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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代大儒 编者:舒大刚-第10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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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虽不肖,愿自附于前修,成之者在阁下。

    吴澄虽然一再陈情推却,但迫于地方官吏三番五次催促,只得亲自去京城向皇帝谢辞。等他抵达京都,已经有人先代其任,此事方才作罢。时值大德六年(1302)十月,吴澄本想立即动身返回故里,但河冻冰封,归路难行,于是暂且滞留京都,再作打算。门人元明善朝夕侍奉吴澄,甚为勤谨。而朝中士大夫纷纷前来问学,吴澄一一为他们解惑释疑。

    大德七年《1303)春天,吴澄治装南归。御史中丞董士选抗章论奏朝廷有失待士之礼。他说:

    应奉翰林文字吴澄,天禀高特,道业安成,不求用于时,隐居五十余载。至元间遣使求贤,同至者俱为按察,本官力以母老辞还。大德五年,举本官有道之士,都省奏克前职,咨行省特遣之任,未至而吏部作不赴任阙。顷于本官无所加损,似失朝廷崇儒重道之意。

    尽管言辞恳切,朝廷却一时置若罔闻。吴澄于五月到达扬州江北,淮东道肃政廉访使赵完泽以天气暑热为由,强行挽留吴澄暂居郡学,当时有中山王(王介)、河南张恒等学者登门受业。张恒等人就《孝经》若干疑难问题虚心请教,吴澄逐一进行解说,使之恍然大悟,获益非浅。其后,淮东宣抚使沙卜珠(王介)、工部侍郎贾钧、湖广廉访使卢挚、淮东金事赵瑛、南台御史詹士龙以及元明善等达官名流,也纷纷具疏致币,亲率子弟赶到扬州,请谒吴澄拜师求学。

    大德八年(13。4)十月,吴澄回到崇仁故里。这时,朝廷有旨传来,授他为将仕郎、江西等处儒学副提举。次年,吴澄校定邵子(雍)之书,编次其目为(一)《皇极经世》12卷,为书62篇;附录《观物外篇》两篇;(二)《渔樵问答》1卷,为书22章,附录遗文6篇;(三)《伊川击壤集》20卷,为诗1498首,附录集外诗13首以及《后序》1卷。吴澄天资高明,早年已能领悟《易经》奥秘,所以对邵子之书考校详实,编订精审,有功于邵子之学可谓大也。与此同时,吴澄还精心校订了郭璞《葬书》等古籍。

    吴澄不愿出仕,迟迟未去上官。大德十年(1306),他决定漫游南岳衡山,四月到达袁州(治所在今江西宜春县)。江西儒学提举郑陶孙闻知此事,立即派人致书,追请吴澄赴任。十月,吴澄被迫到官就任。次年正月,他突然染病,二月便告请到富州(治所在今江西丰城县)就医。在疗养期间,吴澄又精心校订了一《老子》、《庄子》以及扬雄《太玄》诸书,还与门人论及诸书之本旨,并辨正讹伪,而后著论立说。

    元武宗至大元年(1308),新天子即位,广求人才,诏授吴澄为从侍郎、国子监丞,并移命江西行省敦促赴官。次年六月,吴澄就任国子监丞,六馆翕然归向。最初,元世祖命北方名儒许衡出任国子监祭酒,开始以朱熹理学教授弟子。许衡告老以后,继之者多是他的门人,还能烙守师法。但时间既久,师传渐失,学者散漫无归。而今吴澄一到,决心整治颓风,使诸生为学知其趋向。他每天拂晓便举烛堂上,让诸生依次受业,并各持所疑以质问。直至傍晚,他才退归寓舍稍事休息,而诸生往往执经以从,随时请教。吴澄根据清生才质之高下、识见之深浅而分别给予指导,使他们都能“刻意研穷,以究乎精微之蕴;反身克治,以践乎进修之实。”吴澄就这样谆谆教诲,循循善诱,朝夕讲论,寒暑不废,从而赢得了六馆请生的衷心爱戴。他本来不愿出仕,但而今官授师儒,每日面对莘莘学子,确实也感到了为人师表、哺育英才的莫大快乐。

    至大四年(1311)三月,元仁宗即位,罢尚书省。吴澄被改授文林郎,升国子监司业。原侍御史刘赓拜集贤学士兼国子监祭酒,他召集六馆请生,反复告诫大家说:“朝廷徒以吾旧人,故自台臣来领学事,主工作,新斯文之意甚重,吾岂敢当!司业大儒,吾犹有所质问,时不可失,师不易得,诸生其勉之!”

    吴澄在国子监克尽职守,不负众望。他采用宋代程颢《学校奏疏》、胡安国《大学教法》以及朱熹《贡举私议》三者,加以斟酌取舍,专门制订了四条教法:一曰经学,讲授内容有《易》、《书》、《诗》、《仪礼》、《周礼》、《大戴礼记》,再附加《春秋》三传,要求诸生各专一经,并须熟读经文,旁通小学,融会诸家讲说义理;二曰行实,教育诸生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尊敬长辈,和睦宗亲,厚待朋友,同情他人;三曰文艺,指导诸生学习古文和诗赋,要求人人能够写诗作文;四曰治事,为诸生讲授有关选举、食货、礼仪、乐律、算法、吏文、星历、水利等方面的知识,对他们加强能力培养。吴澄还未及施行这些教法,却被同僚所嫉恨,于是产生了辞官退隐的想法。

    元仁宗皇庆元年(1312)正月,吴澄告病辞归。他登舟赋诗,留别各位僚友,众人无不唏嘘感慨。监学官当即命令属吏及诸生数十人追至通州河上,再三恳留,吴澄执意不从。朝廷也专门遣使追留,终究未果。其时,六馆诸生怅怅然如失父母一般,竟有未经合清而追随吴澄南行者数人,从学几年后北归,全都中选高科,成为儒学名士。

                            七、穷究“五经”

    吴澄到了晚年,更加专心致志,穷究“五经”。在总结数十年治经成果的基础上,着力撰写了《五经纂言》,完成了经学史上的一大壮举,实现了他终生研究经学的宏愿。

    元仁宗延祐三年(1316),吴澄漫游宜黄(今江西宜黄县),入山留居五峰僧舍,历时六月有余,修成《易纂言》。五年(1318)春,吴澄除集贤直学士,特升奉议大夫,朝廷当即委派集贤修撰虞集奉诏前往江西迎致。吴澄应召,于五月启程,八月到达仪真(今江苏仪征县),突然疾病发作,不能前行,只得暂时滞留淮南。十一月寓居建康(今江苏南昌市),修成《书纂言》以后返家。

    元英宗至三年(1323),朝中元老大臣一致举荐吴澄为当代天下儒士之冠,故有旨超授翰林学士、知制诰同修国史,进阶太中大夫,并委派直省合人刘布囗齐奉敕前去聘召。舍人到了崇仁,代皇帝向吴澄殷勤致意,还说:“皇上固知先生年事已高,所以来召者,必欲见先生,宜毋以此为辞!”吴澄拜命即行,于五月抵达京师,六月入翰林院就任。七月,诏令吴澄撰写《金书佛经序》,以资皇室追荐冥福之用。他颇有异议,后因皇帝驾崩而止。

    泰定元年(1324)二月,朝廷采纳江浙行省左丞赵简的建议,大开经筵进讲。中书平章政事张珪主持讲席,分派吴澄担任经学讲官。三月,吴澄为泰定帝讲述《中庸》“舜其大孝”章以及《资治通鉴》数条。由于他进讲时言温气和,经旨敷畅,颇得古人劝讲之体,因此使皇上听后甚为满意。七月,吴澄奉诏纂修《英宗实录》。次年十二月,纂修事毕,吴澄又告病还乡。

    泰定三年(1326)。张挂上疏皇帝,恳请起用吴澄。他说。

    翰林学士吴澄,心正而量远,气充而神和,博考于事物之赜而达乎圣贤之蕴,致察于践履之微而极乎神化之妙,正学真传,深造自得,实与末俗盗名欺世者霄壤不同。粤自布衣,一再收召,超擢学士,有识君子不以为过。前当讲明创切,温润完厚,康健聪明,经学之师,当代寡二。虽蒙恩赐存抚,为礼甚优,然合召还,资其学问,良非小补。

    于是,泰定帝下诏加授吴澄为资善大夫,仍任翰林学士,知制诰同修国史,但吴澄终究称病未赴。

    吴澄闲居故里,依然一如既往地精心研究“五经”,继《易纂言》、《书纂言》之后,他又陆续修成了《诗纂言》、《春秋纂言》、《礼记纂言》、《易纂言外翼》等书。元顺帝元统元年(1333)六月,吴澄不幸感冒得疾,家人延医诊治无效,历时数日竟与世长辞。噩耗传至朝廷,有旨加赠资德大夫、江西等处行中书省左丞上护军,追封临川郡公,谥曰文正。

    吴澄终生治经,孜孜不倦,从年轻时校订“五经”,到中年又“采拾群言”,“以己意论断”,再“条加记叙”,并努力探索朱熹研究五经“未尽之意”,直至晚年方才修成《五经纂言》。除了《诗纂言》而外,其余《易纂言》、《书纂言》、《礼记纂言)、《春秋纂言》四种以及《易纂言外翼》、《仪礼逸经传》、《孝经定本》、《道德真经注》等书,均为《四库全书》所著录。黄宗羲季子黄百家在《宋元学案·草庐学案》中评赞曰:“朱子门人多习成说,深通经术者甚少。草庐《五经纂言》,有功经术,接武建阳(朱熹),非北溪(陈淳,朱熹“高弟”之一)诸人可及也。”

    的确如此,吴澄撰修《五经纂言》,在编次整理经文的同时,还特别对其内容从义理方面加以疏解,深入探讨其微言大义,发明张大朱熹之说。他摆脱了汉唐局限于文字训诂的治经方法,在五经研究上完成了由汉、唐的典制训诂转入宋元的义理疏注这一发展过程。毋庸置疑,这确是“朱子门人所不及”的经学成就。即使在元代,研究五经者虽然不乏其人,但唯有吴澄的成就最为显著。

                              八、草庐学说

    吴澄与许衡同为元代名儒,当时号称“北有许衡,南有吴澄”。许衡主要是承传程、朱之学,而吴澄则主要是折衷朱、陆之学。《宋元学案·草庐学案》将吴澄列为“朱熹四传”、“象山私淑”。全祖望说:“草庐出于双峰(饶鲁),固朱学也,其后亦兼主陆学”;“然草庐之著书,则终近乎朱”。(《宋元学案》卷92)吴澄,就其师授而言,当是朱学人物,所著《五经纂言》,也是“接武建阳(朱熹)”;但从其论学实际来看,吴澄又是元代“和会朱陆”的突出人物。对于朱、陆之学,他既看到了其相同的一面,也看到了其相异的一面,他企图解决朱、陆之间的矛盾,进而和会朱、陆。在理学上,吴澄确实谈了不少朱学的内容;但对于朱、陆的分歧,他又基本否定了朱熹的“道问学”论,而接受了陆学的本心论,提倡读书问学当以陆象山的“尊德性”为本,这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朱熹哲学方法与体系的矛盾。因此,草庐学说是折衷朱、陆的产物。

    以下分别从道统论、天道观、心性说三个主要的方面,对吴澄的理学思想进行简要的论析。

    道统论儒家道统说,始于唐代古文家韩愈。韩愈为了辟佛反老,特提出儒家圣人传道的道统。此说一倡,遂为后世儒家所祖述,道统也就成了儒学名流自谓得孔门心传、以抬高自己身价的工具。程颐、朱熹、陆九渊等人就是如此,吴澄则更有甚之。他19岁作《道统图》,便慨然以接武朱熹继承道统自任。对于道统,吴澄曾有这样的论述:

    道之大原出于天,神圣继之。尧舜而上,道之元也;尧舜而下,其亨也;诛泅邹鲁,其利也;镰洛关闽,其贞也。分而言之,上古则羲皇其元,尧舜其亨,禹汤其利,文武周公其贞乎!中古之统,仲尼其元,颜曾其亨,子思其利,孟子其贞呼!近古之统,周子其元,程张其亨也,朱子其利也。孰为今日之贞乎?未之有也,然则可以终无所归哉?(《元史·吴澄传》)

    从这段文字中,充分体现出吴澄道统论的几个主要观点:

    其一,以天为道统之原。韩愈的道统始于尧舜,而吴澄则借用董仲舒“道之大原出于天”之说,视天为道统之原,尧舜继之。这显然反映了宋以来儒家的宇宙本体观念。

    其二,高度重视宋代理学。吴澄根据《周易》的元、亨、利、贞排列,把道统的发展过程分为上古、中古。近古三个历史阶段,每一阶段又分为元、亨、利、贞四个小段;而特别把两宋理学排在儒学发展的“近古”阶段,亦即最后阶段,处于终结之“贞”的最高位置。这表明吴澄对于两宋理学的极端重视。

    其三,一自我标榜为朱子传人。吴澄在《道统图》中,将近古理学阶段从周敦颐发展到朱熹,按序排列为元、亨、利,而处于终结的“贞”却有意留下一个空缺。显然,吴澄的本心是想以“贞”自任,从而跻身于宋儒诸子之列,成为朱熹之后道统的继承人。

    天道观探讨太极、理、气的内涵及其相互关系,是理学的基本内容。吴澄的天道思想,主要包括自然观、太极与理气论。

    关于天、地、日、月和人、物的形成,吴澄认为皆本于“一气”。他曾经说过:

    天地之初,混沌洪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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