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洞烛机先，几次使那位钦使转祸为福，在仕途上一帆风顺。
第三部分 中国篇第72节 中国人的恒星世界
凡天文在图籍昭昭可知者，经星常宿中外官凡百一十八名，积极七百八十三星，皆有州国官宫物类之象。
——班固《汉书·天文志》。
故曰天者北辰星，
合元垂燿建帝形，
运机授度张百精。
——司马彪《后汉书·天文志上》。
中国人的恒星世界
一、星官
要作星占就先要观天，要观天就要对天区和天体进行指称，这才能表达所见的天象。恒星构成了其他一切天象的背景，因此必须先对恒星作命名和区分，这在中外星占学中都无例外。中国人的作法是将若干颗相近的恒星用想像联系在一起，组成“星宫”。
图32“星官”的形象。北京隆福寺明绘古星图，所绘星象的年代可能在公元9世纪中叶。“星官”都用线条连接构成。
很多人想当然地将中国古代的“星官”与西方的“星座”视为性质相同之物，以为两者只是名称和划分有所不同而已。这其实是很大的误解。中国的“星官”与西方的“星座”是两种不同的概念。“星官”只是对一组恒星的称呼，而不是对一片天区的称呼；西方的“星座”（constellation）则是指一片天区，有着明确的边界。因为概念不同，两者的用法也就有明显的区别。比如西方人可以说：第谷超新星“出现在仙后座”，或者大彗星“进入白羊宫”；而中国古代同样是记录超新星的出现，则说：“客星（公元1054年的超新星）出天关之东南，可数寸”，或者“客星晨出东方，守天关”。这里“天关”是一个星官的名字，所以只能说超新星出现在它东南方，或是停留在它附近（“守”）。总之，“星官”绝不意味着一片划定了边界的天区。许多情况下，一个“星官”只有一颗恒星（这应视为一组的特例），“天关”就是如此。
星官的组建和命名，早在先秦时代就已开始。现今传世的关于古代星官的系统记载，年代确切可考的以《史记·天官书》为最早。其中记载了92个“星官”，共500余颗恒星。这92“星官”又被分为东、西、南、北、中五个“宫”。这里的“宫”仍不可与西方的星座或黄道十二宫等量齐观——这五个“宫”仍没有明确边界，故只能视为“星官群”。后来出现的“三垣二十八宿”，每宿也是“星官”；只有作为坐标系使用时，“宿”才是有边界的——经度上的边界就是该宿的“宿度”，纬度上则从北天极到南天极共180°，构成28个宽窄相差悬殊的瓜皮状条带。至于“三垣”，从来没有明确的边界；在理论上，它们是与作为坐标系的二十八宿重叠的，因为28个瓜皮状条带已经覆盖了全部天球。
二、星经
各“星官”及恒星的名称和位置，记载在古代的“星经”中。所谓“星经”，就是古代的星占学秘籍，这在古代是非同小可之物，天人之际的大奥秘，正在其中。“星经”的主要内容是对恒星位置的记述和关于这些恒星的星占占辞。
说到“星经”，不少人或许会想起“甘石星经”的名称。相传战国时楚国人甘德著有《天文星占》八卷，魏国人石申（又名石申夫）著有《天文》八卷；这两种书在唐代以前一直流传，但唐代以后就佚失了。现今在明朝人刊行的《汉魏丛书》之类的丛书中，可以见到一种《星经》，题作“汉甘公、石申著”，学者们认为这是唐代以后的伪作。
要说汉代的“星经”，真实可靠的倒是有一部流传至今——就是司马迁的《史记·天官书》。其中关于恒星的部分正是最典型的“星经”。不过《史记·天官书》还包括了行星、云气等方面的内容，是一部全面的星占学文献。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其中还有此前星占学历史的重要记载。
古代星占学家师徒授受，代代相传，也有门派之分。现在所知，古代最有名的是甘德、石申、巫咸三派。其中甘、石实有其人，生活在战国末年到秦汉之际；巫咸是古代半传说半神话的人物，那派星占学只是托附他的名义而已。关于甘德、石申二人的年代及活动，以及巫咸神话的解读，见《天学真原》，第77～88页。这三大门派的繁盛时期，大体在战国秦汉之际，此后渐渐不显。要不是到了明朝发生一件完全意外的奇巧之事，这方面的一些历史线索可能直至今日也难以真相大白。
明朝万历四十五年（公元1617年），有个士人程明善，自号“挹玄道人”，平素喜欢读些星象历法之类的书，又喜佞佛；这年他布施钱财，为一尊古佛重新装金，不料竟在古佛腹中发现了一部卷帙浩繁的古代星占学奇书——久已失传的《开元占经》。对于此书的真实性，学者们没有怀疑，因为历史上有多方面的确切记载。《开元占经》由仕于唐朝的印度人瞿昙悉达（定居长安好几代，早已华化）奉唐玄宗之命于公元718年（开元六年）编成。由于瞿昙悉达是唐朝皇家天文机构的首脑，能够看到许多皇家珍藏的秘籍，所以《开元占经》中保存了大量今已失传的星占学文献章节。
《开元占经》中用去整整六卷的篇幅，记述古代三大门派的“星经”内容，它们依次被称为：
“石氏中官”，“石氏外官”；
“甘氏中官”，“甘氏外官”；
“巫咸中外官”。
这三大门派所占的星和“星官”，再加上二十八宿等，《开元占经》集此前各家“星经”之大成，共有如下恒星资料：
石氏：92官，632星；甘氏：118官，506星；巫咸氏：44官，144星；二十八宿及辅官：28官，182星；不属任何一家者：1官，1星；总计：283官，1465星。三大星占门派的存在，很可能与战国时代各大国互争雄长的文化背景有关。而随着秦汉大一统帝国的建立，文化上的统一感使人们觉得有必要将三大门派的“星经”融合统一起来。这项工作到了西晋初年晋武帝时，由先前仕于东吴后来归晋出任太史令的星占学家陈卓完成：
武帝时，太史令陈卓总甘、石、巫咸三家所著星图，大凡二百八十三官，一千四百六十四星，以为定纪。《晋书·天文志上》。
上述这段记载与《开元占经》中的恒星资料相比，“星官”数相同（283），星数只少一颗——当是未将不属三大门派的独立一星计入之故（即由一颗星组成的“神宫”一官）。
三、星图
到刘宋时，太史令钱乐之又在陈卓汇总工作的基础上，铸造了一架“浑天铜仪”——相当于现代的天球仪。钱乐之在铜仪上用三种不同颜色表示三大门派的星：
图33敦煌星图S3326。此处所示为该星图末尾部分。该星图约绘于公元8世纪。
石氏：黑色
甘氏：红色
巫咸氏：白色
到了唐代星图上，巫咸氏的星改用黄色标出。这个转变不难理解：钱乐之的三色是标在铜仪上的，白色不会与铜的颜色混淆；但后来要在纸或绢、帛上绘制星图，白色就不能用了，所以改为黄色。
现今存世的唐代星图，保存在敦煌卷子之中。原件现藏伦敦大英博物馆，编号为S3326（英人斯坦因A。Stein收集的卷子之号）。图中将黄道—赤道带上的星群按十二次分为十二段画出，十二次的起止度数，与《晋书·天文志上》所记载陈卓审定的度数完全一样。每段星图旁都附有说明文字，而这些文字竟又与《开元占经》卷六十四所载的“分野略例”完全相同。至于北极附近的星群，图中另绘一幅圆形星图来表示。
关于星图中用三色表示三大门派之星的问题，情况比较复杂。因为有的用三色，有的用两色（将石氏与巫咸氏之星合并），而且哪一派之星用哪一色，各星图也不尽一致。为此我将这方面总共七项有关史料编成一览，表示如上表：星图三派三色一览
三派序号甘氏石氏巫咸氏1红黑白2黑红黄3黑红黄4黑红红5黑红黄6黑红黄7红黑黄上表七项史料中，两项为史籍记载，五项为现存实物。依次开列如下：
1《隋书·天文志上》所记钱乐之造“浑天铜仪”。
2敦煌卷子S3326。现藏伦敦。
3敦煌卷子P2512。现藏巴黎。
4敦煌卷子，敦煌县博物馆藏品58号。
5苏颂《新仪象法要》卷中。
6《格子月进图》。现藏日本。
7叶绍翁《四朝闻见录》甲集“词学”条记徐子仪考试事。
四、星名
中国古代的恒星命名系统有着强烈的特色——几乎将人间万物和社会组织全部照搬到天上。下面以《开元占经》所载甘氏、石氏、巫咸氏三大门派的星官为准，《开元占经》卷六十五至七十。并加以分类，列出这些星官的名称一览：
（一）国名：
齐赵郑越周秦代晋韩魏楚燕
（二）帝王贵族及有关者：
帝座侯五诸侯五帝内座
四帝座天皇大帝太子诸王
内五诸侯女御宗人帝席
（三）文武职官：
宦者宗正天将军郎将骑官四辅柱下史
女史尚书三公谒者三公内座九卿内座
从官幸臣骑阵将军土司空土公吏大理
天相虎贲相车骑
（四）机构设施及建筑：
房营室东壁东井神宫天市军井阁道
附路天关南北河戍屏三台天牢库楼
南门羽林垒壁阵天仓天囷天廪天苑
玉井厕军市天理内厨内阶天厨传舍
车府市楼亢池渐台辇道天田天门
平道明堂灵台军南门天潢盖屋天街
天溷外屏天庾天园天庙长垣阳门
天社军门列肆车肆屠肆天垒城天厩器府
（五）日用器物：
角箕南斗毕轸大角女床贯索河鼓
旗瓠瓜天船五车积薪败臼参旗弧
华盖北斗天床内杵臼河鼓左旗斛
周鼎酒旗天罇座旗砺石阵车糠铁
刍藁天节九游东瓯天辐钩天桴天籥
虚梁天钱天纲玄戈天枪天棓六甲
天弁策扶筐
（六）动植物与山川：
牵牛柳梗河天江天津螣蛇龟鱼
鳖野鸡狼天鸡天乳尾八谷天阿
青丘狗狗国天狗翼积水咸池天渊
稷阙邱天柱
（七）人物：
女织女王良造父传说老人
人农丈人丈人子孙奚仲
（八）神怪：
鬼轩辕文昌天一太一司令
司禄司危司非司怪八魁离珠
（九）杂类：
卷舌积尸屎哭泣
这种将人间万物和社会组织全数照搬到天上的星官命名系统，显然是天人合一、天人感应观念的又一表现方式，正如张衡所说：
星也者，体生于地，精成于天，……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在人象事，于是备矣。……庶物蠢蠢，咸得系命。张衡：《灵宪》残篇。
这种星官命名系统在古代中国一直沿用了约两千年（看来至迟在战国秦汉之际已经大体完备），直到清朝灭亡为止。
第三部分 中国篇第73节 恒星的占象与占辞
恒星，顾名思义，是“恒定不变”的星。事实上，恒星在正常情况下，它们的颜色与亮度在很长的时间尺度内不会有变化（只有变星以及新星和超新星爆发时才例外）；恒星在天空中的相对位置，虽然存在着规律性的缓慢移动——即恒星的“自行”（proper motion）但古代中国人并未发现这一移动；以前曾有“唐代一行（张遂）发现恒星自行”之说，但席泽宗等人的研究已予以否定。至于岁差运动，虽然中国人已在公元4世纪发现，但这种运动基本上只是引起恒星坐标的规律性变化。因此，就古代中国星占学家所能了解的事实而言，恒星的颜色、亮度、相对位置等，应该都是恒定不变的。然而在中国星占学文献中，恒星却被认为是经常发生各种变化的活物。常见的施占天象有：
恒星明、暗；
恒星变色；
恒星“芒”、“角”、“动摇”。
上面这些占象实际上是不可能发生的。但是古代星占学家却深信这些占象时常交替出现——若非如此，天人将如何感应、上天又如何对人间事务表示其谴责、警告、嘉许和预示呢？
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相信，这些占象也确实是古人所“见”，因为大气层的扰动，有时确实能造成上面那些视觉现象，而古人不明这是大气的作用，故尔一直笃信有意志、有情感的上天在根据人事的吉凶善恶改变着恒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