜”的异教,攻击甚力),至少也可以意译。然而他们也可能竟有“歪打正着”之幸,因为按照一些现代学者的意见,十二次就巴比伦黄道十二宫在上古时代传入中国的产物,比如郭沫若就有这种看法。见郭沫若的长文《释支干》。我认为此文至今仍是对研究中国天文学史极富启发意义的文献,然而却很少被人注意。对此文要点的概述可见《天学真原》,第302~304页。


第三部分 中国篇第69节 天地对应

    天空划分既定,就可以将天区与地上各区域进行对应。中国古有“九州”之说,天地对应思想的发端,也与此说有关。按照《周礼》所述,古有“保章氏”这一职官——正是古代的一种星占官员,他的职掌是:    
    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变化,以观天下之迁,辨其吉凶。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观妖祥。《周礼·春官宗伯》。    
    这已经明确道出了分野理论的基本原则(“所封封域,皆有分星”,即每个地区都有自己对应的星)。不过九州如何与星群具体对应,史无明文,因为据现今所知道的史料,二十八宿及十二次两套体系的出现和定型,似都在九州之说问世以后。在《史记·天官书》中,可以见到一种早期的分野系统,列出如下(其中左栏为地区,右栏为二十八宿中各个与左列地区对应的宿):    
    兖州角、亢、氐    
    豫州房、心    
    幽州尾、箕    
    江、湖斗    
    扬州牵牛、婺女    
    青州虚、危    
    并州营室、东壁    
    徐州奎、娄、胃    
    冀州昴、毕    
    益州觜觿、参    
    雍州东井、舆鬼    
    三河柳、七星、张    
    荆州翼、轸    
    注意上面这个系统中有十三行,这看来是一个明显的早期痕迹。在后来的分野方案中,十二州、十二次与二十八宿都有了固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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